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四种出身：地区出身、家庭出身、教育出身、职业出身。你能够通过奋斗改变的只有后两者，但你可以影响并且决定你孩子的前两者。专业是连接教育出身和职业出身的重要纽带，选择什么专业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你从事什么职业，而从事什么职业也就意味着你会处在什么阶层。
2006 年，日本社会学家三浦展推出了一本惊动全国的新书，在这本名为《下流社会：新社会阶级的出现》的书中，三浦展提出一个全新的概念----“下流社会”。当 然三浦展笔下所描述的“下流”，并不是中文词汇的习惯思维----指向道德品质，也不仅仅是收入的低下，而是指人际沟通能力、生活能力、工作热情、学习意 愿、消费欲望等全都较之一般人更为低下，概而言之，即是“对于全盘人生热情低下”。
三浦展这样解释，“在年轻一代人中间，职业生涯的‘终身雇佣制’早已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而烟消云散;他们走向个体化，离群独处，无论工作意愿或消费意欲都在急速下降之中。”所以，三浦展提出警告：一种与过去的朝上、往中流进发不同的“下流”社会性格正在蔓延。
根 据三浦展的研究，他将这个群体概括为四个特点。首先，热衷于上网，对互联网的依赖程度达80%，宁愿宅在家里上网，也不愿参加社交活动;其次，男性无法从 自我主张的路中走出，他们自我感觉良好，但是对社会不满;第三，只要就职成功就算胜利，其安全感和满足感也会大大加强;第四，即使是毕业多年的大学生，也 基本没有长远的人生目标和职业规划。除此之外，三浦展还特别注意到，所学专业和这个群体也有明显的关系，语言、广告、艺术、哲学等专业的毕业生就业率严重 偏低，占到整个下流社会群体的近四成。
什么是好专业?
无独有偶，与日本一衣带水的中国也面临相似的情况。
根据 研究机构麦可思2011年6月发布的数据显示，英语、数学与应用数学、国际经济与贸易、法学、哲学、工商管理、公共事业管理、汉语言文学、美术、艺术设计 等十个专业被列为就业前景最不被看好的本科专业，予以红牌或黄牌警告，并提醒考生慎重选择。所谓的红牌或黄牌警告是指，该专业失业量较大、就业率较低，且 薪资较低。与此同时，2011年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也对数学与应用数学、英语、国际经济与贸易等几个专业发布警告，并指出连续三年就业率低于60%，就有可 能面临专业彻底被摘牌的危险。
人人都想有份好职业，但好职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好专业。可好专业是什么呢?
30年前，只要考上 大学，不管什么专业，都意味着鱼跃龙门从此端上了铁饭碗;20年前，只要选择一个与经济、市场或管理相关的专业，都可以抢占职业先机，从此占山为王;10 年前，只要你会写几行代码，或者创意够绝胆子够大，也都还能搭上互联网的末班车;而如今，文学、哲学、美学、数学等曾经叱咤一时的专业，都面临没有学生、 隔年招生或停止招生的尴尬困境。
并非学生对这些专业不感兴趣，而是学习之后连生计都难以维持，谁还会冒死去学。假若你真有强大、坚定、献身的信念，可能面临的困境是：在这个专业上摸爬滚打18年才有资格和公务员喝咖啡。所以下流专业并非仅仅指就业低、待遇差，更指那些职业和阶层上升无门的专业。
人有四种出身，地区出身、家庭出身、教育出身、职业出身。你能够改变的只有后两者，但是你可以影响并且决定你孩子的前两者。
专业是连接教育出身和职业出生的重要纽带，选择什么专业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你从事什么职业，而从事什么职业也就意味着你所处什么样的阶层。在当下中国，教育和职业依然是完成阶层跃升的最主要方式，所以考取一个怎样的大学，选择一个怎样的专业，直接关系到生活在哪一层。
除了教育和职业外，女人比男人多一个人生跳板，那就是婚姻。所以，观察一个女人愿意嫁给什么职业的男人就基本可以判断出，一个专业的前景和它的职业声望。
30年前，女性理想的伴侣是手持一本萨特文集或雪莱诗册的哲学、文学男。他们心忧天下，关心粮食和蔬菜，是匡扶社稷的改革家;20年前，女性理想的伴侣是 抛弃公职、勇敢下海，并且懂得市场经济的创业男;10年前，女性理想的伴侣是精通互联网技术、留过洋的海龟男;现如今，这些职业的男人统统都out了，真 正受欢迎的还是享受权力垄断福利的公务员。现今大学生，不管是学文学的还是学市场营销的，他们都在想如何才能考上公务员，这样看来，大学最应该开设的是讲 述为官之道的专业。
2009年中国社科院全国社会阶层调查课题组发布的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除了“科学家”这一职业的声望等级稳位居榜首外，高级专 业技术人员包括如大学教授、工程师、医生、律师等职业有明显跌落趋势。而政府、党群组织干部等职业的声望则上升明显。在职业声望衡量指标中，被访者普遍认 为职业报酬和职业环境比社会贡献和专业复杂性更重要。
下流专业的三个成因
什么专业工资高?什么专业好就业?什么专业受追捧?而什么专业又遭人摒弃?一部大学专业的生长与消亡史，就是一部观察中国社会发展的微观史。
专业的消亡，不外乎以下三个因素：就业至上主义、市场至上主义、国情至上主义。
当 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时，大学生依然是天之骄子，学生们不管学什么专业，都不用担心找不到工作，因为在国家“统包统分”、“包当干部”的政策之下，没有 人会有就业的焦虑。根据浙江大学哲学系1979级学生赵振江的回忆，“当时班级有27人，毕业分配时有5人到了浙江省社科所，3人留学任教，2人到中国社 科院哲学所，还有2人到浙江省省委党校，其中还有不少分别回到地方所在的高校或者科研所任职。”
不过这种“铁饭碗”到了1996年前后就逐 渐消失了。因为在之后的第二年，中国针对高等教育有了全新的颠覆性的思维，在“扩大内需，刺激增长”的方针指引下，高等教育承担的不仅仅是培养人才，更为 重要的是刺激内需，拉动经济发展。这种思维也延续在学生选择专业的过程中，所以经济、国际贸易、市场营销、英语、企业管理、计算机等学科成为热门。
那一年，来自安徽农村的学生董小琳一脸稚气，兴高采烈地报完名后心里却并不舒服。交完1000元学费后，她有些后悔，如果三年前考取师范当一名老师的话，也许家里老父母不用在收到录取通知书后却愁白了头。更关键的问题是，接下来四年的生活费怎么办?工作又在哪里?
