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其实就是苏联勃列日涅夫时代..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从某种意义上，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是所有共产党国家所谓“经济改革”的始作俑者，他们也因此被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批判为“修正主义”。

在社会主义的名义下，苏联权力集体为了发展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大力推行以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为核心的所谓“经济新体制”。他们将技术至上、发展至上的实用主义奉为国家政策，官僚集团垄断一切权力和资本，这个新兴的权贵资产阶级由此操纵着国民经济的领导权。

准确的说，勃列日涅夫时代的“繁荣”首先是继承的繁荣，若没有赫鲁晓夫狂风暴雨的改革，平庸的勃列日涅夫就不会坐享一个“发达社会主义”。赫鲁晓夫的不幸在于他没有等到改革真正开花结果，因此被勃列日涅夫幸运地摘取了“桃子”。

时势造英雄，勃列日涅夫的幸运还在于他正好赶上了石油时代。苏联发现了大量石油和天然气并开始生产，这个源源不断的金库为苏联经济发展和国家繁荣大量输血。西西伯利亚的石油和天然气成了在苏联创造奇迹的神：大量的石油运到国际市场，赢得了滚滚的财源，可以进口大量的粮食、食品和日用工业品了。于是，勃列日涅夫可以理直气壮地宣布降低物价，可以歌舞升平地享受“盛世”了。

在讳疾忌医的政治沉疴之下，石油经济如同给苏联这个病人注射了一针吗啡，短时间内看起来红光满面神采奕奕。1965年至1981年期间，苏联国民经济固定生产基金增长2.42倍，社会生产总值增长1.46倍，国民收入增长1.44倍，工业产值增长1.77倍，农业平均产值“十五”计划期间比“七五”计划期间增长50%。但此后苏联经济就开始停滞不前，GDP增速从21%降低到9%，因此人们称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为“停滞时期”，而“停滞”的原因正是交易成本越来越高的权力腐败。不受法律和道德制约的贪污受贿、徇私舞弊和渎职犯罪将石油带来的巨额红利消耗殆尽，经济的车轮陷入一片泥潭。抱残守缺拒绝改革使苏联逐渐落后于西方世界的发展步伐。

事实上，对于“停滞”，勃列日涅夫难辞其咎。正是他的纵容和庇护，腐败开始在苏联普遍化公开化和合法化，勃氏身后的苏联早已病入膏肓不可救药。虽然苏联帝国的崩溃有很多原因，但无处不在的腐败是其中一个最要命的癌症。

为了维持经济的稳定增长，苏联不得不严重依赖于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从而为苏联的覆亡埋下了隐患。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所谓“经济改革”并未彻底改变僵化低效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拆东墙补西墙、毫无远见的发展模式注定是不可持续的。

进入上世纪80年代，曾经精力充沛的勃列日涅夫已经英雄暮年，而苏联这个老大帝国同样夕阳西下。工业生产出现负增长，依靠石油的“大输血”，国民经济才勉强维持了2%的增长率。为了填补巨额赤字，税务部不得不把酒作为拯救国家的救命稻草，酒类销量翻了几番，每年的酒类税收高达530亿卢布。谁能想到在这样一个超级大国，国民依靠酒精的麻醉才能找到幸福，国家依靠酒精的税收才能生存。这种“很不道德的行为”只能证明这是一个“很不道德的”国家。苏联的火箭可以飞上火星，但他们的电视机却常常在客厅爆炸……

程晓农先生指出，以经济发展来追求政绩合法性是很多共产党国家进入政权晚期后的普遍模式。在政权的前期，通常以革命和镇压“反革命”等暴力运动建立其统治地位，经过和平建设进入政权晚期，都会陷入意识形态失灵的困境，因而只能依赖其政绩来赢得合法性。

所谓苏联模式就是如此，特别是在勃列日涅夫时代（1967年，勃氏宣布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社会”）。人们往往以为告别暴力革命和红色恐怖是共产党政权的进步，其实这是权力阶层对意识形态的彻底否定，一个资产阶级化的特权集团必然开始向资本主义转向，但同时他们又不愿接受民主和法律的制裁，两难之下，就不可避免地走向它的晚期综合症。
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其发展模式可选择的空间极其有限。只要一党独裁，就不存在真正的市场和竞争，也不存在什么法治和自由，一切都难以摆脱权力的干涉和操纵——直接的或间接的。这不仅是因为特权阶层怕失去对国家的控制，更大的原因在于庞大的官吏寄生群体，他们加入共产党就是为了特权和不劳而获。任何有益于发展的改革都有可能触动这个权力金字塔的基础，导致长城自毁。因此，苏联模式即使可以辉煌一时，也只是昙花一现或回光返照，它注定是没有未来的，或者说，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它就在不可避免地走向死亡。这是它的基因注定的。

