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习近平外交新政的研讨会--原人民日报评论员马立诚3月15日在共识网举办的青年学者沙龙第四期上的发言

原人民日报评论员马立诚3月15日在共识网举办的青年学者沙龙第四期上的发言，已经作者审订。

听了各位的意见，获益不少。同意主持人说的，解决当前中日关系的困难，需要新思维，需要大智慧。我先介绍几位德高望重的智者的一些看法，有助于我们探讨这个问题。一位是何方老人，92岁了，1938年到延安，曾任张闻天总书记的秘书、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总干事。他创办了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并任首任所长。他两次对我说，中日关系不能以历史为基础，而应该以现实战略利益为基础，如果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历史为基础，那么美国与英国、法国与德国、俄国与德国、美国与日本根本就不可能搞好关系。第二位是原中联部部长、人大常委会外事委员会主任朱良，今年90岁。朱部长给我写了一封信说，2002年的时候，你写文章提出对日新思维，很有勇气，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朱部长是老革命了，他说：“应该对人民特别是对青年进行这样的引导”。第三位，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80多岁了，写过《日本第一》和《邓小平时代》，在中日两国都有很大影响。他今年1月来中国，我跟他就中日两国关系交换了意见。他对我说，中国现在经济规模超过了日本，而且中国的民族主义比较厉害，日本受到很大压力，很紧张。目前中日两国关系的主导面是中国，中国掌握着中日两国关系的主动权。日本现在兴起的民族主义，是对中国压力的一种反弹，但基本的态势是日本害怕中国。其实日本可以成为中国的朋友。第四位是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余英时，著作等身的大学者，也80多岁了。今年春节，我跟余先生通电话，他在电话中对我说，中国和日本只有和解这一条路可走，别的路都是死路。

我赞成以上诸贤的意见。我认为，致力于推动两国和解的对日新思维，是唯一的救赎之路。钓鱼岛没多大实际价值，中印、中越、中马（来西亚）之间的领土海岛争执，面积比钓鱼岛大得多，有的甚至大1.5万倍。中日两国为了一个小小的钓鱼岛这样紧张，本质是什么呢？是新兴大国向原有大国和权力现状提出挑战，即国际关系理论所说的“修昔底德陷阱”。原来的东亚权力平衡由于中国迅猛崛起被打破了，这是东亚权力的转移，日本很不适应。有的日本朋友对我说，日本要适应中国强于日本，至少需要10年左右的心理时间。摩根索在《国家间政治》这本书里说，德国和捷克在1938年9月关于苏台德地区的主权争执，实质上并不是苏台德地区的主权归属问题，而是对整个中欧的主导权问题。中日两国关于钓鱼岛之争，实质是东亚主导权之争，争谁是老大。法国学者克劳德·迈耶2010年在法国出了一本书，我们社科文献出版社翻译出版了，书名是《谁是亚洲领袖，中国还是日本》。迈耶看出了这一点，他说中日之间的争斗，实质上是争夺东亚的主导权，争夺更高的外交地位。希望这一次权力转移，能够以和平方式进行。应当说，全球化的新形势增加了和平转移的概率。我们要反思的是，近些年来中国民族主义飙升。袁伟时教授说是燃烧的民族主义。李泽厚、易中天、徐友渔也都发表了同样的意见。比如2012年8月85个城市反日游行打砸抢烧，就太过分，国际影响恶劣，陈晓鲁说是搞文革。前一段，我国驻40个国家的大使找各小国报纸发表文章骂日本，犹如小孩子打架，让欧洲人看笑话。还有我们的电视台播放300部反日电视剧，国人都倒了胃口。北京的报纸就先后发表4篇文章批评说，拍这么多这些反日电视剧，不是播种仇恨吗？而且很多电视剧剧情十分无聊。

过去，我们是用世界范围的阶级斗争和国际主义理论压抑民族主义，苏东剧变，冷战结束，情况就变了。阶级斗争理论让位，民族主义逐渐高涨。为什么会高涨？这是社会内部问题和外交问题相同相连的产物，是政治精英主导和民众自发情绪相结合的产物。大致原因有五条：一是我们的社会凝聚力在80年代末急剧流失；二是市场经济体制运行以后，传统的意识形态衰落了，玩不转了；三是执政的合法性不断受到质疑，以上这些问题都需要调动民族主义来平衡；四是早年屈辱经历和今天的虚骄之气未经理性过滤混在一起产生了粗野的躁动；五是近些年来东亚各国民族主义飙升，互相刺激。经济绩效和民族主义，是非选举的政权维持统治的两个主要支撑。八九以后，为了反击西方的制裁，国内大力调动爱国主义即民族主义资源。有人说，这样做也是为了转移国人对于自由、民主的追求。民族主义燃烧起来，日本是首当其冲的，因为中日战争离得比较近，中英鸦片战争时间久了。我们看到，利用民族主义来解决国际争端的做法没有成功，反倒加剧了我们在国际上的孤立。比如，有人说要把日本打成一片火海，有人说几星期就可以把越南打成植物人，还有人说“到了在南海动武的时候了”等等。这些媒介舆论，使周边国家对中国的动向产生了很大疑虑，他们认为中国媒介上说的话都是代表政府的，因此他们希望美国力量介入东南亚，以维持平衡。美国最近高调“重返亚洲”，与东南亚国家的需求一拍即合。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国内民众也对我国在国际上的孤立产生了疑虑，提出了很多质问。中国社科院前副院长刘吉前些天对我说，我们国内一些人在媒体上威胁和谩骂日本，其实帮助了安倍，使安倍在日本国内获得了更多资源，并且使日本的主张在国际上获得更多支持。现在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对我们的南海、东海主张表示支持。支持日本的国家却比我们多。另外，我们一方面支持国际法庭对日本捕鲸的裁决，另一方面拒绝国际法庭对领海争端的裁决，这种矛盾的态度反映了立场混乱。另外，就国内问题而言，民族主义也没有缓解国内矛盾的激化。就此看来，中国在崛起过程中，要遏制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慎重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力量越大，越要谦逊。

