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拐点》选载之三
在押上了全部家当，与金融危机缠斗两年多之后，中国宏观及微观经济中所显示种
种证据正在告诉我们：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将遭遇一场严重的经济萧条。不能确定的是
，萧条爆发的时间、方式以及它将以何种形式在中国的社会及政治层面催生连锁危机。
为此，所有的中国人都必须做好准备。
我们行走在何处？
要更加准确地搜寻当下中国的历史行踪，一幅更加准确的历史地图是必备的。在这
幅地图中，有两个较为恰切的历史坐标可以比照。1929年的美国与1989年的日本。虽然
历史比较在方法上从来就是笨拙和令人沮丧的，但它仍然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对真实世
界复杂性的理解，为当下中国找到更加准确的历史定位。
在1929之前，美国经历了一个以自由放任为主要特征的资本主义黄金时代，我们不
妨称之为美国的镀金时代。（虽然美国人自己更多的是将南北战争之后到一战之前这段
称之为镀金时代）。在这个时期，工业狂飙突进，商业高度繁荣，白手起家的工商业巨
子层出不穷。用美国总统柯立芝的话说，美国人民已达到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幸福境
界”。然而，在这个镀金时代的另外一面，则是政治腐败、社会问题丛生，贫富差距急
速拉大。也正是因为这一狂野面相，在诸多批评者的言说之中，镀金时代也被称之为大
分化时期。这个内部包裹着各种剧烈冲突的镀金时代，终于随着1921年到1929之间持续
膨胀的信贷泡沫破裂而戛然而止。随之而来的，是一次令所有人都刻骨铭心的大萧条。
深入历史的细节之中，我们容易察觉，美国的镀金时代与中国过去的三十多年有诸
多惊人的相似之处。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之中，中国创造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经济增长，社
会财富急速膨胀。但与这个奇迹同时发生的却是同样令人惊叹的政治腐败、社会失信、
环境污染。而在财富分配上，中国也从毛泽东时代的高度平均一跃进入全球最不平均之
列。其程度与美国的镀金时代相比毫不逊色。
经济的高速增长与社会的急剧分化经常是一对孪生兄弟。其隐含的意义是，经济及
社会内部蕴含着巨大的冲突能量和高度的紧张。以这样一种视角理解，美国的大萧条就
不再单单只是一次危机，而是人类理性精神对动物精神在经济上和商业上的一次彻底的
自我清算。作为一场大型危机，这种自我清算和自我调整同样也是政治和社会意义上的
——这其实就是尾随而至的罗斯福新政的真正内涵。或者更加准确地说，罗斯福新政是
美国资本主义对新的全球环境和内部环境的一种适应和调整过程。毫无疑问，这种适应
并不总是成功的，其最终的结局总是充满了无法加以分辨的历史偶然。幸运的是，经过
长时间的痛苦调整，美国资本主义还是最终穿越历史迷雾，取代英国成为全球资本主义
新霸主，并在二战之后正式开启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市场体系。回溯历史，我们可以清
楚地看到，大萧条虽然不是美国成为全球新中心的充分条件，但却有可能是一个必要条
件。换言之，没有刮骨疗毒式的大萧条和罗斯福新政，美国也许很难在二战之后一骑绝
尘，成为全球市场体系的规则制定者。大萧条和大危机反而成就了最后的超级霸主，这
其中虽然充满了诡异，但也不是完全不可以理解的。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被众多经济
学家及历史学家记忆为一个极其黑暗的时代，但从更加长程的历史视角观察，它却是正
式奠定美国霸权的时代，或者说，它是美国接过大英帝国的旗帜，成为全球资本主义新
中心的一个标志性分水岭。
由此，我们也可以得到一种隐约的启示：全球霸主的转移总是以旧体系的全面混乱
以及新霸主一场深刻的内部危机作为先导的。体系的全面混乱和失控可能是一场超大范
围的全面战争（比如一战和二战），也可能是别的难以预料的形式。事实上，一战和二
战正是英国主导的全球市场体系趋于瓦解的一个症状。
循着这样一种启示，任何一个欲从美国体系的崩解中脱颖而出的新霸主，恐怕都很
难逃脱这一历史魔咒。道理相当简单，没有一场深刻的危机，是很难清除旧有增长模式
中根深蒂固的积弊的，正如股票市场一样，不经历一次伤筋动骨的调整，是很难出现一
个真正的牛市的。这一魔咒，对于正在跃跃欲试的中国来说，尤其值得警惕。
二战之后，美国主导下的全球体系经过了几波强劲的扩张。其中几个显著的标志是
，欧洲复兴，日本崛起以及东亚经济奇迹。经过这几波强劲扩张之后，美国体系的边疆
大为拓展。但到此为止，所谓美国主导下的全球市场体系仍然只是半个全球体系。直到
1990年代冷战结束，以苏联为主导的所谓社会主义阵营以及一直游移于两大阵营之间的
中国、印度、巴西等悉数来归，美国体系才真正达到无缝隙全球覆盖的鼎盛时期。也只
有到这个时候，所谓美国体系才真正能够被称得上是全球的。从1990年代初期之后的20
年之中，美国主导的全球市场体系在深度与广度上迅疾掘进，体系内各民族国家之间的
经济联系终成水乳交融，难分彼此的蔚为大观之势。所谓全球化者，美国化也。二战之
后的全球市场体系之所以是美国体系，乃是因为美国凭借其人口土地规模、内部市场规
模以及美元的独特地位，为后起国家的市场扩张提供了最为宝贵的需求来源。没有这种
