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凤凰网
何伟和渔民交流
上世纪90年代，何伟在长江师范学院宿舍
何伟开着吉普车游荡在中国
20年后，何伟在涪陵街头
伟依然喜欢吃川菜
一个穿格子衫穿的外国人，走在涪陵街头。路过算命摊、卖乌龟的小贩、广告牌时，他会放慢脚步，瞄上一眼。“重庆市第五届运动会。”他指着广告牌问，“什么时候？在涪陵开吗？”“我记得长江大桥对面有一个公园，还有一座庙，不知道还在不在？”他好像比当地人还关心涪陵。实际上，他可能是最了解中国的外国人之一。他是Peter Hessler，原《纽约客》记者、美国著名作家，他有一个更为人知的中文名字——何伟。
1996年，何伟和同事亚当第一次来到涪陵。那时，他刚从牛津大学毕业，以志愿者身份来涪陵师专（现长江师范学院）支教。汉语老师给他取了一个普通的中文名：何伟。他还记得重庆话的发音“Ho wei”。
半个世纪以来，几乎没有外国人在涪陵居住过。何伟一上街，就会被围观。人们还喜欢问：多少钱一个月；有没有女朋友······这些问题，他都会如实回答。有一次，他在街头见到一个藏药摊子，摊主拿起一根虎鞭，往自己身上比画，让他买下来。他用半生不熟的普通话说，不用了，我自己有。
人们围观他，他也在观察别人。他喜欢四处游荡，和农民、银行职员、小店主都混得很熟，甚至能在校门口的小面馆赊账。大家发现，这个老外爱聊天、爱瞎逛，有点诚实，还有点善良。不久，他就学会了“摇裤儿（内裤）”、“牙刷”之类的四川话，也习惯了辣椒。
但完全融入并不容易。一堂讨论课上，何伟说，每个地方都有种族主义和排外问题。班上最优秀、最爱国的学生立即反驳：“中国没有！”何伟举出例子：他和亚当去市区时，常有人对他们大吼大叫。学生说：“他们是友善的。”何伟不同意，认为那是糟糕的。
只有文学能让他们达成共识。何伟带他们读莎士比亚，演《哈姆雷特》。在共同阅读中，他们都是避难者。学生逃离了政治课，他逃脱了解构主义。“我们都很快乐，我们读着诗，而外面的江流上，整个涪陵都在忙它自己的事。”
支教结束，他把这段经历写成非虚构作品《江城》，一经出版就引起轰动，被誉为西方读者理解中国的经典读本。李雪顺是何伟当年的同事、《江城》的译者。他说，当年他们并不容易，在一个语言不同的异乡，不被理解，“我能感受到他的苦闷”。幸好，年轻人适应力强。当他们和当地人结下友谊时，又要离开了。《江城》最后一部分，码头送别，天下着雨，学生在哭。李雪顺每次读到这里，“鼻子都酸酸的”。
1997年，李雪顺见过何伟的父亲。在长江师范学院的台阶上，他们站着聊天。他已不记得当时聊了什么，但有一句话记得很清楚，何伟父亲说：我知道，我的儿子有一天会成为家喻户晓的知名作家。
离开涪陵后，何伟开始了他的作家生涯。他开着一辆吉普车在中国四处游荡。北京三岔村、浙江丽水和深圳都成为他观察中国到样本。他喜欢写小人物，农民、打工者、小店主、脱衣舞女······他总能发现“身边不知道的美”。而后，陆续出版了《甲骨文》《寻路中国》《奇石》等“中国的三部曲”一纸风行，成为非虚构写作的标杆。
2007年，他觉得中国故事写的差不多了，决定去更有吸引力的地方。埃及和叙利亚，二选一，最后去了埃及。这些年，人们不时在《纽约客》上读到他的埃及故事。他依然喜欢写小人物，还写了一篇在埃及的中国内衣商人的故事。
