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拐点》选载之一
身处细节之中的人们，恐怕很难用一种历史眼光来看待我们的今天。然而，有心的
观察家可能已经察觉：从新千年伊始，尤其是在2002年加入WTO之后，中国经济几乎是
突然间驶入了一个全盛时期。而这个时期，正是中国当代史中最为夺目的镀金时代。
在刚刚过去的十年中，中国的GDP以平均10%以上的增速全速前进，不仅傲视老牌发
达国家，更傲视同样为人艳羡的其他新兴经济体。可谓风头十足。及至2010年，中国
GDP总量快速超越日本而成为全球老二。不仅如此，伴随着GDP的高速增长，中国各级政
府的财政收入也水涨船高，以远远超过GDP增速的速度跳跃式增长，国库充盈不在话下
。对于那酷爱排名的国人来说，三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更是中国财力鼎盛的雄辩证明。
如果财富增长仅仅体现在政府及国家层面，恐怕还很难称得上真正的镀金时代。显
然，中国的镀金时代有比上述数据远为丰满的景观。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的公司由小
到大。无论是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其市值都呈几何级数般膨胀。其中最具有戏剧性
的是，中国的大型国有企业。中国的自由经济学家们曾经言之凿凿声称：不经过经典的
私有化改革，中国的国有企业将通通死亡。然而，那些昔日曾经令中国领导人绞尽脑汁
，在新闻媒体中被视为老大难的中国大型国有企业，一夜之间老树新花，不仅生机盎然
，而且急速扩张。最令那些经济学家们尴尬的是，这些大型企业几乎完全是以市场化的
方式完成这种变身的。在镀金时代，中国不仅迅速拥有了全球市值最大的银行，也拥有
了全球市值最大的石油企业。在其他行业里面，中国大型国有企业几乎同样也让老牌跨
国巨头瞠乎其后。
与公司财富的急剧膨胀相对应，中国的居民财富也以大爆炸的形式飞速增长。在上
世纪的最后一年，一位叫胡润的英国小伙子，仿佛是提前嗅到了中国财富大爆炸的味道
，编出了第一份中国富豪榜。从这个财富榜的富翁人数以及拥有财富数量的变化，你可
以最直观地目睹中国财富大爆炸令人眩晕的活剧。在1999年，进入中国百富榜的门槛，
不过区区5000万人民币，而到2010年，这个门槛已经达到近100亿人民币。在富豪人数
上，2010年中国10亿元富豪的人数更达到1300多名。在西方国家需要一代人甚至几代人
才能积累起来的财富，在中国只有短短十年，甚至短短几年。就我个人的阅读而言，中
国前面十年的财富积累及膨胀速度，商业史上罕有其匹。显然，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镀
金时代。当然，中国的财富增长并不仅仅局限在金字塔的尖顶部分。在普通居民层面，
拜资产价格暴涨以及金融深化之赐，中国的一般城市人口也切身体会了这种财富的快速
增长。虽然绝大多数人可能只是纸面富贵，但节节攀升的名义财富总是会让人产生离富
翁越来越近的幻觉。
然而，财富大爆炸本身只是镀金时代的一个面向，更为重要的面向是这个民族在精
神层面的深刻嬗变。在中国的镀金时代，财富不仅是人人趋之若鹜的目标，更是唯一的
价值所在。这可能才是中国镀金时代最为本质的精神向度。最能刻画这种时代精神的案
例来自中国一位教授。这位学问甚为可疑的教授在自己的微博上声称：“当你40岁时，
没有4千万身价不要来见我，也别说是我学生。”其精神之卑琐程度让人目瞪口呆。公
然将这种令人作呕的标准在自己的微博上展现出来，甚至多少有些自视高明。如果不是
这位教授太愚蠢的话，就只能说明这种极端的价值观已经蔚为民族之风尚。
在中国的镀金时代，中国财富在全球体系中的份额不断扩大，中国从一个刚刚还是
发展中的国家猛然变成了全球经济的发动机，变成了经济危机的拯救者，变成了西方国
债的最慷慨的金主。一位前不久到过中国，目睹了中国基础设施先进程度以及酒店豪华
程度的美国人大为疑惑：美国和中国究竟谁才是发展中国家？于是，那个一直被视为古
怪的意识形态异类的中国，转眼间变成了独家模式（所谓中国模式）的发明家，
那么，究竟是什么东西造就了我们这个令人血脉喷张，荣耀加身的镀金时代？
