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学者舍百万年薪陷30万贪污 海归搞科研酿双输苦果
浙江大学原副校长褚健被羁押三年多后，于2017年1月18日“刑满释放”，该案因涉及科研经费使用、科研成果产权认定以及科技型企业股权转让等问题而广受科技界关注。在被刑事拘留的前几天，山东大学长江学者陈哲宇，刚刚拒绝了另一所著名大学百万年薪的教授职位邀请。面对多1倍的薪水，陈哲宇丝毫没犹豫，“这不是百八十万的事情”。
几天后，2015年10月29日下午，陈哲宇家人接到济南市天桥区检察院的电话，被告知陈哲宇涉嫌共同贪污，金额约二三十万元。直到家人给陈哲宇实验室的同事打电话，发现不是无人接听就是关机时，他们才开始相信，事情可能是真的。
比孩子还宝贝的实验室
让陈哲宇毫不犹豫拒绝百万年薪的，是他割舍不下自己亲手创建十年的神经生物实验室，以及在这个实验室基础上成立的山东大学神经生物学系。2005年10月，山东省政府向陈哲宇颁发了“泰山学者”聘书，31岁的陈哲宇从美国康奈尔大学回国，便立即投身到山东大学神经生物学系的组建中。
“泰山学者”是山东省2003年起实施的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从国内外公开招聘100名学术造诣深、发展潜力大、具有领导本学科保持或赶超国内外先进水平能力的中青年杰出人才。山东省希望他们能够在未来冲入“两院”院士行列，或成为国内知名的学术大师。
陈哲宇在山东大学的起步可以说是从零开始。为尽快开展工作，陈哲宇一面召集科研人员，一面在申请经费未到账的情况下，个人垫资购买仪器、实验用品。
2006年，陈哲宇一篇有关脑疾病的论文就发表在著名的《科学》杂志上，论文确定了与焦虑等神经精神疾病有密切关系的一个神经因子，为临床药物研究提供了重要支持，该篇论文在学术界备受关注。
2010年，36岁的陈哲宇又获评教育部的“长江学者”。“在神经生物学领域，他的票数遥遥领先。”同领域学者杨帆告诉财新记者。
被绑在实验室，几乎是陈哲宇和实验室同事们的工作常态。分子、细胞实验，小鼠行为，都需要长时间观察，人的作息时间完全打乱。尽管为家庭付出的不多，但陈哲宇一家老小十分理解他。“科研工作是竞技性的，只有第一，没有第二。”他家人说，特别是神经生物学所属的脑科学领域，在自闭症、抑郁症、老年痴呆等脑疾病和人工智能领域掀起了全球性科研热潮，竞逐激烈。
十年间，陈哲宇带领同事们高速运转，承担了60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973计划（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等，共主持使用科研经费超过3000万元，在2015年10月被拘留前，已完成其中的50多项。这个实验室在陈哲宇和其团队的努力下，学术影响力已进入世界排名的前1%（ESI前1%）。
目前，科研人员获得的经费形式有两种：一是纵向科研经费，资金来自教育部、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的国家社科基金等中央部委或者地方各级机构，属于国家财政支出，科研人员通过申报课题，公开竞争获得经费；另一种是横向科研经费，来自企业、社会团体、国际组织等，科研人员可以和这些机构或个人协商沟通，以合作协议的方式承接项目，这些资金一般属于非财政资金。
在陈哲宇的实验室，除副教授王平有一项横向经费，陈哲宇申请的均为纵向科研经费。在高校，无论是纵向经费还是横向经费，均算作学校收入，要纳入校财务部门与公务经费等费用统一管理、集中核算。
从财政划拨下来的科研经费首先打入高校统一账户，经费使用过程需要学校和院系监管，同时也要接受审计、科技等相关系统的管理和监督。项目负责人如要支取科研经费，惟一途径就是向校财务部门提供发票，通过报销的形式获得，且每年花多少经费，每笔款项多少钱，都要严格按照项目申请时的预算进行。但科研实验充满不确定性，科研进度并不能与预期一模一样。因此，比照预算支取，科研经费就会有时结余，有时短缺。
在一所高校从事科研管理工作的李明对财新记者承认，套取科研经费是普遍现象。科研经费预算每项支出都卡得非常细，超标的就要找发票，算到别的能报销的款项里，有结余的也要用发票套出来。他认识的学者里就有人因为不会做账、平账去请专业财务人员帮忙，而请财务的钱也需要从经费里套。
