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后，为了加强组织领导广大民众支持抗战，蒋介石于9月4日电令成立“苏浙行动委员会”于上海[1] 。委员是戴笠、宋子文、张治中、吴铁城、俞鸿钧、杜月笙、杨虎、钱永铭、刘志陆、贝祖诒、吉章简、蔡劲军、俞作柏[1] 。戴笠、杜月笙、刘志陆三人为常务委员，书记长戴笠[1] 。1938年3月13日，戴笠接奉蒋介石电令：“收容整编流散浦东及京沪沪杭沿线之国军，期以加强敌后游击”，即派阮清源、鲍步超等潜赴日占区，会合坚持江南敌后的干部及武装积极收容扩编[1] 。为了扩大社会影响，使在陷区民众特别是农村及帮会中，以“忠心义勇救国救民”作号召[1] 。戴笠呈请蒋介石于1938年5月批准，将别动队改名为“苏浙行动委员会忠义救国军”，总指挥戴笠兼任[1] 。日降在即，戴笠亲令麾下“忠义救国军”，开赴京沪、京杭铁路沿线，接手长江下游的沦陷区[2] 。陈诚在日军投降后，成为力主撤销“忠义救国军”的动议者[2] 。时在上海前线主持甄别伪特务工作的戴笠，奔回重庆[2] 。1945年10月，戴笠电王耀武拟向陈诚陈述军政部主张撤销忠救军一事[2] 。戴笠死后不出一月，军统局最庞大的单位“忠义救国军”整编成了交警总队[2] 。
目录
1组织简介编辑
忠义救国军是当时许多爱国青年由于战火绵延而被迫辍学，许多人不愿离家便组织成一支由广大知识分子为中心骨干的军队，取名为忠义救国军。它的前身是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诞生于“八·一三”战火中。虽然无论数量质量还是战斗成果，活动于苏南茅山地区的新四军都远远超过忠义救国军，然而，它们的目标却同样是——抗日。据一些回忆文章介绍，改组后的忠义救国军，他们——无论是农工大众，知识青年，以至于土匪流氓，都集合在忠义救国，抗日复兴的大纛之下组织起来了，负责东战场即太湖流域及上海周边之游击任务。它以黄埔、军统的人员为骨干，吸纳当地抗日热情高涨的工人和帮会的力量，一经建成就出现在淞沪战场，配合正规军对日作战。忠义救国军在抗战中作出了极大的贡献，破解日军许多秘密文件，后改组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1938年5月，军统局长戴笠奉蒋介石命令，将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改名为“苏浙行动委员会忠义救国军”，他们插入到沪宁杭敌后沦陷区，造成了一定的抗日局面。但随着形势的转变，忠义救国军也忠实地执行了国民党最高当局的内外方针，与当地“新四军”等共产党武装不断产生摩擦。
2浴血抗战编辑
1937年11月9日，第一、二、三支队开始投入阻挡日寇精锐的猛攻，第三、第五支队配合国军五十师某旅坚守南市三天。11月11日，日寇在金山卫登陆后，第三支队第九大队在国军主力撤退的情况下，曾在青浦阻击过日寇，但因敌我力量对比悬殊，被敌击溃。上海失陷后，别动队除四支队在苏州河北岸全部阵亡、五支队化整为零转入地下之外，一、二支队开赴浦东打游击，三支队一部撤回租界搞地下抗日工作。根据当时担任苏浙行动委员会人事科科长的文强先生的统计，在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中，别动队官兵牺牲1500人以上，受伤的人数在500人左右。为了适应1937年年底南京失陷以后的江浙皖沪抗日战场的局势，最大限度地动员这个地区的抗日力量投入抗战，1938年1月，军统局长戴笠在皖南祁门宣布，将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从淞沪战场上撤出的佘山教导团和五支队残部整编为“忠义救国军”教导一团（也称“第一支队”）。戴笠自兼团长，俞作柏任副团长。同年3月，戴笠又在汉口宣布成立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部，由戴笠和俞作柏分任正副总指挥，参谋长是徐光英。忠义救国军教导一团则由俞作柏兼团长，原别动队在江西、浙江的部队改编为忠义救国军教导二团（也称“第二支队”），由王春晖担任团长，别动队在上海的残部后改为忠义救国军淞沪区指挥部，由何行建任总指挥，后改任副总指挥兼第一纵队司令。