何伟可能是天生的记者。他有一个小本子，随时掏出来记东西。他的老朋友黄小强，20年前的梦想是“有一个房子、一辆车。”如今，已换了5辆车。黄小强开着新买不久的越野车来见何伟。何伟赶紧掏出本子记下车的品牌和型号。与人聊天，有时像在采访。他问黄小强老婆：以前的生意怎么不做了？为什么要做建材？最近几年去过哪些地方旅游？最远去过哪里？······这是他从父亲那里学来的“田野调查大法”——他父亲是一位社会学家。所以，他的作品与众不同，既有社会学的视野，又有文学的趣味。
一个拥有普林斯顿和牛津学位的“精英人士”，如何能和清洁工、农民、小店主做朋友？这让人好奇。何伟说：“因为我是一个外来者，这已经很神奇。在美国，是不是也会如此，我不确定，但我总是觉得他们很聪明、很有意思，乐意跟他们打交道。”
也许他是真心的。2007年离开中国之前，三岔村的朋友为他饯行。一上桌，大家就开始哭，整整哭了3个小时；每年，他都会给学生们写信；20年后重返江城，当年的朋友，都一一拜访。他还去了神父家，神父已去世多年，他的侄儿继承了衣钵，当天不在家。侄儿媳妇接待了他，提起何伟，连说“晓得，晓得，写过一本书嘛”。当年，他每周都要去看一次老神父。他指着天主堂外175米的三峡蓄水标记说：“涪陵是个古城，以前这个巷子很长，后来都拆掉了。”
何伟没有想到自己在中国有那么多粉丝。所到之处，讲座场场爆满，每个签名者都想跟他聊两句。在涪陵白鹤梁博物馆，解说员听说他是《江城》的作者，惊叫一声，马上找来一本《江城》请他签名。他很淡定，一边签字一边问：游客多不多？门票收入有多少？游船一般停在哪里······走到哪问到哪，这可能是 “职业病”了。
他们在一个度假村参加了“中国式”的师生聚会。30多位同学从全国各地赶到涪陵。喝酒、聊天、唱KTV。何伟没有唱歌，但坐到很晚。他给大家看自己的家庭照片。亚当带来了当年的纪念册，里面有学生用中英文写的十四行诗。亚当的中文还是不太好，话比较少。但聊起当年往事，他就中英并用，滔滔不绝。
据说，《江城》即将被搬上荧屏，何伟知道此事，但并不关心。大家推荐贾樟柯导演。他说：“哦，我看过他的电影，很棒。但他可能不会对我的书感兴趣。”有人给黄小强打电话，让他来演自己。他笑道：“开啥子玩笑，当年才20多岁，现在老都老了，咋可能哟！”
现在，长江师范学院已搬到了江对岸的新校区，老校区人去楼空，杂草丛生，异常安静。何伟和亚当悄悄回了一趟校园，看了看曾经的宿舍和小卖部的熟人。这些年，常有人带着《江城》来学校探访、参观。他们住过的那栋视野极佳的宿舍楼，藤蔓缠绕，残破不堪。涪陵在变，与当年相比，许多事情已不再稀罕。窗外，长江依然奔流。
（文/曾丽蓓、Rain）
Q&A
1. 当初为什么离开中国？
在中国非常舒服，但太舒服对一个作者不好。所以先回了美国，后来又去了埃及。我们看待埃及的perspective（视角），有的是美国的，也有好多是中国的。
2.听说你会来中国定居？会选择哪个城市？
可能是重庆或者成都，但是还要看情况，跟老婆商量一下，最好是可以在内地。我在北京呆了8年，这就够了，我也觉得北京、上海不能代表中国。
3. 中国的故事没有当年那么有戏剧性了？
实际上好故事挺多。我也经常告诉美国年轻的作家，如果对中国感兴趣，现在的机会也很不错。20年前我来的时候，当然是好，但是30年前可能也是好的，现在也是好的，时代一直在变化。
4. 现在你对中国的什么题材感兴趣？
现在中国有意思的是，教育、宗教、文化，我觉得这可能比经济有意思，90年代可能不是这样。
5. 你打算一直写下去吗？
对。如果不写的话，可以当老师，但我现在还不想。还有好多东西想写，没那么多精力。在美国有很多创意写作课程，中国今后可能也会有。
