不知不觉在大陆老家已经呆了一个月。今年7月，中国颁布了新《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其中规定“不经常回家看父母就是违法”。我正是慑于法律威严，赶紧启程返国，哪知真把这个紧箍咒当回事的没几个。不过，回乡的感觉还真是年年不同，以往都是感受亲情、重温友情、体味乡情，后来因经济起飞大国崛起受到教育，如今因巨大反差导致心情饱受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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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国那会儿，机关事业单位每月工资才2000多人民币，全年总共收入大约3万人民币，我到海外打的第一份工，月薪折合人民币1万多，觉得心里美滋滋的。十年过去了，咱这头的工资水准基本原地踏步，但大陆那边机关事业单位的薪水却翻了差不多2倍，不少有点实权的每年的毛收入都在2万加元上下，一般科级、处级干部每月的汽油费补贴就有500加元，这些让广大海外灰领移民朋友听得脸上火辣辣的。虽说大陆的物价有涨幅，但考虑汇率后细细一算，很多人都大受刺激，移民还真把自己一下子移成了“贫下中农”了。
最受不了的就是过去眼里那些歪瓜劣枣式的人物，如今不是做了“副处级”官员就是开着大奔经常更换干女儿的款爷。他们的一举手一投足一闲侃，常带着一种霸气并伴随着对西方发达国家的讥讽，这对每个回乡的人是一种很大的心理打击。当他们回忆起当年“走麦城”的经历时，那种小人得志的神情，简直就是在给海外归来者开“现场批判会”。末了，他们还会笑容可掬地拍着你的肩膀，说上几句诸如“你要不出国会比我混得更好”之类酸死人的废话，搞得你血压和心跳立马出现不正常。
我出生的那座城市是一座有2500年历史的古城，但历届政府遵循的就是城市“因变而美”的理念，每一任市长最感兴趣的就是改造旧城，古城的风貌和江南水乡的韵味伴随着连续近20年的过度拆迁已经荡然无存。整个城市基本上已经被上千座数十层的楼堂馆所插满了，连炸油条做烧饼的老板都干起了房地产。你已经无法再从连片的古巷和老宅中，去寻找孩提时代的记忆，那份失落感让人心灰意冷，内心充满莫名的惆怅和悲凉。
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攀比成为一种文化，假如一段时间后你不买新车、不升新官、不购新房、不换新女友，简直就觉得生活失去了方向。这是个连瞎子也玩噼腿的年代，你稍稍不留神，就可能被淘汰掉，因此每个人的神经都绷得紧紧的。那种节奏、那种动感，和跳迪斯科是一样的。咱也上了点年纪，哪里消受得起？
当地的党报最有趣，每周加起来出版的页码不会超过五十页，其中有一大半的内容是外包的广告和转载的新华社的消息，按照温哥华华文报纸的格局，撑死了十来个人足矣，可据说人员总数居然达到近200人，而且天天还在闹着“稿荒”。官媒似乎成了一块改革的禁区，除了独享话语权，还时时泛着计划经济年代的恶臭，让人看来如同小脚老太穿着三点式泳装那样滑稽和可乐。
几天前参加了一场中学同学孩子在当地一家高级会所举办婚宴，那真是大开眼界啊。席开近五十桌，酒席饭菜需要5000元人民币上下，还要加上五粮液等烟酒开支，另外还人手一包中华牌香烟，如果再加上购新房、买汽车、购家具，外加给新娘的见面费、改口费、首饰费等，这结个婚最后的总账可真是天文数字啊。幸亏我生的是女儿，不然我是做牛做马也抵挡不住啊。有老同学提醒我，现在女儿出嫁也有讲究，彩礼没有几十万也过不了门。我心一凉转而又一松，辛苦我移民国外了，否则两个女儿今后的嫁妆开支，非得把我的精神彻底摧毁。
每次回乡和几十年不见的老友相聚，总爱问问一些旧识的情况，过去总是能捕获一些开心的事情，比如张三提拔了、李四享受副局级了、王二发大财了。这次回去听到的几乎都是以“健康报告”为主：张三去世两年了、李四得了癌症了、王二半身不遂了。人到中年、百病来袭、防不胜防啊。前几天，和青年时代从事共团工作目前在一所学院做副教授的老朋友合了张影，回家翻出我们两个人三十年前在同一地点相同姿势的照片，不禁感慨万千。发觉自己背也躬了、肉也松了、眼也眯缝了。我的朋友头也秃了、脸也黄了，微笑也勉强了。再看看当年照片上的我们，那是八十年代青年人独有的笑容。哦，我那永远不再回来的青葱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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