也有学者对我说，中国的民族主义有虚假成分。理由是，2009年2月，俄罗斯军舰向中国新星号货船开炮，击沉货船，打死5个中国船员，另有2人失踪。俄罗斯比日本还狠得多。结果呢，上边不让深入跟踪报道此事。按理说，民族主义的意思是，谁对中国人不好，我们就反对谁。俄罗斯多次炮击中国船，打死中国船员和渔民，对中国人这样凶残，为何不游行？这位学者提出，我们的民族主义是选择性民族主义，是操控下的民族主义。这位学者的意见，供大家思考。日本极少数右翼不时大放厥词，破坏中日关系。我们要揭露和批判日本右翼的言行，坚持钓鱼岛主权，这是没问题的。但是我们要看到，绝大部分日本人并不是右翼，他们希望和中国发展战略互惠关系。繁荣的中国需要与日本保持良好的关系，改革中的日本也同样需要与中国和解。我们国内有些人对日本情况不加分析一概而论，动不动就要动武，就要“降伏日本”，这是一种破坏性盲动。对此，我国学界很多人指出，这也是军国主义的、法西斯主义的念头。实际上，我国某些人这样强硬的表态，脱离了民众要求改善中日关系的认知与需求。香港《南华早报》说，今年1月，日本发放中国人旅游签证11万个，相当于去年同期的10倍。有的中国游客接受采访说，对两国的争端感到厌倦了。他们承认喜欢日本文化，喜欢日本产品。据报道，今年春节到东京最高级的三家百货商店购物的中国人比去年增加了325%，三家商店销售额比去年增加了400%。香港《镜报》说，2013年，丰田汽车在中国大陆销量比2012年增加49%，日产汽车增加30%，双双创出在华销售最高量。上海2013年十大百货公司销售额第一名就是日资八佰伴浦东新区总店。今年春天，在武汉和北京观赏樱花的民众挤爆了公园。

就此而言，中国国内已经产生了反思民族主义的健康的因素。2012年10月，1000位中国两岸三地知识界人士就中日关系遇到的问题签署声明，在坚持钓鱼岛主权的同时，批评了中国有关部门中断两国友好城市交流，中断高中生交流，以及把日本图书下架的做法，指出不应中断两国文化交流。邓小平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不要搞意识形态。邓小平还说，中日两国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这件事超过了两国之间一切问题的重要性。可是我们外交领域还有人搞意识形态。比如，中越两国存在大量的岛屿争端，越南从有争议的岛屿中开采石油，从贫油国变成富油国，还把石油卖给中国。去年底和今年初，越南还举行两次反华游行。我们的官员却说，中越两国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矛盾好解决。这是意识形态色彩太重。我认为，我们现在偏离了邓小平的对日外交指导原则。邓小平时代也有钓鱼岛争端，但他老人家站得高，从中国长远的战略利益来看问题。我们现在看问题，是战术角度，高度不够。有些学者说，对日本问题的处理是衡量中国外交文明和外交理性重要的试金石，我赞同这个观点。我最近的一本著作是《仇恨没有未来—中日关系新思维》，从书名就可以看出我的思想。中日两国是搬不走的邻居，和解是唯一的前途。对于战败国，不能过于苛刻。在欧洲一战结束之后，凯恩斯就是这样主张，他不同意战胜国对德国过于苛刻。苛刻的结果，就埋下了二战火种。中国现在强大了，不能动不动就要压服别人。这个全世界都看得非常清楚。中国文化传统是，泽被远方，仁者无敌。换句话说，就是永远高举和平的旗帜，应该以这样的心胸来处理中国与周边国家包括日本的关系。能否处理好中日关系，是中国能不能顺利融入全球化的一个关键，这对我们是一个考验。总的来说，中国与日本应该向法国与德国学习。日本应该学习德国的反思精神，中国应该学习法国的宽容胸怀，以经济融合为前导，为建设亚洲共同体展开对话，捐弃前嫌，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