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那年正好担任班主任，比参加学运的学生也大不了很多，那个时候大学校园从教师到学生都在谈论这件事，大家都对国家的前途命运担忧但也对未来充满希望。学生们都是十八九岁的热血青年，他们中很多都是从全国各地来上海，其中不少都是农村的孩子。说句实话，当时尽管很嘈杂很乱，但是整个事件基本是一个由学生发起，普通百姓参与的示威活动，大家对国家还都是充满信心，对共党也还充满期望，毕竟文革后党内也出现过不少比较开明的领导人其中也包括邓小平在内。
当时包括很多大学生在内，对共党的期望其实也并不是很高，在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背景下，人们痛恨腐败，希望共党惩治官倒腐败这个要求并不过分。作为共党，其实只要肯定学生们的热情，像赵紫阳那样许诺惩治腐败，从部分共党高干自己的子女下手，事件和平平息还是非常有希望的，因为学生除了要求共党惩治腐败官倒外并没有更高的政治诉求。
这件事情的急转直下主要那个莫名其妙的对学生示威定性的社论和李鹏跟学生对话时的那副傲慢的嘴脸。如果当时有一位比较灵活的共党的技术官僚出面跟学生对话，事情结局可能就不至于现在这个样子了。
6月4日，当共党动用军队对自己的人民举起屠刀大开杀戒起，事情的性质就彻底改变了。那一刻是共党彻底走向人民对立面时刻，是中国的历史进程又一次被derail的时刻。任何执政党，哪怕你有一百个理一千个理一万个理，一旦对自己的人民开枪，就把自己牢牢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了。
64改变了之后的好几代人，这几代人对国家前途麻木不仁，对贪官污吏腐败视而不见，除了赚钱捞钱，没有道德，没有底线，不择手段地捞钱，捞钱，除了捞钱还是捞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