2015年7月，审计部门在例行的审计中发现，山东大学神经生物学系实验室技术员耿某涉嫌虚开发票套取科研经费，且发现实验室通过虚开发票累计了400万元科研小金库。10月，济南市天桥区检察院介入此案，指控陈哲宇及实验室成员耿某、王平和黄红梅，“将以虚开发票套取的50万元科研经费用于四人成立济南湖星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时的注册资本金，公司注销后，四人于2015年7月将该50万元注册资本金私分”。
2016年12月8日，天桥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为，陈哲宇等人身为事业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采取骗取的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其行为构成贪污罪，分别判处陈哲宇有期徒刑四年；耿某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缓刑三年；王平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黄红梅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
公开的小金库和私分的50万
陈哲宇的实验室每年开支一二百万元，绝大部分经费都用来购置消耗性材料，例如抗体、转基因小鼠、血清、细胞株。抗体只有通过反复实验才能确定最终的表达、信号和分子；购入的转基因小鼠在经过DNA改造后，只有繁殖的子代才能筛选出完全呈病状的实验小鼠。实验可能会失败，小鼠需要精细饲养，花费必然是长期的，因此，陈哲宇要确保实验室资金来源充裕且不间断。
共同涉案的副教授王平告诉财新记者，申报课题要提交项目申请书，获批之后，经费划拨到高校要等，向校财务支取划拨到个人账户还要等，这中间的时长有多久没有人能保证。“如果因为资金短缺，科研工作无法连续运转，再起来就难了。”财新记者了解到，为了保证实验室始终有资金周转，在课题经费有结余时，陈哲宇都会安排耿某将没有花费完的经费通过虚开发票的形式套取出来。实验室400万元的小金库就是这么来的。而按照过去的科研经费管理办法，如果结题时经费有剩余，就要原路返回。
陈哲宇管理的400万元小金库对小组内成员公开，收入、支出由耿某记账，钱也放在耿某处保管，他本人则不定期和耿某核对经费和账目。王平觉得，如果陈哲宇真想贪污公款，方法有很多。“他完全可以把这400万元放进自己户头，也可以不对组内成员公开，但他没有。”
2012年，受南美爆发的疯牛病影响，陈哲宇实验室常用的Gibco胎牛血清被炒到七八千元一瓶，价格翻倍且货源不足。血清是实验必需品，在比照有限的经费和不知什么时候才会下跌的价格后，陈哲宇决定做血清公司的代理商，这样一瓶血清就能省下近一半的钱。
2012年8月，耿某从小金库拿出50万元注册成立济南湖星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下称湖星公司），在工商部门办理完验资手续后，50万元又被重新放回小金库中。公司注册时，陈哲宇草拟了一份股权文件，其中陈哲宇占股52%，其余三人各占16%，因为陈哲宇、王平有行政职务，公司注册使用的名字是黄红梅和耿某。
同样从事神经生物学研究的杨帆向财新记者证实，胎牛血清的价格在2012年确实被炒得很高，后来趋于稳定。2015年2月25日，湖星公司登记注销。耿某在法庭上曾解释，一方面因为胎牛血清的差价已经不明显，另一方面自己并非专业人员，公司账务处理很麻烦，在和陈哲宇商议后决定将公司注销。
2015年7月，审计部门向耿某询问湖星公司一事，其将与审计人员的谈话内容转述陈哲宇之后还出去旅游了一趟。王平也表示：“审计查的时候，只觉得老师是不是不能开公司了。”
当月，陈哲宇从小金库里拿出50万元，分给了黄红梅、王平各8万元，耿某4万元，自己留下了30万元。“审计已经查公司了，怎么还能这时候分钱？”拿到钱，王平出门就和黄红梅嘀咕。
一位了解案情的律师告诉财新记者：“陈哲宇就是完全不懂法，审计一查，完全慌了。”
公家的“便宜”
“我不懂法，也不懂财务，或许在程序上不符合规定，可是我没有占公家的便宜。”在接受讯问和庭审时，陈哲宇多次这样表示。他还提出，50万元并没有按照公司注册时的比例分，所以分的并非是注册资金，而是实验室成员的科研奖励。
