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认为，许多人相信创新的核心是民主这一假说。但回顾世界历史，包括美国本国的历史，那些认为政治自由是创新的基本前提的人便会感到失望。作者认为，20世纪中期美国在技术上突飞猛进的原因不在于自由，而在于一个更现实的东西：金钱。
当然，是一家之言。
纽约时报的原文：
http://www.nytimes.com/2013/03/31/sunday-review/america-the-innovative.html?pagewanted=all&_r=0
纽约时报：中国创新能力超越美国还有多久？
美国国会可能正陷入争执，失业率或许太高，美国基础设施也许在摇摇欲坠，但是无论持有哪种政治观点的美国人都在安慰自己，至少美国引领了世界科技潮流，而且还会一直如此。
这是一种可以让人快慰的便捷思维。中国不会超越美国，因为中国没有足够的创造力。中国是威权国家。而根据这种抚慰人心的假说，创新的核心是民主。
虽然美国在塑造现代世界的所有科技创新中占有相当大的份额，但是回顾更久远一点的历史来看，那些认为政治自由是创新的基本前提的人便会感到失望。
在古代最具创新性的社会中，几乎没有几个是自由的。美索不达米亚绝对不是，埃及也不是。现代欧洲早期惊人的创造力也与对思想的严格控制如影随形。更近一点，纳粹德国和苏联虽是威权文化，但其创新能力却远远超出自身的经济实力。
就连美国本国的历史也不支持这种“你们所需要的只是自由”的说法。虽然自由打一开始就对美国的政治文化具有关键作用，但美国人也并不总是技术行业的领导者。美国的技术成熟也只是最近才出现。正如IBM研究部门前负责人拉尔夫•戈莫里（Ralph Gomory）在一次采访中向我指出的那样，直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主要还被看做一个擅于利用其他国家技术发明的国家，与日本和其他东亚国家在近些年的角色类似。
该如何解释20世纪中期美国在技术上突飞猛进的辉煌呢？其原因不在于自由，而在于一个更现实的东西：金钱。美国政府在二战中和企业一起向研发部门投入大笔资金，之后是冷战，1957年苏联发射了斯普特尼克号卫星（Sputnik），这进一步刺激政府投资进行研究。成果之一是后来促进了互联网诞生的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
纵观整个历史，富裕国家总是率先进入未来。它们的公司能够负担起发明者和远见者所需要的最先进原材料、工具和知识。
这就引出一个划时代的问题：随着中国变得越来越富有，它会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具创新性的国家吗？这个问题十分及时，因为很多专家认为美国的创新精神已经在衰退。就像硅谷风险资本人彼得•蒂尔（Peter Thiel）在一次采访中对我说的，近几十年来，美国的创新范围已经变得十分狭隘。他说，“大部分都局限在信息技术和金融服务业内。相比之下，比如在运输业中，我们现在比40年前基本上没有多少进步。这种情况在癌症治疗方面也类似。”
位于华盛顿的信息技术创新基金会（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Foundation）会长罗布•阿特金森（Rob Atkinson）指出，中国正在快速增加在研究方面的支出。他称，“中国人有实力对这些研究大笔投钱，而有一些投入将会取得效果。”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的数据，中国的研究支出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从2000年的0.9%上升到2009年的1.7%。而且，中国的研发人员总数在2000年和2007年间翻番，美国的研发人员数量在同期则增长了不到10%。
位于美国俄亥俄州哥伦布的巴特尔研究所（Battelle Institute）预测，中国可能将于2023年在研发支出上超越美国。
国际专利申请方面的证据看起来也越来越不妙。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公布的数据，2011年全球最大的国际专利申请者是中国的通讯公司中兴。其申请数达到了2009年的五倍，令人震惊。另一家中国公司华为则在2011年的榜单上跃居第三。10强中仅有高通（Qualcomm）这一家美国公司。由于美国的专利法如今被大大削弱，上述情况更令人不安。国会让美国发明人保护其知识产权免受侵犯和剽窃变得困难了许多。
帕特•乔特（Pat Choate）著有以知识产权剽窃为主题的《热门资产》（Hot Property）一书，他断言，如果新专利制度在苹果（Apple）和微软（Microsoft）等公司刚起步的时候就存在，那么它们可能永无出头之日。它们的专利将很快被恃强凌弱的大公司侵犯，而且面对财大气粗的无情对手，与打不平等诉讼战相比，更大的可能性是，它们会感到必须要在做出让步的情况下分享技术。
还有一个担忧在于，美国企业正把研发部门转向海外。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公布的数据，2009年，美国跨国公司的研究部门雇员中，足有27%在海外，而2004年的这一数据为16%。
中国似乎正从这一趋势中获益。英特尔（Intel）和应用材料（Applied Materials）正在中国打造大型研发机构。专利法方面的权威、曾担任联邦上诉法官的保罗•米歇尔（Paul Michel）称，它们将比两家公司在美国的任何
研发机构都大。他还说：“这些实验室里的多数员工将是中国人，无疑，许多由此产生的制造业岗位也将位于中国。”
不过，如果东亚文化并非技术创新的严重障碍——而且想必英特尔（Intel）和应用材料公司（Applied Materials）也不认为它是——那么为何东亚科学家和工程师通常被定位为不
太成功？部分原因在于，技术创新分为不同的种类。根本性突破能登上新闻头条并赢得诺贝尔奖，但正如拉尔夫•戈莫里指出的那样，将突破转变为民众负担得起的产品这种更平淡的任务才具有经济意义。东亚企业倾向于关注后一项任务，尽管制造技术“持续改进”的细节鲜有见诸报章，但它们的成功一直是该地区过去60年经济奇迹的驱动力。
研究中国技术创新的英国教授詹姆斯•威尔逊（James Wilsdon）认为，中国的科技时间表可与其体育成绩进行类比。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上，中国的金牌数位列第11，远远落在后面。20年后，中国位列榜首。
“如果中国可以在体育上做到这一点，那么，它能多快成为科学创新领域的领头羊？”他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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