从某种意义上，随着世界一体化的步伐日益加快，没有民主的政绩合法性只是一种苟延残喘。勃氏时代的苏联将这种政绩合法性发挥到惊天地泣鬼神的程度。它一方面大规模实施公共工程、强化军工实力，用城市的鲜亮外表和向全世界“亮剑”来展现国力，提升民心；另一方面也极力改善居民生活水准，用更多的社会福利来换取民众对特权的认可，这只是基于一种传统的“社会契约”关系，即政府提供福利，以此换取民众的政治服从。

与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在城市、地铁和军事力量等方面毫不逊色。但对苏联说，作为一根救命稻草，政绩几乎成为政府的唯一使命。事实上，苏联也非常擅长制造政绩，因为一切资源都在政府手里，可以为所欲为，不会受到任何阻挡和弹劾，更不用说抗议。它可以在最短时间内完成任何它想建成的项目；当然民众不得不为政府的“面子工程”让步和牺牲。奥运奖牌无疑是最典型的政绩。一场关起门来自娱自乐的奥运会，苏联搞得比任何一届其它奥运会都要豪华阔气。一切为了发展，而发展就是政绩。

事实上，这种“发展”和“政绩”只是政府的目的，而不应当是国家的目的。政府（the state）不等于国家(country)。政府是由官僚组成的，国家是由公民组成的；公民是国家的根本。国家的发展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服务于大多数公民。如果大多数公民不能从发展中受益，而只是少数权贵官僚为所欲为，那么这种发展模式无疑走向了罪恶。如果发展和政绩以民众的福祉为代价，那么发展和政绩也就丧失了正当性，并因此延伸到权力的合法性拷问——这是谁的国家？
这种以人为代价的发展模式，并不是让国民生活得更美好、更自由，而是一种帝国模式的伪现代化。人民成为被政府绑架的人质，成为国家强大的牺牲品。瓦西里耶夫说：“俄国的悲剧就在于，它在皮鞭的驱使下在伪现代化的道路上比其他国家走得更远，在伪现代化的方面取得的公认的数字成果后，在‘人’的现代化方面勉强达到非洲的水平”。

美国与苏联作为两个现代化超级大国，却有着两种截然相反的现代化模式，一种是“以人为主体的现代化”，另一种是“以人为代价的现代化”。在后一种现代化中，国家可以有高速增长的GDP，可以有世界上最大的工程，可以有世界上最高的大楼，可以有超过美国的核弹头总当量、可以有世界第一的钢产量，可以将几名军人送入太空遨游，但民众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即便是在苏联最辉煌的上世纪70年代末，苏联人的工资水平和居民消费水平都不足美国的1/3。

在专制模式下，炫耀暴力美学的战争往往被视为最卓越的政绩，因此极权主义与军国主义常常就是一回事儿。对勃列日涅夫来说，冷战是他最大的政绩；因此他不得不去做，而且要做好。甚至可以说，侵略阿富汗也是为了政绩。从希特勒到斯大林，为了政绩，权力常常变得无比疯狂。1969年，在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等人的强烈主张下，勃列日涅夫竟打算“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为取得美国支持，苏联将消息告知美国。尼克松目瞪口呆，“我们能够毁灭世界，可是他们却敢于毁灭世界。”几天后，《华盛顿明星报》发文称“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核打击”。这则消息令全世界一片哗然，“美国出卖了我们”，勃列日涅夫悻悻然最终放弃了这个疯狂的计划。但苏联驻扎在中苏边境的百万虎狼之师始终对中国虎视眈眈。

相比劳民伤财穷兵黩武的政绩来，苏联在以社会福利来换取民心的发展模式上也是尽了很多努力，但最后政府手中的资源逐渐枯竭，经济也陷入停滞，只落得民怨鼎沸。在公民选举和司法独立缺失的前提下，政府权力合法性时刻面临着无法逃避的质疑和危机。在勃列日涅夫之后的1989年，苏联国内曾经作过一个“苏联共产党究竟代表谁”的调查，结果认为苏共代表劳动人民的只占7%，代表工人的只占4%，代表全体党员的只占11%，而认为代表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高达85%。