_(网文转载)
何伟和渔民交流
上世纪90年代，何伟在长江师范学院宿舍
何伟开着吉普车游荡在中国
20年后，何伟在涪陵街头
伟依然喜欢吃川菜
一个穿格子衫穿的外国人，走在涪陵街头。路过算命摊、卖乌龟的小贩、广告牌时，他会放慢脚步，瞄上一眼。“重庆市第五届运动会。”他指着广告牌问，“什么时候？在涪陵开吗？”“我记得长江大桥对面有一个公园，还有一座庙，不知道还在不在？”他好像比当地人还关心涪陵。实际上，他可能是最了解中国的外国人之一。他是Peter Hessler，原《纽约客》记者、美国著名作家，他有一个更为人知的中文名字——何伟。
1996年，何伟和同事亚当第一次来到涪陵。那时，他刚从牛津大学毕业，以志愿者身份来涪陵师专（现长江师范学院）支教。汉语老师给他取了一个普通的中文名：何伟。他还记得重庆话的发音“Ho wei”。
半个世纪以来，几乎没有外国人在涪陵居住过。何伟一上街，就会被围观。人们还喜欢问：多少钱一个月；有没有女朋友······这些问题，他都会如实回答。有一次，他在街头见到一个藏药摊子，摊主拿起一根虎鞭，往自己身上比画，让他买下来。他用半生不熟的普通话说，不用了，我自己有。
人们围观他，他也在观察别人。他喜欢四处游荡，和农民、银行职员、小店主都混得很熟，甚至能在校门口的小面馆赊账。大家发现，这个老外爱聊天、爱瞎逛，有点诚实，还有点善良。不久，他就学会了“摇裤儿（内裤）”、“牙刷”之类的四川话，也习惯了辣椒。
但完全融入并不容易。一堂讨论课上，何伟说，每个地方都有种族主义和排外问题。班上最优秀、最爱国的学生立即反驳：“中国没有！”何伟举出例子：他和亚当去市区时，常有人对他们大吼大叫。学生说：“他们是友善的。”何伟不同意，认为那是糟糕的。
只有文学能让他们达成共识。何伟带他们读莎士比亚，演《哈姆雷特》。在共同阅读中，他们都是避难者。学生逃离了政治课，他逃脱了解构主义。“我们都很快乐，我们读着诗，而外面的江流上，整个涪陵都在忙它自己的事。”
支教结束，他把这段经历写成非虚构作品《江城》，一经出版就引起轰动，被誉为西方读者理解中国的经典读本。李雪顺是何伟当年的同事、《江城》的译者。他说，当年他们并不容易，在一个语言不同的异乡，不被理解，“我能感受到他的苦闷”。幸好，年轻人适应力强。当他们和当地人结下友谊时，又要离开了。《江城》最后一部分，码头送别，天下着雨，学生在哭。李雪顺每次读到这里，“鼻子都酸酸的”。
1997年，李雪顺见过何伟的父亲。在长江师范学院的台阶上，他们站着聊天。他已不记得当时聊了什么，但有一句话记得很清楚，何伟父亲说：我知道，我的儿子有一天会成为家喻户晓的知名作家。
离开涪陵后，何伟开始了他的作家生涯。他开着一辆吉普车在中国四处游荡。北京三岔村、浙江丽水和深圳都成为他观察中国到样本。他喜欢写小人物，农民、打工者、小店主、脱衣舞女······他总能发现“身边不知道的美”。而后，陆续出版了《甲骨文》《寻路中国》《奇石》等“中国的三部曲”一纸风行，成为非虚构写作的标杆。
2007年，他觉得中国故事写的差不多了，决定去更有吸引力的地方。埃及和叙利亚，二选一，最后去了埃及。这些年，人们不时在《纽约客》上读到他的埃及故事。他依然喜欢写小人物，还写了一篇在埃及的中国内衣商人的故事。
何伟可能是天生的记者。他有一个小本子，随时掏出来记东西。他的老朋友黄小强，20年前的梦想是“有一个房子、一辆车。”如今，已换了5辆车。黄小强开着新买不久的越野车来见何伟。何伟赶紧掏出本子记下车的品牌和型号。与人聊天，有时像在采访。他问黄小强老婆：以前的生意怎么不做了？为什么要做建材？最近几年去过哪些地方旅游？最远去过哪里？······这是他从父亲那里学来的“田野调查大法”——他父亲是一位社会学家。所以，他的作品与众不同，既有社会学的视野，又有文学的趣味。