美国需求，全球市场体系的扩张是无法想象的。这个潜在的逻辑，无论是在欧洲、日本
以及东亚的渐次扩张中都表现得十分突出，而在冷战之后金砖四国的经济高速增长中也
同样清晰。虽然体系内各民族国家之间以及他们与美国之间的关系相当复杂，但美国需
求始终是这一体系扩张的主要动力。就人口规模，内部市场、军事实力而言，二战之后
美国取代英国成为全球市场体系新的发动机，几乎是命定的。因为只有美国，才有能力
提供全球市场进一步扩张的需求来源。也正是因为同样的原因，当这个体系涵盖了这个
星球上几乎所有人口，版图无法继续扩大之后，美国体系开始崩塌。其理由是，美国需
求再强大，美国货币再滥发，也无法消化新兴市场国家数十亿劳动力提供的源源不断的
产能，体系的扩张已经无以为继。从全球市场体系的历史脉络观察，这才是次贷危机的
本质。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人都将次贷危机当做一场美国的金融危机，这是对当代史
一次非常危险的误读。更加接近本质的历史真相可能是：体系扩张倒逼美国以泡沫形式
来提供需求，在这个意义上，次贷危机实际上是体系内各民族国家合力的结果。至此，
美国体系原来的动力结构显然已经无法满足体系进一步扩张的需要。现在，美国的财政
赤字已经达到1.2万亿美元，总债务达到10.6万亿美元。每年光支付的利息就相当于全
美医疗保险开支。与此同时，在两轮定量宽松释放巨量流动性之后，虽然需求仍然萎靡
不振，但美国的主权评级却已经从“稳定”被降至“负面”。如果说以前美国强力支持
全球体系需求只是拖垮了美国的金融体系，从而导致次贷危机的话，今天美国继续提供
需求，就可能拖垮美国本身。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人几乎一致认定，现在该是其他国家
（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提供需求，美国提供制造的时候了。如果新兴市场国
家找不到新的需求来源的话，那么现在就几乎可以宣布，由新兴国家所引致的所谓超级
周期行将落幕。从今往后，中国可能再也不能指望全球体系为它的超高速增长提供需求
了。在这里，我们已然看到了一个规模更加巨大的亚洲金融危机的前景。
非常清楚，次贷危机实际上是一次体系危机，而不独独是美国的危机，更不仅仅是
一次所谓金融危机。从本质上说，次贷危机是二战之后美国全球市场体系无法在深度和
广度上继续扩张，从而由盛而衰的转捩点。次贷危机只是这个宏大体系危机的起点，是
一系列危机中的一个，而绝不是终点。在体系处于高度不稳定的崩解时代，危机将成为
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在2011年愈演愈烈的所谓欧债危机也只是这一场宏大的体系收缩
危机的一部分。如我们所见，它正在向一场政治危机快速演变。
在全球产能严重过剩的情况下，如果一定要维系这种格局，要么是出现一次重大的
体系萧条来清除这些产能，要么就是美国和体系内其他国家一起制造更大的泡沫（这也
是那些对权力有重大影响的金融家们乐意看到并极力推动的），以延缓体系全面崩解的
时间。既然前者是所有政府在政治上都无法承受的，后者也就成为体系几乎唯一选项。
在次贷危机之后的两年多时间中，体系内国家合力制造了更加巨大的泡沫。其显著标志
是，美国的定量宽松和和中国的超级信贷泡沫。由于美国银行业还处于去杠杆化时期（
美国银行业本身具备的约束机制），美国的定量宽松所释放的货币更多地为新兴国家所
吸收，这进一步助涨了新兴国家尤其是中国的资产泡沫。在上一个泡沫远未得到消化的
情况下，全球市场体系又在体系中的新兴国家制造了一个规模更为巨大的泡沫。全球金
融家资本家们不会吹灰之力就如愿以偿了。这固然让体系得以苟延残踹，但也在这个体
系内放置了一颗更加具有毁灭性的定时炸弹。这个炸弹爆破之时，即是体系寿终正寝之
际。在这个意义上，次贷危机不过是全球体系危机的开始，更加猛烈的体系地震还没有
到来。当达沃斯的那些巨头们还在高谈阔论着他们如何拯救了这个世界的时候，一场巨
大的海啸已经在他们的脚下酝酿。今天，我们仍深陷于这个体系危机之中，它还远远没
有结束。而这，正是中国在全球市场体系中的历史位置。
研究者们非常容易将今日中国与1989年泡沫破裂前的日本相比。的确，从两个经济
体的结构以及发展阶段而言，当年的日本的确与目前中国有诸多雷同之处。然而，从更
加广阔的全球市场体系的历史视野观察，今天的中国就可能与当年的日本有重要的不同
。1989年日本发生危机的时候，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仍然处于扩张之中。在那个时候，
这个体系仍然有广袤的市场有待开发，比如俄罗斯、东欧、印度以及中国等等。也正是
美、欧，日本在此后对这些体系新边疆的不断开垦，才会有所谓金砖四国的奇迹。简言
之，正是由于未开发国家所提供的广阔市场空间，日本虽然陷入停滞，但却免于崩盘。
因此，日本1989年的危机，只是体系扩张过程中的危机，是这个体系扩张过程的脚步和
节奏的调整。但2011年的中国所面对的，却是截然不同的体系的崩解时代。举目四望，
我们已经很难找到一块支持这个体系继续高速扩张的未开发市场。经过60多年的波浪式
扩张之后，美国体系已经相当接近它的历史终点。在这个意义上，今天的中国历史时钟
更像是停留在1929年的美国，而不是1989年的日本。抑或，它更像是两者的某种混合体
。这意味着，不仅外部市场已经很难为中国的继续高速增长提供需求，也意味着中国内
部的市场动力也处于一个重要的转换时期。后者，就是许多人寄望甚殷的中国内需。中
