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同班同学的不同命运
同学，这是一个不论何时叫起来都很亲切的名称。
我有小学、中学和大学的同学。小学同学后来基本没有交集，大学的同学分散在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有联系的只是个别人。中学同学不一样，除了出国的，基本都在北京，不说出人头地，也都混的不差。重要的是大家广泛联系，经常聚会，还有相当一部分同学是闺蜜和好朋友。
2012年，全体同学都达标，光荣退休。
1965年，我们被 命运的大手传到一块。学校是初中高中连读，中间不考试，五年毕业，美其名曰：实验学校。这样的好事谁优先，不用问，全班同学都是干部子女。做了同学仅一 年，文革开始，上学就稀松二五眼，不是天天去了，有时我们很长时间都不去学校。学校有什么活动通知都通过邮局寄到家里。两年之后，大家天各一方，有下乡 的，有当兵的，去外地的，少数留在北京工作。改革开放以后，外地的同学都通过各种渠道调回来了。又坐在一张大餐桌上了，每个人都找到了自己适合的位置。
何谓成功，在官本位的国家，标尺无外乎官阶了。只有两位同学官升正司级，一位是我们同学会的核心人物，而另一位，从未露过面，尽管在报纸、网络上都能看到关于她的报道。
其他同学大部分混的不好不坏，不高不低，基本都在一个水平线上，互相也没有什么羡慕嫉妒恨的，每次相聚都分外开心。除了那永远缺席的人，也还有个别人从来就没有消息，居然也没人提起。
是大家都遗忘了吗？未必！
记得90年代初时，一个同学，也是我的闺蜜，她告诉我一件事，那是关于司法机关向她调查同学雪的事情。当她提到这个雪这个名字，我内心哆嗦了一下，不敢往下想，不知道雪现在怎么样。
我其实和雪并不十分熟络。只记得她有心脏病，免修体育课。
我们班将近50个人，男生只有17人，其余都是女生。女生较男生发育早，显得更成熟，当时男生还处于小男孩状态。所以学校的一切活动都是女生为主。
学校是新建的高楼，位于胡同的西头。胡同的东头还有食堂和宿舍。我们班里有部分同学住校，宿舍楼是那种老式二层木头楼。
雪的家好像是在郊区，所以她也住校。一帮女孩子住在一起，互相知道的底细多一些，于是其他同学掌握了一条信息，即雪的奶奶是大资本家，至今还雇了两个佣人照顾她。据说雪的父亲在军区工作，母亲是医生。
文革刚开始，大家都 是红五类，雪便成了唯一可以革命的对象，是资本家狗崽子。住校的同学多是军队干部的子女，她们穿旧军装，系武装皮带，走到哪里革命到那里。晚上，她们不让 资本家的狗崽子睡觉，把她像绑猪一样四肢捆在一起，吊在木头房梁上，雪刚开始还嚎叫，后来就安静了。当时我们听说这事时不禁毛骨悚然，但也不敢表态说什 么。那个年代，一句话就能至你于死地。
班上有一个漂亮的女 生，叫松，高高的个子，大大的眼睛，唱歌像百灵鸟一样动听，真是人见人爱，都说她长得像某电影明星。那时大家放学后都爱在操场打篮球，但学校的篮球下课就 入库，不借给同学玩。松就自己买了一个篮球，捐献给班里，大家一起玩。那时一个篮球几十元钱，是很贵的。她这样做，绝对是壮举。松的父亲是个7级干部，现在都快100岁了，好几个保姆伺候着，苟延残喘地活着。三个女儿，松和两个姐姐20多年前就都出国了。
还有一个小资女生， 叫玉，唱歌跳舞，写诗画画，无所不能，比一般人都聪明。《青春之歌》不知看了多少遍，倒背如流。她说假话一点都不脸红，张嘴就来，跟真的一样。耍弄别人是 她最开心的事情。松和玉是好朋友，她们在小学时就参加了史诗《东方红》的演出。她们两个人的父亲都曾经是安子文那61个之中的。——这是后话。
以松和玉为首的一帮人，骑着自行车，浩浩荡荡，气势汹汹，所向披靡，不辞辛苦地去位于郊区的雪的奶奶家革命。
据她们说，老太太坐在床上，不说话，两眼直瞪瞪的瞪着他们，很有阵势，像尊佛，体重200多斤，她们想把她搬下来，推不动她。老太太的不屈服，不低头，更加激发了她们对资本家的愤恨，毫不犹豫地解下武装带，照老太太抡去…….
想想都可怕，怎么下得去手！
不容分说，三下五去二，解决战斗，如花似玉的大姑娘把200多斤重的资本家老太太给打死了。
这种事情，在当时也平常，没什么大波澜就过去了。
松后来当了很长时间的社会青年，之后在北京的一家工厂上了几天班。再后来就去了美国。
玉下乡后，因其母是某部的领导干部，很容易就把她第一批送进了工农兵大学。改革开放后又被派出国深造，回国后著书立说，担任领导干部，一路顺风顺水，高歌猛进，很快就提拔为国家机关的司长。
松和玉从未与同学聚会过，因为从没有人邀请过她们。她们也不屑与大家为伍。她们的人生是中国精英分子的人生，她们努力着，攀登着，进步着，活的越来越精彩。而几十年前的某一天发生的事情，那只不过是往事中微不足道的一件，也许早已从记忆中删除了。
雪的恶运从奶奶被打死后就降临了。她有好几位姑姑和叔叔，而雪的同学把他们的母亲给打死了，把他们家抄了，厄运笼罩着全家。他们刚开始只能在家里怨恨雪引狼入室，迁怒于雪，全家人都认为这件事是雪引起的，愤怒地把她赶出家门。
90年代时，雪孤零零一个人住在北京一个小平房的耳房里，大约只有几平米，这种房子，一般是老百姓放煤的，阴暗潮湿，没有窗户。她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浑身是病，重要的是经历二十几年的各种折磨，她已经疯了。
——写到这里，我眼泪涌了出来，眼前一片模糊，写不下去了。一个好端端的人生就这样毁以殆尽。
拨乱反正时，雪的姑姑和叔叔向司法机关申诉，要求调查。司法机关找到比较知情的同学询问，后来没有下文了。我的同学还去司法机关寻问结果，回答是，因为年龄小，不承担法律责任，不予追究。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今看到唱歌的将军的后代，胡作非为，以年龄小为挡箭牌。居然能找多人律师团替他说话，各位想没想到那女孩子的人生？
这次回京，我私下问我的闺蜜关于雪的情况，没人知道。她说，很可能早就上天堂了。之后，我们不约而同地叹息一声，沉默了很久。
这就是同学的故事，我老想把他写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