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理性、科学和道德
语言既是思维的工具，又是思维的表达载体。心理学家研究表明：人的思维是与语言有关的。所以，如果语言不是逻辑的，那么思维就不是逻辑的。汉语在概念的伸缩和迁移非常随意，精确性上有天然的缺陷，更兼缺乏逻辑概念和逻辑表达能力，所以，表达理性和科学的能力十分有限，这种特性造成华人的抽象或理论思维一直处于很低水平，难以脱离简单经验的肤浅层面。汉语的特点导致中华文化的幼稚和浅薄，极度缺乏抽象深度，更谈不上在抽象的基础上进行理论（体系）性的逻辑推理。
比如，中华文化以仁义自诩几千年，但从没有认真定义“仁”“义”。朱熹构建理学体系，却根本没有试图定义“仁”与“爱”：仁者爱之理，理是根，爱是苗。仁之爱，如糖之甜，醋之酸，爱是那滋味。很简单、形象，也很肤浅、模糊。以此经验式、比喻式或寓言式进行描述，是缺乏起码理性的直接表现之一。当然，也就无法达致系统化、理论化体系。由于定义模糊，又缺乏逻辑，所以，华人谈论事情总是“人人都谈，但各说各话”；互相能在表面浅层次沟通，而在深层次上却差距悬殊，或根本就没有深层次。
某种程度上，抽象思维是属于精神层面的。由于中华文化没有精神性的内容，所以，也就没有抽象思维，这两点相辅相成、互为因果。而科学体系是以能够归纳实践性经验并能进行逻辑推理的抽象思维为基础的（抽象思维有两种方向相反的推理方式：归纳和推理），所以，中华文化当然也就没有科学萌芽，事实上连学都学不会！
比如，重要的是把事情本身做好（比如，一项工程），或者学术研究出最终肯定或否定的结果，或者取得突破（即，已有思维框架或模式外的新系列定义以及在此体系上的逻辑推理和解释），这需要理性的思维和逻辑推理，即科学的精神；而不是吹嘘自己有多聪明或有多了不起。华人种群里，象任何群体一样，有很多人的确智商高，但以不花时间、不努力、不遵守科学程序为乐，以此自鸣得意地表明很聪明或很了不起，但肯定的结果是，出不了成果或像样的东西，实际上，很反常识、反智性地愚蠢。例如，历史记载者和后来的引用者们，以夸耀赞许的口气表述，庞统当县官不上班，拖延很久后一天把几个月的活干完，等等。然而，如果认为目前的程序不科学，正确的方法是改善目前的程序，进而更高效地努力，而不是藐视程序，啥都不干并证明自己比科学程序或科学方法更高明。
没有科学和理性，就很容易陷入人性弱点的盲目自大，毕竟，空口无凭也无需验证地夸夸其谈谁不会呢？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封闭系统内的无谓攀比。比如，华人谈论话题或讨论事情，很难做到“接受事实”、“对事不对人”和“争论观点但不人身攻击”。即使参与讨论的所有人都知道某方是正确的，也会陷入所有人都攻击该方，类似“你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知道有人比你更厉害”，“我们曾经比你正确”，“你也曾经错过”，或对对方无端进行道德指责“你即使是对的，也不应该骄傲”，“充其量也就是有才无德”，等等，以莫须有地显示自己“道德更高尚”地“高明”。潜在的出发点无非是“不甘示弱”，是虚伪、不自信的典型表现，是华人面子的根源；也是自卑的一种表现形式，即自卑以自大的形式表现出来。
严重恶果之一，就是华人没有公平、正义或尊严的概念，因为，这些都是精神层面的内容。“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多行不义必自毙”，这话实际上不正确，因为事实是，现实中很多极不公正都没有受到处理，而作恶者绝大多都是过的好好的。即所谓“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在华人为主的社会非常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
当然，真正的公平、正义在人类社会中从来就不存在，它们只存在人们的心里，哪怕行为表现上没有良知的人也能清楚地认识或意识到，只不过，这些没有良知的人更自私罢了。在现实社会，善从来就不是恶的对手，典型例子就是，文明社会的法制依然靠暴力机制强制。好的社会，或高级一些的文明，至少还在倡导好的道德（法制就是可规范化的道德）；差的社会，比如华人扎堆的地方，对千古只存在于嘴上的道德从来就不屑一顾，连最基本的表面文章都不愿做！
真正有良心的善良人，行善只是自己的精神追求，以对得起自己高尚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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