国向内需型经济的转向，不仅被很多人作为中国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法宝，也被主流思
想界几乎一致认定为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而不是全球体系崩解）的不二选项。这令我
们想起20多年之前发达国家对日本同样耳提面命。然而，20多年过去了，日本的内需似
乎并没有为全球再平衡做出什么贡献，而其出口导向型的结构特征也依然故我。这提醒
我们，无论是内部和外部，对中国内需的作用可能都过于乐观了。很难想象，一个出口
导向型的国家一夕之间就能神奇的转换成另外一种模式。这是一个漫长而且充满难以想
象挑战的过程。日本就是一个鲜明的历史案例。在全球体系停止扩张甚至收缩的时候，
任何真实世界中的再平衡，都将是一种零和博弈。一个民族国家有所得，必然意味着另
外一个或者另外一批民族国家政府在政治上付出代价。在《繁荣与泡沫》一书中，作者
罗伯特·布伦纳正确的提示我们：“必须牢记的是，直到1998年，作为初始条件的国际
性制造业产能和产量过剩，使得占世界主导地位的（包括美国，日本，西欧，东亚，现
在再加上中国）国家很难同时实现经济繁荣。”
知道这一点，我们就能知道再平衡对民族国家在政治上构成的巨大风险。对于某些
政治脆弱的民族国家来说，这种代价甚至是致命的。显然，真实世界的再平衡远不像经
济学家理论世界中那样美妙和自洽。事实上，一战和二战就是以一种惨烈方式来实现全
球经济再平衡的一个历史过程。只不过，它同时也实现了资本主义在全球市场历史中的
一个体系转换。这种再平衡和体系转换的结果，是美国凭借它在土地、人口、内部市场
等优势在众多的霸权竞争者中成为最后赢家继而领袖群伦。
从1978年开始一直延续至今的中国经济增长，主要受到了两个基本因素的推动。一
个是内部的自由化及市场化改革；另外一个则是全球市场体系在最近三十年的急速扩张
。这两个因素相互接续，相互作用，共同造就了中国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从最近三十
年全球经济的发展历史观察，凡是具备上述两项基本因素的新兴大国经济体，都出现了
与中国类似的高速增长。其中最为人熟知的莫过于所谓的“金砖四国”。印度、巴西、
俄罗斯的内部自由化及市场化改革虽然大约晚于中国十年左右，但一经启动，并与全球
体系扩张结合在一起，也立即开启了持续高速增长之路。其持续时间与增长幅度与中国
相比并不逊色。非常清楚，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先后开启的自由化改革
本身，也是推动全球市场体系得以蓬勃扩张的一个重要动力，而全球体系的扩张反过来
也为这种自由化和市场化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和市场深度。内部自由化和全球体系扩
张相互作用的一个历史后果，就是我们在冷战结束之后所看到遍及全球的浪潮般的经济
增长。而中国的经济增长不过是这个浪潮中的一支而已。由此观之，中国所谓的经济奇
迹就再也不是什么难以解释的神秘事物，而建基于这个奇迹之上的所谓中国模式就更像
是子虚乌有的杜撰和想象了。没有始于1990年代的全球体系的迅猛扩张，中国内部市场
化及自由化所释放的能量很有可能在1990年代末期就已告罄。有相当多的证据证明，中
国在新千年之后的经济增长大部分是由体系扩张推动的。这一动力转换的一个明显标志
就是中国加入wto。当然，仅仅依靠外部体系扩张，没有中国内部的自由化、市场化作
为呼应，中国的经济增长同样很难达成。但不管怎么说，自1990年代之后，中国的经济
增长始终是全球市场体系扩张的一部分。
毫无疑问，中国的经济增长有其特殊的制度动力因素（即压低成本的能力，参见本
书“中国模式还是中国想象”一文），但这种特殊因素的影响远远不足以与前述两个因
素相匹敌。相反，从一个更加长程的历史角度观察，这些特殊因素在未来很有可能构成
中国经济一个沉重的负资产。比如，在中国过往经济增长中被严重透支的环境、资源、
土地租金、社会资本等等。在前面三十年，中国政府一直强制性地贯彻被我称之为非普
遍主义的亲商主义策略，这使得很多得到恩惠的企业获得了远远超出应有水平的回报，
也使得政府通过企业之手攫取了巨大的财富，通过恢复工资上涨以及各种被政府蓄意压
低的价格，以及一次较长时间的萧条，来完成经济上自我清算，不仅是合情合理的，也
是必须的。其本质乃是对狂野资本主义以及必然蕴含其中的政治野蛮的一种清算。由于
这个原因，我们甚至可以合理地推测：一旦浪潮退去，中国经济的下滑速度也将一枝独
秀。
作为全球体系扩张的一部分，中国的经济增长既是这个体系扩张的一个重要推手，
也依赖于这个体系在广度与深度上的进一步扩张。对于这一格局（这可能才是隐藏在中
国经济增长中不为人知的真正秘密），中国极其现实主义的管理者们显得格外清醒。这
就是为什么在金融危机之后，他们必须极力维护这个全球体系的原因所在。在他们看来
，那些在次贷危机之后整天嚷嚷抛售美国国债的家伙们，非但外行，根本就是白痴。非
常有趣的是，在1929年美国大危机之前的一段时间内，美国出于对当时英国主导的全球
体系的依赖，也曾经极力的帮助英国，以全力维持体系的完好。对于这一段历史，在《
美国大萧条》一书中，罗斯巴德曾经非常刻薄地评论道：“更加危险、更加具有破坏性
的是通过在美国的通货膨胀来帮助英国”。这种情形与次贷危机之后中国与美国的关系
又何其相似乃尔？显然，在次贷危机之后，中国与这个体系的关联程度不是更加疏离，