武汉失守后，总指挥部移设浙江孝丰，戴笠辞去总指挥兼职，派副总指挥俞作柏接任，参谋长也改由尚望担任。改编以后的忠义救国军，主要任务是在华东敌后收容、整训国民政府正规军被日伪打散击溃的部队，并在敌后袭击、骚扰日伪军，当然，在抗敌的同时，也与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搞磨擦、抢地盘。在抗日民众的大力支持下，这时候的忠义救国军，就像燎原的火种一样，迅速在江浙皖沪敌后发展起来，由于部队收容、整训了大批江浙皖沪抗日战场上溃退的正规军官兵，加上国民政府为这支部队派来了俞作柏、戴笠、周伟龙、阮清源等受过正规训练的高级军官，战斗力有了显著提高。例如1938年秋，日寇上海派遣军一部进攻金山县韩家坞，忠义救国军第九支队第四大队姚杏林部500余人与敌激战一昼夜，击毙日寇多人后撤退。1939年春，日寇炮艇3艘途经泖桥，被姚杏林部击沉2艘，日寇死伤数十人。日寇进行报复，姚部撤到钱圩李家廊下，联合田峋山、沈俊生部，击毙日寇30余人。至1939年春，忠义救国军已发展到拥有十六个支队，四个直属大队、两个教导总队，号称五万人。
1940年春，忠义救国军在浙江孝丰进行整编，以周伟龙为总指挥（1942年1月，周伟龙调至重庆，所遗总指挥一职由阮清源代理）、尚望为参谋长，保留四个教导团（后来发展到六个）和两个训导队，其余改编为小型的行动队（或别动队），任务除在华东敌后收容、整训各类抗日地方武装部队外，还专门从事情报收集、暗杀、爆破等特务工作。这里还发生了这样一段小插曲：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一直在上海遭到日本人监视的英国驻华情报首脑门德内哥罗来到重庆——顺便说一句，此公逃离上海就是忠义救国军的杰作之一——他以英国大使馆商务参赞的名义提出与中国合组中英特种技术合作所，并表示愿意援助武器装备和派专家帮助中国组建、训练一支敌后游击部队。于是，军统局专门对此进行了研究，随即在重庆近郊沙坪坝建立起了中英特种技术合作所，1942年1月又在沙坪坝小龙坎成立了军统局属下的别动军司令部，将忠义救国军改名为“军事委员会别动忠义救国军”，中英合作所主任及别动军司令都由前忠义救国军总指挥周伟龙担任。戴笠以忠义救国军为基础，又在汤恩伯、李仙洲等集团军中挑选了部分官兵，组成了七个纵队的别动军。后来，军统局在援助及训练等问题上与英方意见严重分歧，这一合作于同年4月夭折。为什么没有成功呢？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情报组组长唐纵先生在 1942年4月的日记中记载：“英国与我国特务工作之合作，我始终认为英国另有企图……其目的在取得我特务工作之掩护，以便各地活动。周伟龙得我指示后，已渐渐发觉其真面目矣。英人想在第三战区设立爆破训练班，已令顾长官制止。别动军之工作，已严令约束英人不得自由活动……”所以，中英情报合作没有成功也就不奇怪了。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忠义救国军分四路重回宁沪杭沦陷区，第一路苏嘉沪区挺进纵队，以第三支队阮清源部及淞沪行动总队为基干，由孝丰附近向太湖以东的苏州、嘉兴与上海之间的地区活动；第二路澄锡虞区挺进纵队，以第一支队郭墨涛部为基干，由孝丰向阳澄湖、常熟、昆山之间的地区行进；第三路锡武宜区挺进纵队，以第二支队文德部为基干，由广德沿太湖西岸向宜兴、无锡、苏州、江阴之间的地区行进；第四路京丹溧区挺进纵队以南京行动总队（总队长管容德）为基干，进出南京、江浦、丹阳等地。
不过，由于其时日伪大力开展“清乡”活动，部分忠义救国军官兵叛变投敌，再加之这支部队在与共产党武装的磨擦中屡占下风，忠义救国军虽屡败屡战，但其在沦陷区的活动能力大为削弱，不得不于1942年底前后退回浙江天目山游击区整训，任务除继续从事情报收集、暗杀、爆破等特务工作而外，主要负责游击区的防务安全。1943年，国民党和美国海军创建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以后，军统局负责人戴笠又报请蒋介石，请求扩大和强化江南敌后的忠义救国军。