另外他认为，小金库里涵盖了为实验室购置国外仪器、试剂时垫付的资金，因为国外没有发票，所以垫付没有及时报销。根据一审辩护律师董宪鸿提交的证据，2006年至2015年，陈哲宇为实验室垫资购买科研用品超过百万元，陈哲宇和律师均提出应对此花销予以抵扣。
但法院认为，国外仪器、试剂购买时间、资金来源、是否报销均无证据证实，且根据被告人耿某的手账记载，曾为被告人陈哲宇报销购买国外试剂费用，因此认定上述意见不成立。
陈哲宇的二审辩护律师周泽指出，耿某的手账明确说明陈哲宇仅报销过两次试剂款，但几位证人均表示十年间陈哲宇曾多次从国外购置仪器和试剂，且实验室存放数台仪器，可以证明有未报销的部分。
李明向财新记者坦言，个人在国外购置仪器设备，无法获取发票，要想报销只能通过虚开发票的形式。因为各岗位面对的主管部门不同，财务人员需要面对大量的票据，“认印章是最快的办法”，核对国外购买协议的真伪则相对麻烦。
杨帆也告诉财新记者，很多有海外留学背景的学者回国后，都会从国外购买试剂和仪器。有国外科研的经历，就明确知道国内外仪器、试剂差价之大，而且国内的试剂市场不规范，不但价格高，而且有的代理商还会提供假试剂，或者向试剂中兑水，“国家财政科研资金都流到二道贩子、三道贩子手里去了”。
更重要的是，直接购买国外试剂可以保真，能为科研争取时间。知情人士透露，陈哲宇曾因一个数据没有敲准，正在重新核实数据之时，被英国一位脑科学家抢先发表了同题论文。该论文在学术界引起了不小轰动，迟了一步的陈哲宇非常懊恼。
根据2014年1月1日执行的《山东大学科研项目结题结账及结余分配管理暂行办法》，陈哲宇还可以获得科研绩效费。该办法第六条规定，科研项目结余经费，财务部门根据考核结果，按比例予以分配；考核结果合格的，结余经费可分配不超过55%进入“项目负责人科研绩效费”账户。2016年12月31日，山东大学出台的新办法，将这部分比例提高至70%。
律师周泽提出，按照2014年的办法，陈哲宇有三项结余经费可以转入项目负责人科研绩效费账户中，按照55%的比例计算，可获得结余经费也超过50万元。与此同时，陈哲宇在2010年获评“长江学者”，教育部向其发放三年的特殊补助津贴，共计30万元，而这笔钱山东大学并未给过陈哲宇，仅向其发放过由山东省政府拨款的“泰山学者”奖金。
政策松绑
科研经费支取手续繁琐、经费标准过时、预算管理过死不符合科学探索的未知性，这些问题一直饱受诟病。李明认为，以往学者们能够在旧的管理制度下从事科研工作，是因为管理办法虽然规定得严格，但执行得不严格，多年来有关部门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默许科研人员虚开发票平衡经费使用。
2012年底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审计部门加大了对高校科研经费使用情况的审计力度。2014年3月，国务院下发《关于改进加强中央财政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加大对科研经费使用中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
近年来，一批知名科学家先后栽倒在科研经费问题上。除了众所关注的浙江大学原副校长褚健案，2012年7月，浙江大学水环境研究院院长、全国政协委员陈英旭被捕，检方指控其授意博士生以开具虚假发票、编造虚假合同、编制虚假账目等手段，将1000万元专项科研经费套取或者变现非法占为己有，2014年1月其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北京邮电大学软件学院原院长宋茂强，以虚列劳务人员名单的方式，将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中央财政资金68万据为己有，2012年7月被捕，2014年2月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半；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李澎涛、王新月夫妇，采取虚列支出方式，通过课题实验试剂、耗材供应商账户套取课题经费，2015年分别获刑11年和5年；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宁，因涉嫌以虚假发票和事项套取科研经费，“贪污公款2000余万元”，成为首个被取消院士称号的“两院”院士??