而是更为紧密了。中国的管理者们非常清楚：起码在现在，中国不可能脱离这个体系而
鹤立鸡群。非不愿也，是无奈也。而这种无奈之中，实际上指示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外
部路径依赖。这是中国经济增长除了内部的路径依赖之外的另外一道魔咒。
二战之后由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究竟还会维持多久，将取决于诸多历史的偶然因素
。这一点我们显然无法判断。但是我们大致可以肯定，以次贷危机为起点，我们已经走
入这样一种历史进程之中，那就是：美国体系的扩张已经进入停滞甚至收缩期。显然，
维持中国过去几十年高速经济增长的外部环境已经天翻地覆。这不同于1997年的亚洲金
融危机，也不同于1990年代的日本。与中国决策者们口中的“我们仍然处于重要的战略
机遇期”的自我安慰式判断，更是有云泥之别。
接下来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将是体系以零和博弈为特征的全球结构调整——这
可能表现为各种保护主义，也可能表现汇率战争，并伴随着一系列的政治利诱、恫吓以
及合纵连横。其目的只有一个：最大限度的维护政府在本国人民之中的政治合法性。无
疑，这种调整从来就不是让人愉快的，更不是被经济学家们轻描淡写为“再平衡”那样
充满浪漫主义的多赢色彩的。求诸历史，这个过程经常是相当痛苦甚或是血腥的。这种
痛苦将一直延续到一个可以继续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新的稳定结构出现为止，这可能是
一个新霸主的崛起，也可能是我们完全无法预见的一种新的全球战国景观。虽然我们并
不知道去哪里，但是我们非常清楚的知道，我们正在告别过去。我们正处于从原有的稳
定系统滑向另外一个稳定系统的转换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危机将成为一种常态。这
对那些以周期管理为主的传统技术官僚的管理智慧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我们应该做的，
就是比别人提前一秒钟看到那只不祥的黑天鹅，从而换取逃生的机会。
如果历史真的具有某种神秘的相似性，那么我们可以大胆猜想：那个曾经标志着美
国体系最终消亡的决定性危机，将不会发生在老霸权的美国那里，而会发生在那些新霸
权的竞争者那里。其中逻辑在于：新霸权最有力的竞争者，往往也是将旧体系的繁荣模
式发挥到极致的。在GDP超越日本之后，中国作为新霸权的候选者几乎已是众望所归，
毫无悬念。然而不幸的是，那一场身影隐约的危机也正在悄然逼近中国。
在美国次贷危机之前，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了遭遇一场重大调整的明确迹象。其中寓
意最为深刻的信号是：中国在2008年发生了1990年代中期之后最高纪录的通货膨胀。这
说明，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早在那个时候就已经达到极限。与此同时，中国股市从
2007年6000点的最高位迅即暴跌，持续了十年之久的房地产牛市也显现终结迹象。所有
这一切都预示着中国经济将要经历一场重大的调整。然而，就在这个时候，美国人与中
国人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抢在中国之前引爆了金融危机，好像深怕在危机竞赛中输给
了中国人。在这一场陌生而又令人惊恐的全球危机面前，中国的经济管理者采取了超常
规的反危机措施，其主要内容就是超大剂量的货币刺激和财政刺激。有趣的是，这种罕
见的刺激却被中国官方非常谦虚地称作：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这就
像给中国经济灌进了一大瓶茅台，劲头固然十足，但神志却多少有些恍惚。其结果是，
中国经济没有经过任何调整，几乎毫发无伤的度过了全球危机。这种在危机时期令人艳
羡的经济表现，不仅让中国奇迹变得更加可信，也使得所谓中国模式横空出世，隆重加
冕。中国环顾海内顾盼自雄。然而，非常清楚的是，这不是被许多人误认为的那样是又
一个增长周期的起点，而是一次重大危机的肇始。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经济表现
带来的另外一个结论是：无论外部及内部的观察者们都一直认中国的内需潜力无限。这
种内需不仅是中国经济继续保持奇迹的动力，也是平衡全球经济的最为宝贵的资源。然
而，我们或许很快就会知道，这个看上去十分迷人的内需不过是海量货币堆砌的海市蜃
楼。在反危机的短短两年之中，中国的货币扩张已经创造了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纪录，
而其吹出的资产泡沫也可能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全球次贷危机
之后，中国的货币政策及一系列反危机措施实际上是在原有泡沫的基础上叠加了一个更
为巨大的泡沫。对于行政性国有银行占绝对主导地位以及遍布乐观主义者的中国来说，
信贷及货币扩张总是容易而且让人快乐的，但收缩却可能令那些货币饕餮者们瞬间窒息。
诚如前述，经济的调整，萧条本是经济的一种自然过程。其目的就是对过往不当投
资以及人群中固有的动物精神的一种自我清算。调整越是痛苦和深刻，经济体就可能变