而 董小琳的焦虑仅仅是开始。从1998年起，中国高等教育进入疯狂扩招阶段，年招生人数从1998年的70万增长到2011年的675万，而在校大学生人数 也达到了创纪录的2500万。大学不再是培养关心国家命运与社会发展的独立人才，而仅仅是就业员。就业至上主义导致的结果是，他们刚一入学就要考虑就业， 哪有时间培养“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
或许连董小琳当时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在潜意识里他们已经把上大学当作一项投资，需要考虑投入和产出比。假如选择自己喜欢但就业率很低的专业，就意味着回报的高风险。而人的本性天然就会回避高风险。所以选择一个热门的专业不光是就业率的保证，更重要的是它意味着更小的风险。
对 于高校来讲，为市场经济服务是国家方针政策，培养市场所需要的专业人才是内在要求，所以他们也很热衷于开设热门的新专业。根据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的统计数字 显示，1998年全国高校登记在册的本科专业数量是306个，但是到2010年再次统计时发现，光新增专业就达到了300个。这些专业九成以上集中在经 济、管理、建筑、工程等领域。而许多规模较小的高校为了吸引考生，采取先斩后奏，先招生后申请专业资格的方式招揽生源。这样一哄而上造成的局面是，到底全 国有多少个专业，估计连教育部也不清楚。
然而，经济运行是有周期性的，这样完全跟着市场走，导致有些专业刚开设几年就关闭了。电子商务、国 际贸易、企业管理等专业就面临此种困局。市场至上主义导致的结果是，大学专业设置完全跟着市场走，完全为市场服务，大学也不是引领人类智慧和承担社会责任 的机构，彻底沦为文凭加工厂。大学干了政府的活儿。
第三个原因是，在引进现代大学制度和专业设置的过程中，过分强调中国国情，甚至许多专业的基本理论都被“中国特色”。例如，传播学四大先驱施拉姆曾说，媒 体有“守望环境”的社会职能，但是引进中国后该功能被中国特色为“媒体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过分强调中国特色导致的结果是，新闻、法律、历史、公共 事业管理等专业被沦为权力的守望者，而非自由、公平、正义的守望者。
下流的大学与下流的社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于建嵘，在某高校讲演时曾做过一次小调查，问在场的大学生谁还敢对着自己的父母说，“爸妈，你们以后不用工作了，我养你们”。结果400多人的现场居然没有一个人敢举手。
于 建嵘是搞社会问题研究的学者。他还清楚地记得1979年，当自己考上湖南师范大学本科时，对母亲说的就是这句话。那个时候考上大学不仅意味着，于建嵘告别 了居无定所、到处漂泊的生活，更重要的是让一家成为城里人。“工作转正之后他每月可以拿到54.5元，而大学生是可以预支工资的。我母亲高兴得不得了，她 说这是她一生中感到最荣耀的事情。”
改革开放的30年，本质上就是打破各种约束和垄断，给每一阶层的人在追求财富和身份上提供可能。而正是 这种对内的改革与对外开放，才形成今日的上行中国。不过当改革渐入深水区后，先富并没有心思来带动后富，上流阶层并没有形成上流的市民社会，而是变成了权 力阶层。他们不去革新技术、修建基础设施、从事福利事业、争当公共领袖、为平民争取权益，而仅仅是把“上流社会”习惯地穿在身上、顶在头上。
目前的中国就像爬楼比赛，先上楼的人撤掉了梯子，后来者发现即使再努力有些楼层你也是怕不上去的。现在的大学生即使工作了也多成为蚁族、房奴，蜗居、挣扎在城市边缘。身体和心理上并不能主动融入城市，担当现代市民。
2011 年江苏卫视《非诚勿扰》栏目有一个很有争议的男嘉宾，这位哈佛大学高材生问“当有500万的时候，你会做什么?”这些貌美的女大学生几乎都回答，买房、旅 行、帮父母买东西。这样的回答让他很挫败。他怀着沮丧和悲愤的心情说，“500万只是一个比喻，意思是说当你拥有很多资源或者很强能力时，你会做什么。当 然不是存款，而是帮助更多的人。因为能力越大也就意味着责任越大。”
市场化、官僚化和平庸化毁掉的不仅仅是中国大学和大学生，更是一个社会存在的基石。“这种短视的观念严重挖空大学文化的基石，腐蚀现代精英的人格品质。也必定会让中国社会在未来付出沉重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