在得到蒋委员长的首肯以后，他调代理总指挥阮清源少将去将官班受训，请黄埔一期的马志超中将(甘肃平凉人)出任忠义救国军总指挥，派郭履州少将（黄埔六期，浙江宁海人）为参谋长。同时还加强了官兵战技教练及政训，轮流抽调各部员兵到皖南雄村军统特训班接受美、中教官的特种训练，学习爆破、擒拿、情报、电讯等技术；对所收编的地方游击支队派去副指挥或参谋长，建立政训室，希望通过政训，给官兵灌输反共法西斯思想，使忠义救国军效忠蒋介石，成为党化特务部队。其时，总部先驻安徽广德县王岭，后移浙江昌化河桥，不久又加派王春晖少将为副总指挥。到1944年春，忠义救国军共拥有三个纵队，五个行动总队、若干地方支队独立大队，官佐员兵三万一千余人。由于忠义救国军在戴笠的精心策划之下，获得了大量的美式装备和整训、学习的机会，官兵的素质和装备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其时，在浙西天目山游击区流传着这样的民谣：“挺伯伯，忠爷爷，28军小兄弟”，可见忠义救国军在当时浙西民众中的地位。1944年，忠义救国军的活动地区在长江以南以京沪杭金三角为重点的苏南、浙江敌后地区，这一地区在当时是国民党的第三战区辖地，因而，忠义救国军也受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节制。当时日本败象已昭然若揭，美军曾计划在我东南沿海登陆，为策应美军，1944年末，中美双方商定对忠义救国军作强势备战部署，主要任务是确保京沪铁路、沪杭铁路沿线以及杭甬路西段交通安全，控制浙赣铁路北段，并在江、浙一带对日寇进行情报收集、暗杀、爆破之类的特种战争。主要方案为：一、在浙江于潜县方元铺设忠义救国军前进指挥所，由马志超坐镇，指挥所部对日寇作战，确保苏南、浙江铁路沿线交通安全。二、在浙江瑞安县玉壶设忠义救国军温台指挥部，派郭履州(忠义救国军少将参谋长)为指挥官，张为邦(忠义救国军浦东行动总队长)为副指挥官，在浙东、浦东、崇明对日寇进行特种战争。三、在浙江分水县合村设忠义救国军淞沪指挥部，派阮清源为指挥官，指挥淞沪附近地区游击队防堵日寇。四、在浙江桐庐设立忠义救国军鄞杭指挥部，派鲍步超(忠义救国军第三纵队少将司令，黄埔六期，浙江淳安人)为指挥官，在富春江及杭州湾一带防堵日寇。五、以上温台、淞沪、鄞杭三个指挥部统一归总指挥马志超指挥。
3抗战之后编辑
1945年8月，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当时戴笠正偕美国梅乐斯将军在浙江前线视察，听到消息，立即电告马志超：“日本投降，战事结束。但国内问题很多，一时尚难解决。吾人责任，尚异常艰巨！”并对忠义救国军下达如下命令：一、淞沪指挥部部队，担任警戒上海近郊的浦东，防堵不明部队(指中共武装——笔者注)向上海郊区渗入；二、第三纵队立即挺进富阳、杭州；三、京沪行动总队负责维护京沪铁路沿线交通畅通和安全；四、沪杭行动总队负责维护沪杭铁路沿线交通畅通和安全；五、第二纵队、第五纵队仍遵照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命令，防守与维护天目山区的治安，保护当地民众安全。在戴笠的命令之下，忠义救国军鲍步超部火速开进杭州市，并与汪伪浙江省长丁默村配合阻止别的部队进驻杭州，郭履州部光复了温州和海门；“被不明部队包围”的崇明岛，则由张为邦派兵“解围”。在上海，中央军尚未抵沪前，阮清源把淞沪指挥部所属部队部署在沪郊，并派特务队大队长裘雨萍率部进入上海市区，协同周佛海所部伪军警备市区，联络日寇驻沪十三松井中将司令官，阻抗中共武装进入上海。
抗日战争胜利后，忠义救国军以及军委会别动军（总司令周伟龙）、交通巡察部队、中美合作编练的教导营以及周佛海的汪伪税警总团，合并成立了交通警察总局，编成十八个交警总队（特种团），进驻铁道、公路等部门，维护交通。另有一部分不愿离乡背井的忠义救国军官兵就地转业，自谋生计（大部被编入当地的保安团、队）。虽然忠义救国军在抗日战争中有过同新四军摩擦的经历，但纵观八年抗战全局，一批批爱国官兵与日寇浴血奋战，为了祖国的独立和中华民族的自由不屈不挠的奉献青春与热血，实在可钦可佩！
如今，抗战胜利70年了，忠义救国军也该走出历史的“黑角”，让人们正确而全面地认识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