得越是健康，其积蓄的增长能力也就越是强劲，所谓蓄之愈久，发之愈猛。反之，在一
个人已然高烧的情况下，非要逼着他百米冲刺，其结果可能只有一个：那就是加大下一
次调整的力度和烈度。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经济在金融危机之后强劲表现很可能就不是
什么值得庆幸的事情，而是一个超级调整即将来临的凶兆。显然，全球金融危机将中国
可能的经济危机推迟了，但同时也放大了。现在不调整，并不等于未来不调整，经常的
情况往往是，在我们彻底忘却危机的时候，它却猝不及防的从天而降。恰如地震一样，
危机也从来不会提前十分钟通知你。
我们无法确定，中国是不是有一种奇特的智慧能够用一种更加温和的方式来完成这
种自我清算和自我调整。但我们看到的种种证据已经显示，中国很有可能是全球金融危
机中最终和最大的受害者。
基于对中国政治现实的清醒理解，我们无法像众多的中国经济学大师一样责难中国
的经济管理者。在诸多政治及社会约束条件之下，制造泡沫，推迟危机对于他们来说，
显然是最为理性的选择。毫无疑问，这是无关管理者个人智识和理性的制度选择——是
一种中国在三十年改革中所形成的制度惯性所至。然而，无论原因如何，灾难性的后果
可能已经铸就。
——《大拐点》选载之四
2011年3月，中国总理温家宝在最新一次的两会记者招待会上说：“7%的发展速度
也不算低了。”看得出，这位领导人是在向中国众多的GOP发烧友喊话，说服他们接受
一个更为理智的增长速度。他接着补充道：“真正实现有质量和效益的7%的增长速度，
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温的这个喊话暗含了某些特别对象的话，那么肯定是那
些对中国经济举足轻重的封疆大吏和各级地方官员。在这些在过去轻而易举就能实现两
位数增长的地方官员看来，7%的速度无疑是一个十分保守的目标。不仅委屈了中国经济
的实际潜力，还需要这些对增长速度有强烈嗜好的地方大员们付出巨大的克制。不过此
一时彼一时，从现在开始，7%可能不是一个需要拼命压抑才能降下来的低目标，相反，
正如温家宝所言，它更有可能是一个难以企及的高目标。
诚如我们在上面部分已经判明的，全球体系已然进入零和博弈的时代。所以，在可
以预见的未来，外部需求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如果不是负的话，也会进入一个持续
下降的时期。事实上，在刚刚过去的2011年2月份，中国又一次出现了罕见的贸易逆差
。在这个月，中国的贸易逆差达到73亿美元。这让那些早已经将危机忘到九霄云外的分
析师们大吃一惊。虽然这个单月数据并不能证明什么，但一个明白无误的趋势则是，中
国已经快步迈进成本的长期上升周期。这意味着，在劳动力、环境、土地、社会保障、
汇率等诸多成本都不断提升，而外部需求却停滞甚至萎缩的情况下，净出口对中国经济
贡献的不断下降也将是一个长期趋势。在某些特殊时期，它甚至可能出现猛烈的负面冲
击。如果情况真的是这样，那么作为一个给定条件，中国要想实现过去同样的经济增长
速度，恐怕就只能托付给所谓内需了。
消费之所以被中外各方人士寄予厚望，是因为中国有低得离奇的消费率。即便在政
府使出浑身解数大力刺激消费的2009年，中国的消费率也只有48.6%。无论与何种类型
的国家比照，这个数据都低的离谱。虽然有研究指出，由于统计上的原因，中国的消费
率被低估。尤其是诸如房地产、医疗等服务业消费存在严重低估。但无论如何，中国的
消费率严重偏离正常水平，恐怕都是一个事实。这也是被政府、学界以及民间众口一词
认定为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一个重要指标。然而，蹊跷的是，就整个消费本身的增长看
，中国的消费多年来一直处于高速稳定的增长之中，在 2009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更是实际增长了16.9%。这种增长不仅远远超越同期GDP，与其他任何国家比也都足以自
傲。这其实说明，中国消费的绝对增长实际并不低。我想，在中国任何一个城市生活过
的人，都会对此印象深刻。很多年以来，中国人在对房地产、汽车、电子产品的消费几
乎可以用狂热形容。在那些国外销售商在为发现了新大陆而欣喜若狂的同时，我们非常
怀疑，在非常的高的基数上，中国的消费究竟会有多大的增长潜力。我身边的一个例子
是，我家的阿姨也已经在大众消费潮流的裹挟之下，买房买车了。从我们的日常观察出
发，甚至有相当多的证据显示，中国目前的消费热潮透支了相当多的未来消费。经常出
现将儿子孙子的房子一次性备齐这种荒谬景象的中国房地产业，即是其中典型。这个例
子提醒我们，对中国消费在目前基础上继续超预期增长的潜力应该保持高度警惕。寄望
愈深，失望愈大。我们似乎不应该指望以制造恐慌形成全国抢购食盐的那种可笑方式来
大幅度提高消费。
如果深入中国内部的政治经济逻辑之中，我们就可能获得更加清楚的洞察：在目前
的中国，提升消费将是一桩让人望而生畏的事业。
所有的人都知道，消费是以收入作为基础的。没有收入的增加，又何来消费的增加
？但在中国，居民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分配比例却低的令人讶异。这个事实已经广
为人知，无须再列出数据加以支持。需要解释的是，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何以
如此之低，而政府及企业收入又何以如此之高？在1990年代之后，中国政府一直奉GDP