曾任中央巡视组组长的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令狐安， 2015年3月在全国“两会”上公开表示，科研机构普遍存在的报假账问题，即套取国家资金私分，在他看来属于“办法规定及制度不合理造成的‘逼良为娼’的现象”。
2016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孙宪忠提交了关于科研经费管理体制的议案，他提到，有大量的科研人员不再愿意申报科研项目。在其参加评审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人中，教授以上级别的科研人员已经非常少，其所在学科里，2015年中国社科院系统甚至没有一个人申报。
各方期盼下，科研经费管理制度迎来转机。2016年6月，李克强总理在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出，推进科研领域“放管服”改革，确定将简化中央财政科研项目预算编制、大幅提高人员费比例、差旅会议管理不简单比照机关和公务员、简化科研仪器设备采购管理以及合理扩大中央高校、科研院所基建项目自主权。
2016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见》（下称《意见》），《意见》的基本态度是“松绑+激励”。
比如陈哲宇经历的结余经费有剩余要原路返回的情况，按照《意见》，验收后的课题，结余资金按规定留归项目承担单位使用，并可以直接统筹支出用于科研活动，两年之内用不完再收回。这就意味着，只要项目完成，结余的经费可以用于对应项目以外的其他科研活动中，并且也不需要再通过虚开发票的方式，套取结余经费。
对于预算管理过死、差旅费会议费标准过时的问题，《意见》中也有明确回应。《意见》提出，只要在总预算不变的情况下，各种费用之间可以相互平衡使用，差旅费、会议费标准也自主管理，有难以索取发票的可以据实报销城市间交通费，并提供伙食和市内交通补助。
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教授表示，《意见》最重要的一点是重新明确了劳务费的开支范围，且不设比例。“此前大学老师跟陈哲宇一样，不能在自己主持或参与的科研课题中获得任何报酬，而按照《意见》以后，则可以合法合规地以绩效的方式获得劳动报酬了。这是很大的进步。”
其他政策也在更新。同在2016年7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依法保障和促进科技创新的意见》，这份文件要求，案件查办时，对于关键岗位的涉案科研人员，尽量不使用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对于科研单位用于科技创新、产品研发的设备、资金和技术资料，一般不予以查封、扣押、冻结。文件更强调，要正确区分罪与非罪界限：对于身兼行政职务的科研人员特别是学术带头人，要区分其科研人员与公务人员的身份，特别是要区分科技创新活动与公务管理，正确把握科研人员以自身专业知识提供咨询等合法兼职获利的行为，与利用审批、管理等行政权力索贿受贿的界限；要区分科研人员合法的股权分红、知识产权收益、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与贪污、受贿之间的界限；要区分科技创新探索失败、合理损耗与骗取科研立项、虚增科研经费投入的界限；要区分突破现有规章制度，按照科技创新需求使用科研经费与贪污、挪用、私分科研经费的界限；要区分风险投资、创业等造成的正常亏损与失职渎职的界限。
“如果这些措施提早实现，陈哲宇教授等人一案就不会发生。”律师周泽说。
在陈哲宇的实验室里，王平指着冰箱前的一块空地说，每年陈哲宇从国外回来，带的不是给家人的礼品，箱子一打开全是用衣服层层裹着的试剂，“每次他下了飞机就直奔实验室，把试剂小心翼翼放进冰箱，衣服都乱七八糟扔到地上”。
一审宣判后，陈哲宇、王平和黄红梅不服上诉，他们目前仍在等待二审开庭。■
文中杨帆、李明、王平、黄红梅皆为化名
注：本文原标题为《科研经费之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