1990年代中后期以及本世纪初期，中国完成了一系列非常激进的内部制度变革。择
其要者，大致有所谓宏观体制层面的分税制改革、公司层面的国有银行救助及改制、以
抓大放小为主要特征的国有企业改革，以黑箱私有化为典型方式的中小企业改革。在要
素方面，中国完成了以剥夺农民土地权益为主要方式的房地产改革。所有这些制度变革
，集中在经济上的结果，就是大量成本（通过政府之手）从企业与政府的损益表中被转
移出来，如此，中国境内的大量企业就在全球市场体系中赢得了一种无可匹敌的竞争优
势——低成本优势。需要强调的是，这种低成本是全方位的，囊括了涉及企业成本的方
方面，远远不止所谓劳动力成本那么简单。它包括低环境成本、低土地成本（通过地方
政府的作用）、低资金成本（通过国有金融机构的垄断机制），低劳动力成本（通过政
治抑制）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可以说，早在上个世纪，中国就已经为这个镀金时代做好
了充分的内部制度准备。
然而，如果没有市场，这种低成本优势就只是潜在的。不过，这种历史性的机遇很
快就到来了。在新千年之后，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市场体系迎来了二战之后最为猛烈（
也可能是最后的）的一次扩张。这一扩张，以新兴的巨型国家“金砖四国”全面、深刻
的卷入全球体系为标志。于是，中国无与伦比的低成本优势就在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中
被最大限度的释放出来。而它带来的一个金融后果，就是中国资产在全球体系中的迅速
重估。很清楚，内部的制度变革以及外部的全球体系扩张，正是中国进入镀金时代最为
重要的两个历史推手。事实上，中国对全球市场体系的卷入早已经开始，亚洲金融危机
之后随着低端产业向中国的迁移而逐渐加速，而到了2002年中国加入WTO，中国与全球
市场体系则已经浑然一体。这也是为什么我将中国的镀金时代的起点界定在2002年的原
因。
诚如人们已然感受到的那样，财富爆炸只是中国镀金时代前最为耀眼的那一部分，
在它的另外一面，则是中国社会一幅灰暗的图景。就像我已经指出的，中国的超低成本
优势乃是国家通过其行政权力将成本从企业及政府那里转移出来而一手塑造的。然而，
成本不会自动消失，它到哪里去了？答案是：社会。或者更加准确地说，它进入中国绝
大部分家庭的福利损益之中。考察低成本优势的方方面面，这种转移几乎无处不在。所
以，在巨富不断冒升的背后，是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在新的国营寡头重新崛起的背后
，是中小企业的利润损失及家庭部门的福利损失；所以，在银行巨头攫取垄断暴利的背
后，是被迫忍受负利率的储蓄者的财富缩水；在土地产业飞黄腾达的背后，是中国农民
遭受的悲惨剥夺。同样的原因，在甩掉了教育、医疗等义务而政府的资产负债表也因此
变得无比亮眼的背后，是广大居民越来越深重的财务负担；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背后，
是无法忍受的环境质量及败坏之极的食品安全。从这一组组几乎互为因果的现象之中，
我们可以窥见中国镀金时代的真正底蕴。一句话，中国的镀金时代，是以中国社会的崩
溃为代价的。在很多年以前，我引入“竟次”一词来解释中国经济。我的意思是说，中
国经济奇迹的秘密实际上是将工商业及社会运行的文明底线不断向下推移。显然，中国
经济发展成本不断向社会转移的过程，正是这种竟次模式的集中体现。表现在经济现象
之上，则是经济学家口中念念有词，政治家念兹在兹的所谓各种失衡。实际上，任何所
谓经济现象都是有其社会及政治起源的。基于此，我曾经断言：看得见的经济牛市有多
大，看不见的社会崩裂就有多深。不幸的是，在主流的思想视野中，这种社会崩裂始终
没有被“看见”。
诉诸常识，我们应当了解：国家及企业是离不开一个作为其基础的社会的。如果社
会遭到破坏，国家及企业又何以为生？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当社会无力继续承担
这种成本转嫁的时候，或者说当社会无法被继续压缩的时候，这种竟次模式就无以为继
了。这就是说，中国的镀金时代之中，蕴藏着极其强大的自我裂变力量。但谁也料到，