的快速增长为其核心执政目标。这个目标的实现，不仅可以为各级政府提供大量税收从
而确保其对社会和经济的控制能力，也能够在国民中为其开辟宝贵的合法性来源。在过
去的20余年之中，这个战略是如此成功，以至于被奉为执政圭臬。如此，一系列的制度
及政策就围绕这个目标而被逐渐建立和固化。在中国政治及经济制度的现实约束条件之
下，通过政府所能操纵的土地、资源、税收以及各种宏观工具，是推动这一目标迅速实
现的捷径。于是，一整套以政府利益为核心的亲商主义制度和政策被建构起来。这包括
：土地补贴、税收补贴、水电补贴、环境补贴（通过环境破坏所造成的反向补贴）等等
，五花八门，不一而足。而在宏观政策方面，则通过金融控制，最大限度的压抑利率、
汇率为各类企业尤其是政府企业提供巨额补贴。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通过极为严厉的控
制，从而抑制劳动力价格的上升，也是这一过程中的一个主要手段。在新千年之后，许
多地方政府甚至不惜采取直接掠夺土地的方式来降低经济增长成本。所有这一切，目的
只有一个，那就是推动GDP的快速增长以及各级政府财政收入的暴涨。然而，隐匿于这
一历史进程背后的，却是大量本来属于居民的货币收入以及非货币福利被转移到企业及
政府。这种财富转移，时间是如此之长，总量是如此之大，其造成的历史后果可想而知
。这实际上就是中国居民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占比如此之低的制度和历史原因。暗含于
这一历史过程之中的政治经济学逻辑则是，政府权力、企业权力的膨胀以及公民权利的
抑制。不如此，则这一过程无法实现。到这里，中国居民收入占比反常的政治谜底就非
常清晰地显现出来了：它实际上是中国政治结构的一个投射。一个逻辑的结论是，要想
改变这一局面，也必然意味着对公民权利的尊重，意味着对公民利益表达控制的放松，
意味着这政治对社会控制的放松。显然，这是一个漫长且充满争斗的过程。其中风险不
问可知。而从目前中国正在显示的历史趋势看，这甚至是不可能的。也因为这个原因，
提振居民收入占比从而推动消费更高增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事实上，随着消费刺激政
策边际效应的递减，尤其是房地产泡沫的崩溃，中国消费增速很有可能出现下降。最新
的统计数据正在证实这一令人不安的趋势。在刚刚过去的2011年1、2月份，中国的实际
的消费品零售增速为10.9%，创下2008年1月以来最低点。其中2月份更是降至4.2%，创
下2004年10月以来的最低记录。与此同时，货币扩张所导致的通货膨胀非但没有像某些
人想象的那样刺激中国的消费，反而更进一步加大了中国人的储蓄倾向。中国央行2011
年1季度所做的调查表明，中国居民的消费意愿降至1999年进行问卷调查以来的最低值
。这个结果可能会让某些习惯性乐观主义者吃惊，但也不是完全出乎意料。政府再狡猾
，也斗不过以十亿计的消费者。常识是，任何透支消费都会在中长期内被重新平衡，现
在的下滑不过是对前几年一系列提前消费的平衡罢了。另外一个并没有引起关注的原因
可能是，超级刺激政策所带来的逆国民收入分配后果。无论是超常规模的政府投资，还
是货币超发引发的通胀及资产泡沫，不仅进一步恶化了政府、企业以及居民三者之间的
财富分配，也进一步恶化了居民之间的财富分配结构。高盛发布的统计数据表明，在
2010年，中国的奢侈品消费已经连续三年雄霸全球增长率第一，达65亿美元。就普遍的
观察而言，如果加上中国人在境外购买的奢侈品，这个数字还将大大增加。显然，这并
不能证明中国的消费潜力，而恰恰说明了中国居民之间财富分配的极端失衡。在相当程
度上，奢侈品的消费量正是中国消费潜力的反向指标。中国的消费问题首先是结构问题
，推动消费之要务当然也首先是提振消费倾向较高群体（在中国，他们主要是中下阶层
）的收入，但这显然与目前中国的政治结构相悖。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年中国领导人在
这个问题总是有心无力的原因所在。当制度本身在制造分化和抑制消费的时候，再良好
的个人意愿都将无功而返。这个制度导致了另外一个更为强大的抑制消费的趋势，那就
是：收入向政府、大型企业不断集中的趋势。作为这个趋势的另外一面，自然是作为社
会而存在的普通居民收入占比的不断缩减，是作为企业与政府支持基础的中国社会的不
断凋敝与溃败。
现成例子是，在2009年之后中国的货币与财政刺激政策，其本意是刺激消费和投资
拉动经济增长。虽然它的确刺激了经济增长，但就我们所见，它可能带来了另外一个更
为显著也更为长期的后果则是：掀起了一次更大规模的财富再分配运动，进一步扩大了
政府、企业、与居民之间以及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扭曲趋势——财富向极少数人集中。
随着通胀与资产泡沫这种逆国民收入分配因素的增长，这种扭曲显然还在进一步扩大。
这实际上告诉我们，在不改变这种政治分配结构的情况下，任何货币和短期财政政策的
刺激都将进一步加大中国的财富分配失衡。中国2009 年以后庞大刺激政策的最终效果
正是如此。虽然2009年之后的超强刺激政策迫不得已，值得同情，但无疑进一步恶化了
中国的财富分配，并在长期之中降低了内需。这也反衬出中国管理者无法改变分配结构
只能依赖一贯的总量刺激政策的窘迫处境。制度如此，夫复何言。在今天的中国，这个
制度仍然在不断地自我加强之中，除了它自己，任何个人意志都已经不再能阻止它的步
伐。有鉴于此，任何在中短期内希望中国消费出现跳跃式增长的想法都只能是出自书斋
