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日，我被邀请去某市，参加为期两天的两个大项目的设计评标会。为保证评审专家们能“安心工作”，组织方特别安排了评委们的食宿和开会都在郊区的国宾馆内。国宾馆，那可是中央领导人来视察的下榻处啊。我头次享受这待遇，颇为之心动！
评标会前一晚，我赶到国宾馆入住时，已近半夜。黑漆漆的大院中，狂风怒号，摇晃着一棵棵棕榈树——好家伙，简直是一幕中国南方版的哥特小说场景！走进大堂，完全不是想象中的富丽堂皇，而是黑灯瞎火，令人郁闷。大堂沙发上坐着倆白衬衫男子，冲着我神秘地笑，也不过来搭茬。我虽有点纳闷，但没理会，到前台办好手续，穿过迷宫般的廻廊，摸到客房，洗了个澡，穿上睡袍，这时已近凌晨一点。我关灯，正要倒头大睡，门铃响了——
“谁？”我问。“送水果的！”门外传来银铃般脆生生的女子声音。我靠，不愧是国宾馆哎，半夜入住还给送水果！我感激涕零的冲到门口，打开门。
门外站着一妙龄女子，高挑个，圆脸盘，大而亮的眼睛，披肩长发，上身黑色短袖紧身纱衣，下身黑色紧身超短裤，愈发衬得倆胳膊倆腿儿白生生的耀眼。我心里嘀咕，难道这身性感穿着，是国宾馆服务员的制服？
正在我晕乎时，那女子一手拎一塑料袋水果，大大方方，径直走进房间，大踏步迈向窗边茶几处，把一嘟噜葡萄、枣子和荔枝倒入果盘，再端起果盘，回身直奔卫生间里：“我帮你洗洗吧！”
老天，怎么这么热情？！这是宾馆服务员吗？？？我穿着睡袍，呆立房中，手足无措。过了一会儿，我缓过劲来，赶紧坐到写字台边，把已经关掉的手提电脑打开，佯装上网，以掩饰窘态。
没想到那女子洗完水果，端到我眼前，还一下子凑到我身边，和我一起看电脑，娇滴滴道：“这是最新款的网络本吧？先生您可真是个工作狂啊，这么晚还加班！要不要我帮什么忙？”
尴尬中，我一下警觉起来——就算是伺候国家主席的服务员，也不至于这么腻歪吧！“你到底是哪儿来的？”我身子后仰，得以和她拉开距离，正视她，严肃地问道。她莞尔一笑，发嗲：“我保留这个秘密，还不行吗？”
我晕，今晚可是遇到麻烦了。我极力镇定下来，试图和她讲道理（刚学会一句香港话，叫“讲耶稣”）：“小姐，你如果不能告诉我你是哪儿来的，我怎么能接受你的这些水果呢？”
“那你就当我是公关公司的吧。”
什么公关公司？难道如今这城市里的色情工作者都自称来自“公关公司”？我疑惑中继续问：“那为什么来找我？”
“老板叫我来，但我不能告诉你他是谁。”
还是换个角度吧，我想，把理性对话继续下去：“那你老板跟你说，我又是什么人呢？”
“说你是个政府官员！”
嘿嘿，我心里苦笑，瞧瞧，咱们这些伟光正的政府官员们，在“公关小姐”的心目中，整天都干些啥？
我继续追问： “那你老实告诉我，你来找我‘公关’，是不是和明后天的评标有关？”
“我不知道，老板没具体说。”
现在我至少有一点清楚了：来者不善。我对她说，小姐，你的水果我收下，十分感谢，现在请你离开吧。她居然还继续妩媚地叽歪：先生我陪陪你，多聊聊吧。我凛然站起，用一团正气，把她强逼出房间。
关上门，我实在想不通：这到底是宾馆内部或外围的“特种服务员”，还是评标公司或某设计院派来的糖衣炮弹？我忍不住拨电话给市里的朋友，问他们按该市的“行规”，是不是色情工作者都统称 “公关公司”的？第一个朋友被从睡梦中叫醒，迷迷糊糊，不置可否。第二个以专家般的确凿口吻说：绝不可能是普通的鸡！首先，鸡们不会这样称呼自己；其次，鸡会先往你客房打电话试探，而绝不敢贸然敲开门“送水果”。
疲倦的我再无力探讨下去，挂了电话，关上灯，先睡吧，明天再说。我刚进入迷糊状态，门铃又响了——