裂变来得如此之快。2008年，金融危机来了。没有人意识到，镀金时代就这样结束了。
——《大拐点》选载之二
用“温水煮青蛙”来描述金融危机之后的几年，可能再恰当不过了。
在经过巨大但却短暂的冲击之后，随着全球看似有志一同实则貌合神离的反危机行
动，世界似乎重归平静。于是，经济学家开始重操旧业，用典型的周期性思维继续指点
江山；政治家们虽然提心吊胆，但暗地里却一致庆幸：最危险的时间总算过去了。而那
些危机最大肇事者的金融家们似乎比以前更忙、赚得比以前更多、声音比以前更响亮了。
达官显贵们依旧气定神闲，往返于各种峰会、论坛的景象似乎是要向人们暗示：他
们仍然牢牢地控制着局面，世界也仍然按照过去的时钟乖巧地运转。总之，一切如常，
无须担心。
然而，危机真的过去了吗？世界真的回到从前了吗？
在金融危机之前几个月，我曾经在“大裂变”一文中，明确指示了全球体系离析的
前景。结果，几个月之后，大危机呼啸而至。有朋友调侃：你乃神人。我回答说：谁也
无法预测黑天鹅何时降临。我只是在陈述一个异常简单的逻辑：以美元为主的全球体系
不可能在吸纳了地球上的全部人口大国之后，而不发生重大的结构性改变。回望二战之
后美国体系的扩张史，波浪式的扩张—吸纳—危机的历史线索异常清晰。体系每吸纳一
个重要力量，就会遇到一次重大调整，而这种调整往往是以为危机的形式出现的。在吸
纳老欧洲及日本后，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在吸纳亚洲四小龙及其他新兴经济体之后，
发生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在吸纳全球最重要的人口大国金砖四国之后，2008年的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如果我们意识到在金砖四国之后，全球再没有可以推动体系扩张的
吸纳对象。我们就会明了，发生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可能是体系扩张的最后一幕
了。而这一幕的主要剧情将是世界体系的裂变和重构。毫无疑问，这种改变将意味着剧
烈的对峙、紧张、冲突甚至战争，直至一种新的全球稳定系统的出现。在此期间，随着
全球体系扩张的停滞以及之后的萎缩，总体性的经济低迷将一直持续。至于它以何种事
件肇始，以何种形式收场，持续多长时间，恐怕谁也无法知晓。我一直认为，现在也依
然认为，2008年的次贷危机只是全球市场体系瓦解的开端，是一连串危机中的一个。在
我看来，次贷危机甚至远不是这一连串危机中最具有破坏性的一个。次贷危机之后的这
几年中，危机从未消停。欧债危机、美国评级危机陆续有来，这表明的是：我们仍然身
陷同一个大型危机之中。简言之，我们从未离开过危机。
金融危机之后，美国采取了一系列超乎寻常的反危机措施，通过直升机撒钱的方式
刺激经济，但时至今日，美国的失业率依然居高不下，经济增长仍然萎靡不振。时髦的
定量宽松，甚至已经沦为可疑的毒药。美国的刺激政策，或许是一次必然要进行的赌博
，但也是一次一开始就注定要输掉的赌博。三年之后，那些一贯以周期性思维观察世界
的人失算了，那些将自己的经济政策押宝在美国会像从前那样很快恢复的战略家们失算
了。对此，斯蒂格利茨先生无奈的讽刺道：“如今，问题的严重性有目共睹，人们已经
产生了一种新的信心：即相信无论我们采取什么措施，情况都会恶化。现在看起来，经
济长期低迷好像还是一个乐观的前景”。作为全球体系的发动机，美国的这种前景所可
能演绎出的全球后果不言而喻。在金融危机之后，我一直顽强地试图向人们揭示这样一
种前景：美国经济将日本化。我的意思是说，美国经济将会陷入日本1989年之后那种不
死不活的状态。现在看起来，正如斯氏所言，这的确还是一个不错的前景。对于那些依
然沉浸在镀金时代亢奋情绪中的人们，要他们突然相信一种灰暗的全球前景，是需要一
种顽强的意志的。这就像我们告诉那些刚刚在泡沫中尝到甜头的人们泡沫即将破裂一样
不合时宜。
在刚刚过去的几天里，标普下调美国评级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剧烈动荡。一位美
国投资家非常敏锐而又及时的评论道：“鉴于美国占据着全球金融体系的核心，上周五
的评级下调，将逐渐侵蚀其提供的全球公共产品的地位——从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