世界的幻觉。而那些更进一步以为消费可以替代出口和投资以维持现有经济增长速度的
推论，则纯属无稽之谈。
我们虽然对消费在目前速度上进一步的加速增长不抱希望，但对消费率的上升却绝
对乐观。低消费率和高投资率不过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投资下降，消费率自然就会上升
。在中国所谓的结构问题中，可能不是消费太低了，而是投资太高了。投资之浮滥，可
能才是中国经济结构高度扭曲的关键原因。而我们很快就会看到，中国的高投资已经难
以为继。
在中国，由于政府控制几乎所有的要素、资源，所以对政府而言，驱动投资远比驱
动理性的消费者容易得多。也正因为此，投资也一直是政府驱动经济增长最便利也最有
效的手段。在经济的意义上，这也是所谓中国模式的核心所在。在常识看来，任何投资
都必须有哪怕再低的正收益作为保证。不如此，高投资就无以为继。然而，在一片产能
过剩的惊呼之中，中国的超高的投资率不仅维持下来了，而且获利颇丰。这让许多人大
惑不解。不过，深入中国的投资逻辑，其中秘密相当简单。那就是我们已经反复论及的
，政府压制成本的能力以及由此而来的低成本优势。所谓低成本优势，就是将本应该由
政府及企业承担的成本，比如环境成本、土地成本，劳动力成本、教育及医疗成本等等
，通过政府有形之手（利率、汇率、税收等等）的强制，转移给社会大众。
这就是我称之为的所谓企业及政府成本的社会化现象。透过这种对成本的操纵，中国那
些受到政府恩惠的企业便在成本上具有了无与伦比的竞争优势，看上去明显无法获利的
投资就不仅可以获利，而且经常是利润丰厚了。应当指出的是，何种企业、何时、何地
能够得到这种恩宠，完全取决于各级政府的意愿，以及他们与权力的远近。这也是我为
什么要将这种所谓亲商主义称之为非普遍主义的亲商主义的个中缘由。这种非普遍主义
的亲商主义操纵不仅导致了企业、政府与居民之间巨大的分配差距，也是导致居民之间
贫富急剧分化的渊薮。
显而易见，全球体系扩张所带来的广阔市场空间，也为这些投资找到一个外部倾销
之地。这就解释了中国极其不合理的经济结构为何可以持续如此之长。以一种教科书式
的思维，许多人将中国的超级出口能力简单归结为劳动力的充裕。实际上，劳动力因素
只是中国投资秘密的一部分，甚至是并不重要的那一部分。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是中
国各级政府压低成本的能力。正是依赖于这种特殊的政府禀赋，中国的高投资不仅生存
下来，并且得到了最大限度的鼓励和强化。这才是中国高投资的真实故事。
作为政府推动经济增长最便捷的工具，高投资最大程度地契合了中国核心利益集团
的利益最大化。这不仅可以最快的实现GDP的高增长，也可以让税收最大化，还可以让
掌管这些投资的个人利益最大化。然而，一如我们所揭示的，这种投资的背后，是一种
利益的输送和转移。这种投资越大，从全民福利中被偷走的就越大。投资率越高，那些
承担这种成本转移的被剥夺者就越是相对贫困，其消费就越是低。在这里，高投资率和
低消费率变得如此难以分离，以至于它根本就是一回事。
在高投资率与低消费率这个问题上，高投资率无疑是一个更为主动的变量。政府不
能抓着消费者的手去花钱，但却可以直接制造投资的繁荣。也因为这个缘故，调整中国
严重畸形的经济结构，首先就是要降低投资率。提消费，不如降投资。然而，降低投资
率显然直接冲撞中国核心利益集团的利益。从逻辑上说，掌握游戏规则制定权的人是很
难自我改革了。然而，物极必反，一种东西最强大的时候，往往也是最脆弱的时候。泡
沫如此，中国的高投资同样如此。中国扭曲的经济结构之中已然积累了巨大的自毁力量。
就我们看到的而言，如下几个趋势将决定，中国的高投资泡沫会在不远的未来迅速
破灭。首先，全球体系扩张的停滞甚至萎缩，将在需求端遏制中国的高投资循环。其次
，也是最为重要的，政府对投资成本的操纵能力已经大大下降。这将在成本端切断中国
的高投资路径。其背后原因在于：在经过三十年的高度压抑，已经退无可退之后，中国
社会已经迅疾苏醒。社会与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反向运动已经开始。这种被波兰尼称之
为“社会反向运动”的历史趋势表现在经济上，则意味着各种成本的上升，以及对以前
各种被转移成本的补偿。我们可以看到，以前那种转移成本的老窍门已经不再灵验了。
无论是在环保、劳动力价格、土地掠夺，还是在公共福利上，政府与市场的单向扩张都
已经遇到了激烈的抵制。中国社会已经不再是政府和企业予取予夺然后悄悄转移成本的
垃圾场。投资成本的长期上升趋势已经异常明显。（在这个意义上，通胀将是长期的，
有时候甚至是猛烈的，通胀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的货币现象，它从来也是一个社会现象）
。于是，在需求与成本的两相夹击之下，以前那种在财务上看上去合算的投资，就可能
变成累累亏损。成本上升及需求下降所必然导致的投资回报率下降，最终会将中国的投
资增长拉回到合理水平，不管是内资还是外资都是如此。需要提示的是，历史欠账如此
之大，投资成本的上升不仅是长期的，有时候也可能跳跃式的。这意味着，中国企业的
利润率就可能在短期内出现非线性的下滑。如此，持续三十年的投资繁荣就极有可能会
以某种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方式被终结。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我们梦寐以求的所谓健康消