五、美丽新世界

在苏共二十二大上，赫鲁晓夫一个人包揽了主持会议、致开幕词、做政治报告、做总结报告、致闭幕词等所有程序，将“党代会”完全变成了一个人的独角戏。与赫鲁晓夫的特立独行相反，勃列日涅夫完全是一个木讷呆板、无趣乏味的人。赫鲁晓夫善于即席发挥，勃列日涅夫则没有讲话稿几乎就说不成话。他曾对为自己准备发言稿的助手们说：“写简单点，不要把我写成个理论家。否则，不管怎么样，谁都不会相信是我写的，他们会嘲笑我的。”

对平庸的勃列日涅夫来说，离开幕僚和秘书几乎寸步难行。他有一个20多人的秘书组和写作班子。当他中风之后无法“亲政”，这个写作团队最大的工作就是对勃列日涅夫“读心”，靠揣测勃列日涅夫的意图炮制“领导讲话”。作为分工，勃列日涅夫唯一的任务就是一字不落地把“剧本”上的“台词”念出来。

有时候，勃列日涅夫颇有自知之明，比如他要求删去那些讲话稿中的名言警句，“有谁会相信我读过马克思著作呢？”但大多时候，他却极度虚荣，这其实也是一切权力狂的共同特点。所谓“斯大林化”，颇有一点借斯大林的尸还勃氏的魂的意味；当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死灰复燃时，勃列日涅夫也被神化了。在苏共二十四大以后，官方文件中凡提到“苏共中央”时都有一个“以勃列日涅夫同志为首”的定语。如日中天的勃列日涅夫已经今非昔比，他在26大上的报告被“78次掌声、40次长时间的掌声和8次暴风雨般的掌声”打断。

如果说勃列日涅夫真的有什么特长的话，那么他或许可以成为一位好演员。事实上，他年轻时确实幻想当演员，还曾经在“蓝衫”剧团演出过。当他有朝一日成为这个红色帝国的“皇帝”后，他终于轻松地实现自己的“影帝”梦。勃列日涅夫一生为世界贡献了最多的幽默和笑话，他简直就是苏联的卓别林。他看完电视连续剧《春天的十七个瞬间》后，决定授予主人公“伊萨耶夫同志”金星勋章，但因为这是个虚构的人物，最后只好将勋章颁给了扮演他的演员吉洪诺夫。吉洪诺夫因此红极一时。

罗素认为，权力来自于荣誉。其实也可以这样说，荣誉来自权力。权力与荣誉总是相伴而生。处于权力顶端的勃列日涅夫沉迷在各种各样的荣誉之中。权力大头症使他得上了“给自己发勋章的怪癖”。他一生共获得62枚勋章奖章，而朱可夫元帅仅获得46枚。这一世界纪录至今无人打破，金正日至死也只给自己发了36枚勋章。虽然勃列日涅夫处处需要别人为他捉刀代笔，但他的虚荣心实在是太过强悍，甚至出版了一套自传体三步曲小说——《小地》、《垦荒》、《复兴》。好事成双，锦上添花，苏联作协很快授予他苏联文学最高成就的“列宁奖”。

或许可以说，勃氏个人的奖牌癖与整个苏联帝国的奖牌癖有着某种必然的关联。正如希特勒将奥运会视为纳粹德国崛起的标志，好大喜功的勃列日涅夫同样不愿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苏联倾举国之力，用了6年多时间筹办第22届奥运会，莫斯科大兴土木，各种大型体育设施拔地而起，90亿美元的天价投入在奥运会史上绝对是空前的数字。不幸的是，奥运会因为苏军入侵阿富汗而遭到美国和西方体育大国的共同抵制；幸运的是，这样一来再也没有人跟苏联队争奖牌了。就这样，苏联运动员个个都跟勃列日涅夫一样，在奥运会上所向披靡，共获196枚奖牌。这是奥运会有史以来一个国家获奖牌最多的。

在这种“风景这边独好”的“大好形势”下，勃列日涅夫于1967年宣布苏联已建成“发达社会主义”，已具备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也就是说，苏联所需要的只是稳定发展，而不是什么改革。作为苏联的既得利益群体，这个不受任何制约的庞大的特权阶层对任何风吹草动的改革都感到恐惧，唯恐失去自己手中的权力和利益。极权体制下，官僚机构的每一个人都可以进行无本万利的权力寻租，以“不予批准”进行勒索和敲诈。如同勃列日涅夫日渐沉重的肉身，腐败无能的国家机器沉疴遍地，盘根错节根深蒂固的帮派利益阻止国家前进和政治改革。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帮派林立，独断专行，权力失控，这种触目惊心的国家病象令人惊奇地与勃列日涅夫的健康状态相重合。

