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长文，但很值得一读，作为假期的消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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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今的改革与第三次思想讨论
本文先从当今中国最热门的话题，改革谈起。为此，笔者要先先阐述以下两点：
第一，如果说中国以往的经济改革是谋求发展，则当今中国之改革则是要拯救危机，而当今中国的危机分别来自下层民众的民怨和中共高层的执政危机。
俗话说，中国人有两大追求，升官和发财。从中国共产党九十年的历史来看，中国人所爆出的自发勇气，其内在动力均来自这两大追求。毛泽东在晚年说，他一生办 了两件事。一件是土地革命，这满足了中国农民对土地的渴望，正是这种渴望使中国农民成了共产党夺取政权的生力军。另一件是发动文革，在计划体制下扼杀了个 人奋斗、升官发财毫无希望的当年，造反派的夺权亦是为了获得某种短暂的升官快感。邓小平设计的经济体制改革，则是激发了中国民众的致富欲望，当年18位小 岗村村民为土地承包签下的“生死状”，以及20年前在市场经济的早期，体制内官员们纷纷下海创业，正是源于中国人的发财梦。
但改革开放走到今天，中国人的以上勇气，却退化成了民众的怨气，怨升不了官，怨发不了财。当年农民签下“生死状”的勇气，变作了当今社会底层农民工讨薪的 怨气，当年体制内官员下海创业的勇气，也变作了当今一个公务员职位上千人争抢不到的怨气。是的，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人人升官发财。在当今中国，有本事 的人，不管是正经本事还是邪乎本事，有机会的人，不管是主动争取的还是意外降临的，他们该升官的已经升了，该发财的也已经发了。就剩下这三类人尚未升官发 财：没本事的人；自认为有本事但没机会的人；自认为有本事有机会但自己太老实以至于好位置都厉害人抢占了的人。民怨大都来自这三类人，当今最期待改革的呼 声，也大多来自这三类人，他们占了当今中国人的绝大多数。
但是，在任何社会下，也都是以上三类人居多。例如加拿大的中国移民，拥有中国高学位、高级职称的人士在此打低级体力工者比比皆是，其怨气亦非常之大。但为 何加拿大移民中，并未有当今中国人这样强烈的维权意识？笔者曾在网上呼吁移民们是否也可趁加拿大每年劳工节之际，发动一次游行请愿活动，以敦促政府解决中 国移民找工难的问题，但响应者寥寥，只好作罢。其原因何在？
原因就在于，加拿大对民众怨气的处理方法，是在化怨气为服气：整个社会的游戏规则已经制订得尽可能完善、公平，这样，即便人们有怨气，那也得服气。犹如每 个远动员都想当冠军，但有几个人能如愿？虽然绝大部分参赛者、还有更多的连参赛资格都没有的远动员，都可能有怨气，但他们又不得不服气，因为体育竟赛的游 戏规则是基本公平的。而中国政府的处理方法，却是在化怨气为解气：老百姓要求铲除腐败，政府就抓几个大贪官杀鸡儆猴让百姓解气。但这能解气吗？百姓心里一 定觉得，虽杀了这几个，但一定还有更多的贪官没杀，他们更加气不打一处来。下岗工人没饭吃到政府门前静坐，政府只好给每人打发点小钱让人走解气。但这能解 气吗？拿了小钱的人并未觉得这就补足可以解气了，更不用说没去静坐的就没拿到钱，反倒更加来气……
为此，本篇长文的出发点之一，就是希望通过笔者移民加拿大十几年的生活经历，来谈谈西方社会的游戏规则，以让中国人了解，这是如何将怨气转化成服气的。
再谈谈当今中共高层的执政危机。为此，笔者要从社会心态谈起。事实上，每一种执政模式都对应着民众不同的社会心态。如果说，西方民主国家的民众与执政者的 关系是一种契约关系，其民众是以签约的心态，来挑剔执政者是否实现了对契约的承诺，那么，共产党国家的人民与执政者的关系是一种认同关系，其本质则源于 “伟大、光荣、正确”中的正确二字：执政者以往所做的正确事情积累得越多，其执政威望也就会越高，执政威望越高就越能服众，从而其施政就越容易得到认同。 这当中有一个时间差，当今百姓是否认同执政者，取决于执政者过去是否正确，而过去是否正确，又来自对官员考核的“政绩制”。