费率很可能就会唾手而取，不费吹灰之力。
在外需萎靡，投资下滑（有时候可能是急剧下滑），消费又无法奇迹般扩张（显然
，我们不能指望消费者像政府一样挥霍自己的财富）的给定条件之下，中国经济增长速
度的大幅回落将是一个大概率事件。按照野村证券的估算，“如果投资不再增长，仅仅
保持在目前的水平，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就会下降逾50%。”
这就是说，自现在开始，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显著低于前面三十年。而在某些极有
可能发生的外部和内部特殊冲击出现时，中国经济甚至可能出现急剧失速。事实上，从
2010年下半年开始到现在，中国已经出现了与2008年相当酷似的经济症状，一方面是通
胀上升，另一方面则是房地产成交持续萎缩；只不过，这一次通胀可能更加顽强，资产
泡沫也远为壮观。它不啻于告诉我们，中国经济又一次触碰了它的增速极限。特别应该
警惕的是：接下来的是不是经济增长速度的急速回落？但不管怎样，现在就可以提前通
知大家的是，经济增长速度的持续回落将不是一个短期的趋势，而是一个中长期的趋势
。如此，中国经济中隐藏着的一系列并被高速增长勉强掩盖着的风险就暴露出来了。
增长速度的下降固然有利于建构一个更加健康的经济环境，但同样也包裹着重大的
不测。一种非常流行的理解是，增速回落可能带来的最大风险是失业，但事情可能远比
这个复杂得多。而那种认为速度下降就自动导致效率上升的看法，则更是十足的天真。
有研究者曾经将中国的经济正确的概括为速度效益型。意思是说，速度越快，效益越好
，税收越多。反之亦然。对应于微观主体，其实就是所谓规模扩张型，资本消耗型。简
而言之，这种经济必须在更快的速度和更大的规模扩张中，才能获得平衡。在过去相当
长的时间中，无论是政府、银行还是企业的速度及规模嗜好，都一再被证明是正确的。
这促使他们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成为不可逆的过程。这就像一只陀螺，必须在高速运
转下才能够稳定，一旦减速，就会倒地。虽然继续扩张货币将会让我们立即死掉，但速
度降下来同样是一条布满荆棘之路——虽然它是一条必然之路。无疑，我们正处于一个
进退维谷的艰难时期。
由于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中，中国都一直运行在高速增长的经济环境之中，无论是
政府，企业还是个人都被培养出了一种普遍的幻觉，他们误以为这种高速增长是可以永
远持续下去的。在他们那里，经济危机从来就是教科书中的事情，与中国人无关。他们
似乎相信，中国的树的确与众不同，真的可以长到天上去。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
表现，更让这种信念变得极为夸张。以这样一种经验作为依据，政府、企业和个人就非
常容易将最为乐观的情境作为假设来安排他们的投资及支出，看一看那些疯狂的地王以
及同样疯狂的“铁公基”，看看中国购房者极高的按揭收入比，就当知道此言不虚。不
难想象，一旦真实的经济增长不如预料甚至大大低于他们的假设，政府、银行、企业以
及个人之间的大规模违约就不再是一种推测。实际上，1990年代初期中国经济跃进所造
成的普遍三角债，以及堆积如山的银行坏账，就是这个剧本的雏形。区别可能只在于，
要是今天出现这种情况，规模要宏大得多。有趣的是，1990年代初期的历史，并没有为
我们提供什么正面的经验，反而从另外一面鼓励了这种非理性行为。因为历史的经验是
，企业之间的三角债不仅很快理顺，银行的债务也在高速经济增长中被成功化解。这助
涨了一种坚强的信念：只要有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以及伴随着这种增长的规模扩张，一
切风险都不是问题，都可以被覆盖，一切代价都可以在越来越巨大的经济规模中被稀释
为无形。过去被看作包袱的央企不是变成全球的巨无霸了吗？过去那些濒临破产的国有
银行不是成了最安全的金融机构了吗？在事实面前，我想很多人对自己当初滔滔雄辩的
“危言耸听”都羞于提及。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反讽。显然，这种历史经验的正确
性，是建立在这样一个条件之上的，那就是，中国经济可以持续高速增长。换言之，中
国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中所积累的各种风险，都是被高速增长所掩盖着的。也正是因
为这个关键的前置性条件，即将展开的历史可能大有不同。
原因在于，中国面临的增长环境已经丕变。诚如我们上面已经论证的，不惟整个经
济增长速度会下降，而且这种下降将会是长期的。它不是几年，更不是金融危机时候的
几个季度。这样，过去的经验就可能变得不再靠谱了。在经济收缩的时候，政府、企业
，银行甚至个人之间，很容易出现一种下降的正反馈。在一个从未经历过经济危机，因
而经济行为也高度同质化的经济体中，这个下降的正反馈一旦发生，就会变得尤其剧烈
。正如上升周期时候的正反馈一样。所谓软着陆，经常只是一种理想和熟悉的情境而已。
由于复杂系统所具有的不可预测性，对于已经持续高速增长了三十年已经危兆毕露
的中国经济，我们可能更应该记住这样一种概率的常识，硬币正面出现的次数越多，时
间越长，硬币反面出现的机会就会陡然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