地位，到美国金融市场作为其它国家存放储蓄最佳场所的地位。这将削弱美国作为全球
支柱的有效性，加速向多极体系不稳定的转变。”这就是2008年以来我一直向人们揭示
的所谓全球体系的大裂变。既然支柱已经坍塌，接下来的景象就不问可知了。剩下的悬
念只是时间及形式问题。对于那些依然生活在过去的人们来说，我们应该非常明确的提
示他们：世界真的不同了，我们正在滑向一个充满未知的新世界。从这个意义上，日本
化的全球前景虽然令人沮丧，但的确算得上一个不错的未来——因为他多少具有某种可
以描述的令人安慰的确定性。
那么，更加不测的未来是什么？
金融危机之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成为全球一片哀鸿中的绿洲，也由此
构成了绝望者对新世界的唯一想象。在中国，由于采取了超大剂量的刺激政策，经过短
暂而急速的探底之后，经济迅速拔地而起。股市繁荣（不断创造全球纪录的IPO数量及
IPO金额即为明证），房地产泡沫非但没有垮掉反而更上层楼，GDP更是继续以飞奔姿态
领袖全球。在整个危机中，中国人不仅丝毫没有感受到危机的痛苦，反而由于服用了过
量的兴奋剂而感到十分欣快。以心理学的眼光观察，危机之后的中国，实际上处于一种
典型的催眠状态。所谓催眠，指的是一种无意识支配状态。看似清醒实则迷糊，期间伴
随着诸如幻听、幻觉、注意力的高度集中无视其他现实状态的现象。梦游即是深度的催
眠状态。观察金融危机之后的中国，无论思想界还是民间，实际上都处于一种梦游状态
。也难怪在此期间，中国模式被叫得整天介响了。庞氏游戏的始作俑者庞兹曾经非常精
辟地嘲讽过：“当一个人对某一事物的看法固定时，他可能与瞎子差不多了。”想当初
，这位波士顿骗子大概正是利用人们这种普遍的错觉大发横财的。
我一直以为，中国近20年以来的经济增长是从属并依附于全球体系最新一轮扩张的
，这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全球体系扩张的一部分并以其作为外部条件的。不仅如
此，除了主动的内部改变之外，中国在1990年代的制度变革也在相当程度上是对全球体
系扩张的一种适应性变化。换言之，中国1990年代的制度变革以及由此形成的经济结构
是深嵌入全球体系这个更大的结构之中的。没有这个更为宏大因而也经常被观察家视而
不见的结构，中国对应于这个外部结构的内部制度也就丧失了用武之地，由此而生的经
济增长也就成了无源之水。在这个意义上，所谓“脱钩论”（及所谓新兴国家可以与发
达国家脱离而单独增长）实在是一种可怕的误导。一句话，外部结构环境的裂变将倒逼
中国内部制度的新一轮变革。
从中国内部看，正像我已经反复指明的，其制度结构中也酝酿着巨大的裂变力量。
此处不赘。需要提示的是，全球市场体系的裂变可能提前引爆并加大这一内部裂变力量
。这两种裂变力量连环引发，相互激荡，在推动中国内部结构突变的同时，也将推动全
球体系结构剧烈重组。显然，我们正处于这一历史进程之中。
金融市场总是提前反映即将发生在实体层面的危机。作为全球体系的金融中心，
2008年发生在美国的金融危机，预言的实际上是全球体系的实体危机——是属于那些深
深嵌入这一体系的所有民族国家的危机。不理解这一点，就无法理解全球的未来。发生
在中心地带的金融危机由于具有巨大的短期冲击力而引人注目，而分散在全球的实体危
机就远没有那样夺人眼球。它缓慢，低调，但却更具有毁灭性。这个过程难道不正是“
温水煮青蛙”最确当的例证吗？
在当今这个无远弗届的全球体系中，四处都布满了可能被引爆的地雷。2008年美国
爆了，2010年欧洲爆了，2011年欧洲美国又爆了。超出所有人预料的是，老牌资本主义
国家的连环地雷爆炸，至今还在延续。不过，在我看来，发端于2008年的全球体系危机
最猛烈的爆炸，还没有到来。基于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更缺乏稳定性的经济结
构的理解，也基于对他们在2008年之后货币泛滥的理解，我倾向于认为：最猛烈的危机
将来自新世界——那些被人们寄予无限希望的全球新贵们。这可能才是始于2008年的全
球体系危机的正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