勃列日涅夫时代的主流是保持稳定、安于现状、脱离现实、人浮于事、自安自慰、盲目乐观。官方的陈词滥调和虚伪的意识形态说教连他们自己都不再相信，但大家都沉默着。西方的现代思想、时尚文化和生活方式早已突破了国家壁垒，深入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牛仔裤、坡跟鞋、迪斯科、摇滚乐、爵士乐，年轻人成为最苦闷的一个群体。残酷的现实告诉他们，这是一个拼爹时代，官僚集团的子女拥有无可比拟的机会，而普通民众的子女却没有希望。“劳动人民”并没有“当家作主”，“人民公仆”贪污受贿腐败堕落……整个苏联社会弥漫着冷漠和绝望。从醉生梦死的权贵到寻死觅活的贫民，末日心态出现在每个人的心头——“每一个人都在等待勃列日涅夫的死去”。

整整30年前——1982年11月7日，勃列日涅夫在两名助手的搀扶下登上列宁墓，参加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十月革命庆祝活动。这个行将就木的老人面无表情地在寒风中伫立了三个多小时，只是偶尔向游行的人们挥动一下手臂。三天之后，勃列日涅夫就永远告别了他的盛世帝国。一个以他的名字——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命名的时代就这么结束了。

六、再见，列宁

1978年的4月25日，时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苏联高级外交官舍甫琴科，在回国述职前夕，突然宣布脱离苏联，拒绝返国而选择居留美国。舍甫琴科的叛逃对苏联的冲击是极其沉重的，所谓大国盛世的形象竟然如此不堪一击。

作为苏联“高干系统的一员”。舍甫琴科“享有独特的广泛特权：高薪金、高级公寓、别墅、政府提供的由司机驾驶的汽车、火车上的专座和卧室、机场贵宾待遇、外人不得入内的游览场所和医院、专供他们子女上学的学校以及供应减价出售、数量充足的消费品和食品的商店。他们居住在远离平民百姓的世外桃源之中，只有破例外出才能和下等人相遇。”

对大多数苏联人来说，他们无法理解舍甫琴科的叛逃。但作为外交官，舍甫琴科长期派驻国外，亲身体会到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虽然他享尽人间荣华富贵，但内心却极度压抑。意识形态的虚伪和官僚体制的糜烂使他极度厌恶，他不得不扮演一个冷酷而反动的极权捍卫者。面对自由的呼唤，最后他选择了对体制的背叛。不仅如此，出走之后的舍甫琴科并没有隐姓埋名独善其身，还出版了回忆录《与莫斯科决裂》，将自己抛弃苏联的心路历程公之于世。这足以证明他与体制的决裂是多么坚定。

舍甫琴科证明了作为一个正直的人的可能，既不为金钱，也不为权力，而是出于对自由和真诚的向往。对苏联体制中的每一个人来说，这种想法与动机即使不是危险反动的，也是极其荒诞可笑的。因此，苏联当局以叛国罪对舍甫琴科进行了缺席审判。

当一个权力集团沦为犯罪组织时，当一种体制成为犯罪工具时，这个权力体制的审判也就失去了正义性，审判变成犯罪，罪犯成为英雄。舍甫琴科叛逃被人们视为自由的胜利——当一种邪恶的体制禁锢了人，败坏了社会，玷污了政治，那么，每一个人都有背叛体制、拒绝为虎作伥的正义权利。

如同跳下船的第一只耗子，舍甫琴科的叛逃是一个不祥的征兆，预示着苏联这艘巨轮的沉沦已经不可逆转。在此之前，被西方学术界称为“苏联问题研究的巫婆”的法国学者爱莲娜•唐科斯就发出“盛世危言”，指称苏联已经进入“癌症晚期，”分崩离析“的命运早已注定。很多年后，苏联帝国已经不复存在，爱莲娜对《真理报》记者说：“我不曾想到这件事会发生得这么快。当时我觉得，苏联可能存在到本世纪末。”

“8月19日以后，苏联在一天之内就不复存在了。”戈尔巴乔夫这样哀叹道。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在69年的发展和辉煌之后，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转眼间哗啦啦大厦倾。