所以，中共历史上最让民众认同的执政时期是毛泽东时代。由于开国元勋作为第一代领导人，其打下了江山的功绩太大，即便以后执政时犯了错误，亦能得到当时社 会心态之不假思索的认同。本人终身难忘的，是在孩提时代看到的揪斗走资派的一幕：当年在国民党监狱里坚贞不屈、以绝食抗议的共产党战士，却在红卫兵的训斥 下自扇耳光。为此，笔者很多年一直未能想通：坚强和窝囊为何能如此集人一身？直到移民加拿大后，看到此地西人与中国人的社会心态如此不同，我才逐渐悟出， 人的行为并不完全来自本能的个人心理，而是这种认同的社会心态：开国元勋执政威望太高，所以在文革期间的当时，人们并未认为执政者有何失误，而只是觉得自 己有错，尽管自己都不清楚究竟错在哪里。所以，以上坚强源于夺取政权之前共产党人之坚定信念，而窝囊则源于后来人们对执政者威望之盲目认同，这对应着两种 社会下不同的社会心态，两者并不矛盾。
开国元勋之后的共产党执政者，若单凭其过去积累的政绩，就不可能还有多高的执政威望，但他们还有一条提升威望的途径，那就是修正前任的错误。邓小平就是在 文革后通过拨乱反正而证明了其正确，这亦博得了中国人民的较高的认同心态。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和前苏联、东欧诸国都在经济改革的阵痛在 先、宝贝未生之际，相继爆发了政治危机，为何只有中共挺过了这场动乱，而苏东却迅速崩溃？其原因就在于，后者共产党国家的执政者不曾得到类似拨乱反正的机 会，所以他们没有足够的执政威望，也就没有得到足够的民众认同。所以，这些国家民众之怨气就超出了认同，从而导致这些国家执政的迅速崩溃。
这就要谈到为何当今的中国共产党之执政危机了。随着中共权力的代代交接，执政者修改前任错误的机会，也一代比一代执政者更少，这就是“政绩制”本身的弊 端，它必将导致执政威望逐降、民众的认同心态递减。如今天中国的改革之所以没有动力，人们普遍是因为政府行为被利益集团所绑架了。笔者认为，这个观点是无 视内因而责怪外因：当年毛泽东发动文革让当权派挨整，邓小平裁军让百万人军转民都可以做得到，如今利益集团之利益能有多大，改革又能把其利益削减掉多少？ 这会比当年那么多人挨整、裁员更凶猛？显然，这当中更本质的原因，是共产党执政之威望低了，民众对其认同心态下降了，这种情况下办成事就难了。这样发展下 去，越办不成事就越没执政威望，越没执政威望又越办不成事，将导致民怨会越积累越多。所以，当今共产党的这一“政绩制”的改革刻不容缓，必须要有大动作才 能重塑执政威望，以赢得民众的社会心态认同。
为此，本篇长文的另一出发点，则是要谈谈民众在不同社会环境下会有什么样的社会心态，并将中西方两国民众的社会心态做一番比较。
第二，改革不能没有共识，必须把当前争议最大的问题提出来，让全民讨论以达到共识，这才是改革成功的必由之路，历史上的两次思想讨论已经说明这一点。
今日之中国的改革争议，核心似乎聚焦在两个模式，所谓“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前者通俗地说就是“分蛋糕”，强调的是政府作用，后者则是所谓的“做蛋 糕”，更强调市场机制。但在当今中国的“政绩制”下，以上大模式的推广将非常艰难，本文后面还要论述。我在此只想说明的是，这种不同理念的模式哪个可取、 哪个不可取，这还不是最关键的问题，更关键的在于，一旦这两种基于不同理念的模式分别推广开来，会不会给中国的未来带来灾难？
不错，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以上“广东模式”和“重庆模式”的差别似乎是细微的。“广东模式”强调的是市场机制，但“重庆模式”也绝没有否定市场经济。“重 庆模式”是在加强政府行为，如其功绩最大的就是“打黑”，而“广东模式”最近不也要开展“打黑”吗？但问题是，这是两种不同理念的模式，既然理念不同，它 们单独发展起来之后，必将差异越来越大。其结局一定是，两种理念的模式将来会越走越远，整个中国不同地区发展的模式也差异越来越大，这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后 果，可能是不堪设想的。