一个拥有普林斯顿和牛津学位的“精英人士”，如何能和清洁工、农民、小店主做朋友？这让人好奇。何伟说：“因为我是一个外来者，这已经很神奇。在美国，是不是也会如此，我不确定，但我总是觉得他们很聪明、很有意思，乐意跟他们打交道。”
也许他是真心的。2007年离开中国之前，三岔村的朋友为他饯行。一上桌，大家就开始哭，整整哭了3个小时；每年，他都会给学生们写信；20年后重返江城，当年的朋友，都一一拜访。他还去了神父家，神父已去世多年，他的侄儿继承了衣钵，当天不在家。侄儿媳妇接待了他，提起何伟，连说“晓得，晓得，写过一本书嘛”。当年，他每周都要去看一次老神父。他指着天主堂外175米的三峡蓄水标记说：“涪陵是个古城，以前这个巷子很长，后来都拆掉了。”
何伟没有想到自己在中国有那么多粉丝。所到之处，讲座场场爆满，每个签名者都想跟他聊两句。在涪陵白鹤梁博物馆，解说员听说他是《江城》的作者，惊叫一声，马上找来一本《江城》请他签名。他很淡定，一边签字一边问：游客多不多？门票收入有多少？游船一般停在哪里······走到哪问到哪，这可能是 “职业病”了。
他们在一个度假村参加了“中国式”的师生聚会。30多位同学从全国各地赶到涪陵。喝酒、聊天、唱KTV。何伟没有唱歌，但坐到很晚。他给大家看自己的家庭照片。亚当带来了当年的纪念册，里面有学生用中英文写的十四行诗。亚当的中文还是不太好，话比较少。但聊起当年往事，他就中英并用，滔滔不绝。
据说，《江城》即将被搬上荧屏，何伟知道此事，但并不关心。大家推荐贾樟柯导演。他说：“哦，我看过他的电影，很棒。但他可能不会对我的书感兴趣。”有人给黄小强打电话，让他来演自己。他笑道：“开啥子玩笑，当年才20多岁，现在老都老了，咋可能哟！”
现在，长江师范学院已搬到了江对岸的新校区，老校区人去楼空，杂草丛生，异常安静。何伟和亚当悄悄回了一趟校园，看了看曾经的宿舍和小卖部的熟人。这些年，常有人带着《江城》来学校探访、参观。他们住过的那栋视野极佳的宿舍楼，藤蔓缠绕，残破不堪。涪陵在变，与当年相比，许多事情已不再稀罕。窗外，长江依然奔流。
（文/曾丽蓓、Rain）
Q&A
1. 当初为什么离开中国？
在中国非常舒服，但太舒服对一个作者不好。所以先回了美国，后来又去了埃及。我们看待埃及的perspective（视角），有的是美国的，也有好多是中国的。
2.听说你会来中国定居？会选择哪个城市？
可能是重庆或者成都，但是还要看情况，跟老婆商量一下，最好是可以在内地。我在北京呆了8年，这就够了，我也觉得北京、上海不能代表中国。
3. 中国的故事没有当年那么有戏剧性了？
实际上好故事挺多。我也经常告诉美国年轻的作家，如果对中国感兴趣，现在的机会也很不错。20年前我来的时候，当然是好，但是30年前可能也是好的，现在也是好的，时代一直在变化。
4. 现在你对中国的什么题材感兴趣？
现在中国有意思的是，教育、宗教、文化，我觉得这可能比经济有意思，90年代可能不是这样。
5. 你打算一直写下去吗？
对。如果不写的话，可以当老师，但我现在还不想。还有好多东西想写，没那么多精力。在美国有很多创意写作课程，中国今后可能也会有。
_(网文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