对于世界历史来说，苏共的垮台是一种必然。它再次证明了一件事，即经济失败必然导致政治失败。虽然政治不能代替经济，经济也不能代替政治，但从根本上说，政治与经济就是一码事。从来就没有离开政治的经济，也没有离开经济的政治。

事实上，正是因为国家主权和人民主权被严重侵蚀导致的政治溃败，才产生了积重难返的经济溃败。权力的资本化与资本的权力化让苏联重新回到一个新沙皇时代，只是这个新沙皇是一个帮派，而不是一个家族。每一个苏联劳动者充其量不过是一个隶属于“国家”的新农奴，“不劳动者不得食”被“不服从者不得食”取代。

虽然苏联用短短数十年就走过了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用了100年才走完的工业化道路，一跃成为欧洲第一工业国和军事上的“超级大国”，但苏联的经济完全算不上成功。有这样一个不可笑的笑话：列宁曾说“苏维埃＋电气化＝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数十年后，苏维埃（政权）有了，电气化也有了，而社会主义却没了。麦德维杰夫说，“苏联时期的很多东西不仅是靠暴力维持的，也是靠欺骗和伪造维持的。过去因为欺骗愚民，在人民有了知情权以后，对于过去的罪恶就要被揭露”。

往事不堪回首，导致苏共垮台的原因有很多，希望苏共垮台的人很多，但真正可以搞垮苏共的并不是反党分子，而是苏共党内的腐败分子。这极其符合历史规律——任何文明最终都会死于自杀。令世人惊讶的是，苏联帝国覆灭了，那些曾经作威作福的特权精英仍然是这场葬礼上的最大赢家。他们从共产党员和国家干部摇身一变，成为俄罗斯的新显贵。美国的俄罗斯问题专家弗兰克•奇福德说：“苏联共产党是惟一一个在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

在任何独裁专制国家，因为法律和道德的缺失，权力阶层都必然会向犯罪集团蜕化，使国家机器沦为他们进行犯罪的工具。长此以往，当这种失控的罪恶发展到连他们自己都无法忍受时，面对无法遏制的叛变和叛逃，这个大型犯罪集团就不得不会进行最后的分赃后解体，以此来洗清自己的原罪。这样一来，罪犯消失了，罪行就不会再到得追究。

在后勃列日涅夫时代，掌握苏联命运的“精英集团”不得不面对现实地做出自己的选择：如果推进改革，实现民主化，就会减少特权和权力；如果维持现状，虽然可以保有特权，但也不能积累更多的财富，更不能把特权和财富安全地传给自己的子孙后代，除非背井离乡远离苏联。反复进行利益计算之后，这些特权精英终于相信，只有一个民主法治的资本主义才能够为他们提供最大的安全和机会，可以确保财富传给子孙。

从这个意义上，苏共的垮台完全是一场既得利益集团的“自我政变”，其目的是为了使他们长期以来通过不道德不正义手段占有的社会财富和各种权益合法化。这就是腐败的力量！腐败从量变到质变需要一个过程。当腐败达到不再需要遮羞布时，腐败集团就必然会撕去连自己都不相信的遮羞布，从而完成一场自我涅槃的葬礼。

七、罪与罚

“布尔什维克的所作所为雄辩地证明，他们的痛苦不是智慧的痛苦，而是无知的痛苦。”正如《动物农庄》的情景，1918年，正当共产党将俄罗斯变成苏联时，“老大哥”普列汉诺夫溘然而逝。临死前，他留下一份长达3万字的遗嘱。虽然他没有料到历史的开头，但他却料到了历史的结局。

“《共产党宣言》所作的分析在蒸汽机工业时代是绝对正确的 ，但在使用电力后开始失去意义。”普列汉诺夫先知般地指出，就生产力水平和大众的文化水准而言，俄罗斯的共产主义试验注定是一场悲剧。
在俄国的社会现实中，政权不可能也不会属于无产阶级。所谓布尔什维克式无产阶级专政将迅速变成一党专政，一党专政再变成领袖独裁。一个建立在欺骗和暴力之上的政权本身就是自我毁灭的炸药，一旦真相大白于天下，这个共产主义天堂就会像纸牌搭起的小屋一般土崩瓦解。