以我们熟知的美国南北战争为例。当年美国北方要发展工业，必须解放黑奴，让他们成为市场经济下的产业工人，而南方则要坚守黑奴制度，这才能保障农业庄园主 的权益。虽然说两方都是为了发展经济，但理念却有本质不同，一个是解放人权，一个是禁锢人权，这两种理念能够调和吗？显然，这或者导致分裂成南北两个国 家，或者就要开战以维护国家完整，最后是导致了南北战争，美国维护了统一。可见，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其发展中，要维持其重大理念上的共识，这是是何等重 要，否则国家就会分裂。中国目前的两岸关系不也是如此吗？必须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这就是两岸关系的共识，有了这个共识就什么都可以谈，没有形成这个 共识的话，就什么也没法谈。
这就要谈到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了。自粉碎“四人帮”以来，中国人经历了两次思想大讨论，第一次是1978年的“真理标准的讨论”，这场讨论让人们摆脱了教 条主义的禁锢，否定了“两个凡是”，从而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达成了共识：那就是必须大胆实践，不受过去条条框框的束缚，从摸索中探讨经济建设的新路，这才 有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宏伟大业。第二次思想讨论则源于1992年的邓小平南方谈话。对“姓社姓资问题不争论”，从而对如何看待社会主义达到了共识：发展 是硬道理，社会主义不单纯是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而是多种所有制可以并存，这导致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新局面。显然，当年的做法都是把当时社会最尖锐的 矛盾和争议提取出来，让全党全民展开讨论，从而形成了共识。
今天，中国又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了。但共识在哪里？犹如《南方都市报》最近的一篇时评所说，改革的共识已经破裂。甚至有人提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双百 方针。这一观点笔者认为很危险。具体政策的实施当然不必有共识，但大事大非问题，岂能没有共识？设想一下，如果当年的真理标准问题没有达到共识，中国今天 的部分省市依然坚持“两个凡是”，那么今天的中国会是什么局面？
为此，本文的目的就是让中国的网民们探讨一下，未来的中国社会的发展究竟该往哪一条路走？是走权力社会下继续完善执政权力，加强行政手段以铲除腐败，强化 社会财富的公有化以缩小贫富差距之道路，还是走协议社会下完善社会的游戏规则，让腐败受到法律和监督的制约，并在人人遵守规则的前提下实现社会公平之道 路？但愿，在网友们读罢这篇长文之后，能引发出中国人的第三次思想讨论，以推动当前中国的改革。这不只是局限于思想界、理论界的讨论，而是网友百姓参与的 讨论，所以我把本文的文字尽量写得通俗、有趣一些。
写到这里，我自己也感觉，自己的想法可能有点自不量力，作为一位无名小卒，我没有资格撰写如此庞大的题目。但我还是坚持完成了此文，因为我自觉得本文对中 国人的批判是善意的，这是对中国社会未来该如何演绎的理性思考。温家宝总理所说的，要让每个中国人活得有尊严这句话，让笔者感触颇深。我一直在思考，为什 么中国社会下人活得没有尊严，而加拿大社会不存在这问题？我想原因在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把人性改造成了奴性，而每一次封建帝国改朝换代以及近代中国之 暴力革命，又促成了中国人的狼性，这使得今日中国人之国民性，交织着奴性和狼性。要让每个中国人活得有尊严，这不是权力所能赋予的，而必须改造中国人的国 民性，以让中国人呈现出人性和理性。这些年中国经济的腾飞，大大缩小了中国和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也为中国人国民性之改造奠定了基础：只有在社会稳步发展 的环境下，人们的思考才能趋于理性。如果这篇长文能够抛砖引玉，引发人们对中国社会将来如何演变进行思考，这将是笔者莫大的欣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