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质与制度

昨晚与几个在英国待了很多年的中国人闲聊。

我的房东夫妇来自东北小城镇，前些年想尽办法搞到工签，现在双双在中餐馆工作。两口子为人非常朴实，房东大姐说道：“我们这样的在国内干什么就不行啊，来这边累点，英语也不好，不过生活是好多了。”

大姐给我们绘声绘色描述了上次她被鱼刺卡了后如何体验了英国NHS的豪华服务，大家都开心的大笑。

房东大哥接着说：“英国这边福利好，所以英国人都不攒钱，口袋里有点钱不花掉，就难受。”

大姐笑着说：“是，前一阵我们买这房子，我去银行串钱。结果把银行那些人看傻了，都瞪大了眼，‘你怎么有这么多的钱，so much so much。”

大哥说：“中国人会攒钱，在这还是不错的，一般不给政府惹麻烦。”

大姐说：“我们英语不好，就怕惹麻烦，说不清。让我们干嘛就干嘛，你看这冰箱的发票，让我们买保险我们就买呗。”

大哥说：“这买保险挺麻烦的，但是不像国内那些保险，买了后就不知道上哪理赔了。”

旁边一位中国女学生说道：“这边保险挺有意思的，我一个同学在这买了个iphone4s，回国后他给卖了。然后回英国后他跟保险公司说丢了，结果保险公司又赔他一个。”

大哥一听：“这种事多了去了。有个中国留学生，信用卡透支了7000多镑，跑回国就不回来了。”

女生说：“是，我知道有的人快走的时候办了一堆卡，然后买了好多好东西带回去，也就不还了。”

大哥说道：“那他们就别想回来了。这边还有一些中国人啥活也不干，明明很有钱，还在吃福利。”

我说：“他们这种制度有很多空子可以钻的，我来的第一个礼拜是从网上找的房子，在学校里面，说好160镑住一周，结果住了一个礼拜，我都搬出来了，没人找我要钱。最后我自己找了好几个地方才把这个钱给付掉。”

大哥笑：“你素质比较高。”

我素质高吗？我想起了2010年秋天，在北大师生缘咖啡厅中的一段对话。

伟杰刚从美国交流回来，他、我还有导师，三个人在师生缘聊天。

伟杰感叹道：“美国人的制度太多空子可以钻了，blabla...美国人确实素质高些。”

我的导师是一位坚定的制度主义者。她摇摇头：“这个不是素质的问题，人家的制度健全，平时你感觉不到，等你真犯了事你就知道了。”

伟杰一脸狐疑，但他向来对师长很有礼貌，所以嘴里的话欲言又止。

我接过话茬：“这个也很难说。我听说有一些中国留学生，从欧洲回国前从银行借了一大笔钱，或者是刷卡买了好多东西，偷偷就溜回来了。”

伟杰说：“是啊，这种事还挺多的。”

导师想了想，说：“恩，这是特例吧。”

伟杰和我都没有说话。

是特例吗？当时在师生缘的我，想起了2004年，在公司办公室里的一段对话。

我的一个女同事去美国出差，回国第一天上班跟同事聊天：“那里制度真好，我到那第一天去沃尔玛买了辆自行车，骑了一个月给退了。”

同事们纷纷恭维：“你真行。”

经常说话不给人面子的我插话进来：“人家的制度之所以能够存在，就是因为没有你们这种人。”

同事们哈哈大笑，那位女同事有点下不来台：“你又唱高调。”

我是在唱高调吗？当时在办公室的我，想起了2003年，我自己第一次到美国时的事情。

当时负责接待我的，是一个香港裔的项目经理。看得出来，他对大陆男人比较有成见，而我又不太合群，导致他对我态度不太好。一天晚上，项目小组的一些人一起去意大利餐厅吃饭，美国的Rose大姐叮嘱我：“你第一次来，tip的事情你明白吧？”我说明白。

吃完结账，waiter把每个人的账单本拿过来，各自买单。买单的过程中，那位香港裔美国人不时把目光扫向我，我心里知道，他肯定怕我不付小费。其实我都准备好了，还特地多给了一些，我把钱夹进去，直接递回给waiter。其他人结完账后都把账单本放在桌上，此时香港人突然一惊，把手指指向我：“你的账单呢？！”我说“我给过了”，这话带给他一脸的不满，带给我一心的苦涩。

过了几天项目结束，我和另一个项目的某中国男同事一起出发回国。在亚特兰大转机时，我们空出一个下午的空闲，在市里转一转。傍晚时分，我和他到饭店吃饭，结账时我拿出钱包，他说：“你别付现金啊。”我一愣：“怎么？”“刷卡刷卡！”

我们俩刷完卡出来，他拿着收条，笑着对我说：“你看，刷卡就不用给小费了吧。”“噢”，他的这句话，把前几天那个手指指着我的香港人的形象，又带回我面前。

回到2004年的办公室，我望着笑嘻嘻的同事们，问自己：“我是在唱高调吗？到底是我古怪，还是我来错了地方？”

6年后在2010年的师生缘，望着伟杰带着怀疑，欲言又止的神情，我端起茶壶，给他和导师的杯子加满了水。

3年后的昨晚，我对房东大哥说：“我觉得您两口子的素质是最高的，但只有人家英国的制度才适合你们。你那屋不是上不了网吗？走，我给你看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