“谁？！”我连滚带爬到门口，但这次再不敢轻易开门。
“还是我，刚才送水果的。现在太晚了，的士都没有了，我回不了市区了，可怎么办呀？你快放我进去吧！”
我鼻子都气歪了：“你搭不到车，干嘛找我？去找大堂服务员啊！”
“他们不理我，怎么办呀？我都快崩溃了，求求你，快放我进去吧！”
有一刹那，我倒真犹豫她说的是不是真的，要不要帮她。但很快，我掐灭这想法：一定又是个陷阱！我坚定地隔着门对她说，你来路不明，我无论如何不会再给你开门了，你自己想办法吧，对不起。
我再次躺倒在床上，听着她在门外又哼唧了半天，最后总算静了下来。
烦躁了一会儿，我再次进入迷糊状态......突然，听得床边一阵悉悉嗦嗦的声音。我猛抬头一看，我的妈呀，只见黑暗中，一女子身影飘在我床边，低头注视我，似乎还吐着长舌头，直拖到胸前，活脱脱一画皮女鬼！！！
我一个鲤鱼打挺，从床上腾地跃起，开灯一看——啥也没有。长嘘一口气，我才明白，原来是刚才被骚扰得心烦意乱，发了场噩梦！TMD，这什么国宾馆，简直就是个魍魍魉魉的鬼魅世界！
一夜没睡好，我第二天眼皮红肿，在评标会上连问几个评标组织者，咋会有这等事？每个人都脸上呈惊愕状，是吗？有这回事？我不清楚……
第二天晚上，我们评委们被转到国宾馆大院中一栋别墅中住。据说这是总理住的别墅的旁边的一栋，给他警卫住的。照理说应该保安良好，可居然有陌生人接二连三拨通我房间电话，约我出去喝酒，还承诺如第二天评标时照顾，他日以十五万元重谢……
第二天评标会上，我按平时习惯——一个文明习惯，关掉手机，专心评审。评审中，异象迭起，一个奇烂无比的方案，居然连获高票。一位来自北京的专家大呼怪哉，要是此等方案中标，简直就是我们的耻辱！大多评委沉默不语。我赞同他意见，与他一起慷慨陈词，猛批该方案。评审结束后，我打开手机，居然看到一串短信，是坐在我对面的某评委在开会期间发来的，诸如：朱教授，你的意见非常重要，让我们集中起来投2号方案，3号也行，如其中一个中标，日后定会当面重谢，云云。
我读着这一串短信，像吞下一堆堆苍蝇。这一下解释了为什么前夜宾馆大堂中俩白衣男子对我神秘地笑，为什么画皮女鬼出没我的房间，为什么陌生人来电话许诺以重金。刹那间，我再回想各评标组织者、评委们在评审会期间的举止，大多显得可疑。我也猛然意识到，昨晚宴会上某领导关于建设城区的豪言壮语，某评委对我关于城市发展见解的极力恭维，都不过是一堆虚伪的屁话……
我们为什么要合力制造出这样一个庞大、虚伪、腐败透顶，让无数人都卷入“吃人或被吃”的酱缸？坐在回香港的大巴上，我身心交瘁，胡思乱想。幼稚的我，只不过在这短短两天两夜中，见识到大酱缸中泛起的一点点污秽而已。我本人尚可以抽身而退，缩在香港的学院里保护自己。而如果真要每天在这体制里混，我能保证自己会抵制诱惑、洁身自好吗——常在酱缸游，哪能不失身？梁启超曾在家书中教导子女：“作官实易损人格，易习于懒惰与巧滑，终非安身立命之所。”但偏偏有一代代、一堆堆人把攫取权力，滥用权力发财当作人生捷径。陈独秀在1916年《新青年》中辛辣地写道：“充满吾人之神经，填塞吾人之骨髓，虽尸解魂消，焚其骨，扬其灰，用显微镜点点验之，皆各有‘做官发财’四大字。”在“酱紫”的历史传统和现实环境中，跟一帮“酱紫”的官员、技术专家们打交道，指望能通过他们，借助公开设计竞赛、公正评标来推动建筑文化的“健康发展”，是不是不可避免地罩上一层“酱紫”的荒唐色彩？而在另一方面，那些少数在酱缸中终日滚打，居然能抵制腐蚀，尚保有纯洁理想，甚至还能做些建设性工作的官员和技术专家们——如果还有的话，该是多么令人敬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