普列汉诺夫预言道，布尔什维克统治将经历四次危机：饥荒危机、崩溃危机、经济危机和意识形态危机。政权初期，极权统治者要肃清社会精英和清洗知识分子，然后唆使破产者和流氓去抢劫地主富农，没收所有粮食来度过饥荒危机。饥荒之后，极权统治者将发动大规模内战，以战时军事管制清除异见者，将崩溃危机的罪名推到“阶级敌人”和帝国主义的头上。为了延后经济危机，极权统治者不得不实行土地国有化，向最缺乏现代政治组织能力的农民开战，消灭精英和反抗者，土地转化为源源不断的财富。“他们依靠步枪和革命口号来动手，抢走农民手中最后一只母鸡。”最后，图穷匕首见，意识形态危机将彻底终结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合法性。

启蒙运动缺失的俄国素来没有民主传统，因此俄国人会习惯性的服从于极权主义，而极权统治者依靠现代宣传机器和镇压机关也使权力更加稳定和巩固——但对历史来说，这些火焰无法阻止冬天的到来。“因为缺乏民主，大众文化低下，思想落后，国家可能变成为比君主还要可怕的黑社会，因为君主毕竟还是一个人，而国家则是一台没有个性没有灵魂的机器。”普列汉诺夫指出，俄国的未来就看布尔什维克政权能维持多久，而政权的崩溃无可避免。时间愈长，留下的痛苦就越多。“只要国家的公民还在受穷，国家就伟大不起来！国家的真正伟大的决定因素并不是它的领土甚至它的历史，而是民主传统、公民的生活水平。只要公民还在受穷，只要没有民主，国家就难保不发生社会动荡，甚至难保不土崩瓦解。”

1991年8月23日，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下令查封苏共中央大楼，象征野蛮暴力的镰刀斧子旗被象征文明平等的三色旗取代。苏共社团遭到取缔，其领导人或被捕或自杀，大批党员官员丢掉饭碗。泰坦尼克号没有沉没之前，没有人相信它会沉没。仅仅数天，这个貌似强大，执政69年、拥有1500万党员的苏维埃党即被人民唾弃，扔进了历史垃圾堆。

2005年的一份俄罗斯民调显示，有31%的人愿意活在勃列日涅夫时代，39%的人选择普京时代，只有1%的人愿意回到叶利钦时代。莫斯科公共观点研究中心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有一半人为苏联感到耻辱，《时代镜报》的调查表明，俄罗斯只有60%的人称自己是爱国者，而美国的爱国者达到88%以上。
“鞑靼人的枷锁从1237年持续到1462年，长达两个多世纪，这种枷锁不仅压迫了，而且凌辱和摧残了成为其牺牲品的人民的心灵。蒙古鞑靼人建立了以破坏和大屠杀为其制度的一整套恐怖统治”（马克思）。从某种意义上，暴力和奴性是成吉思汗的孙子留给俄罗斯和中国的最大遗产。1237年，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征服了俄罗斯；30多年后，成吉思汗的另一个孙子忽必烈征服了中国。1918年，共产党征服了俄罗斯；30多年后，共产党占领中国。在世界主流浩浩荡荡奔向现代文明时，这两个曾经作为蒙古帝国的殖民地的古老帝国走向狂热的“共产主义”，历史总是如此吊诡。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人类是有记忆的动物。如同一位历史老人，107岁的学者周有光先生经历了满清、民国和新中国，他告诫人们：“苏联的忽起忽落，不但是俄罗斯的大灾难，也是沾染苏联病毒的许多国家的大灾难。这场大灾难使俄罗斯和沾染苏联病毒的许多国家总共发生非自然死亡接近两万万人。苏联瓦解已经过去20年，苏联病毒还在继续蔓延。”
早在苏联刚刚诞生20年的1940年，另一个“老大哥”陈独秀就提醒人们：“苏联二十年的经验，应该使我们反省。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求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斯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斯大林倒了，会有无数个斯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在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斯大林，而不是斯大林才产生独裁制”（《给西流的信》）。

苏联覆灭之后，苏共被前苏联各国视为非法组织。1991年，当叶利钦颁布《禁共令》时，第一个公开站出来反抗禁共、捍卫苏共的人，恰恰是被苏共迫害了长达20年的麦德维杰夫。当那些往日养尊处优、满口马列主义的苏共高官纷纷撕掉党证时，罗伊•麦德维杰夫再次成为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持不同政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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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乱比较 -相对强度- ♂ (0 bytes) () 11/04/2012 postreply 09:22:22

• 中国不是如此社会风气??? -4Justice- ♂ (860 bytes) () 11/04/2012 postreply 10:2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