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办高中第一界的小伙伴们

中国农村在文革时代高中教育基本是停办的。到了76年，政府开始普及九年教育，就是小学五年-初中两年-高中两年，就有了村办高中。十三岁我有幸成了我们村办高中的第一届学生。

校舍是我们学生和老师的劳动成果。学校本来只有到初中的空间，要加高中了，就让老师学生勤工俭学，在老校舍边上加三间。每天下午不用上课，而是去几里外的河滩砖窑里挑担砖回来。记得那时俺个子小，一担8块十块红砖，一路还要歇几次才能到学校。。。等一上高中，崭新而明亮的教室，第一届村办高中的学生待遇还是不错的。

老师没有新的，数学沈老师本来教初中的，改教高中。他是文革前的师专毕业生，学校唯一能用几何学解释木匠所有工具的工作原理的数学老师，教高中绰绰有余；语文老师就城里下乡的康老师，她是文革中的师专毕业生，打扮时髦，找的对象是邻村的民办老师老三届毕业生陈老师。康老师眼力不错，陈老师和我们一起高考，当年考上大学。物理化学没有老师，所以，村里第一届高中生最后都没有选择地读文科。。。

和我同界的初中生在我们生产队有三个，一个是生产队会计的儿子，荣华；一个是大队（村）干部的儿子，和平。那年大队开始办高中，生产队里都说我上不了，因为就我家不当官啊。最后是和平的老爹开口，说我爹是贫农，儿子应该上，三个才一起上的。。。三人一起上学，路上打打闹闹，当然是和平算老大，荣华是跑腿的，我是书呆子。。。

多年后回去，知道和平同学赌博上瘾。娘早走了，爹二婚后也管不住。和平结婚后有了孩子的情况下，赌得家破人忘，不知所终，据说还不了赌债被人杀了。我娘说他爹晚年经常去我家坐坐，感慨万千。我爹娘很感激他一句话让我上了高中。

荣华的EQ最高，先参军，回乡后和村长关系好，也当了村干部，造了生产队里最大的房子，据说有冲水马桶的，算全村最先进。有次我回去，在县农业局局长家作客，碰见了他--他送礼去，我俩多年后意外相见一次，他脸都红了。。。他爹娘一直没搬家，我每次回去，他娘都会和我拉会儿家常，每次都气愤地骂一顿和平，说我三个一起长大的，最后结局相差悬殊。。。

班上最成熟的是长富，是班长。毕业后就没有联系了。直到几年前妹妹找我要电话号码，说他妹妹要来美国，想和我联系。等她来了，我电话打过去，是她女儿接的，直夸我老家出来的湖南人，没见到一个能说这么好普通话的人。。。时隔40年了才知道老班长在国营某厂当了厂长。

明秋学习最好，担任学习委员。可惜78年高考，和我们竞争的多是老三界的，很多还是我们的老师，班上没有一个考上大学或中专的。明秋复读了两年，考上师专，回乡当老师，最后作校长，和我妹妹还是同事呢。可惜生活好了，吃得没有节制，越吃越胖，40多就因为心梗走了。

建明父母见识比一般农民好，鼓励子女多读书。家里的老大算下来比我们大几岁，上了中专。建明毕业后也选择了复读，后来上了大专，跳出了农门。

安安和我是班上年龄最小的两个。他也是家里最小的一个，父母是村里最早作生意，有村里最早的小卖部。多年没联系后，有次在小卖部碰到了他大哥，问起老同学。他哥笑起来，说安安在县一中当校长呢。我大吃一惊，我说我刚从那里回来，没听说啊。。。安安的老爹才给我解释说安安复读，中间转了几次学，当时转到一中了。安安坚持复读了8年，考了八年高考，最后上了西南政法学院，毕业后在政法系统工作。

贤安是班上最苦的。父母早亡，家里兄弟姐妹四个，上面是两个姐姐，下面一个弟弟。经常被同学欺负，康老师经常看不惯别的同学欺负他，会出面训斥的。他没有条件复读。我大学毕业后去广州教书，又见到了他。他和小弟被同父异母的大哥弄到广州，承包工程。大哥是早年参军出来的，据说当过陶铸的警卫员，那时在广州身居高位了。兄弟俩苦出身，挣了不少钱，回乡给两姐建房子，在广州经常找我出来下馆子。。。

一幌四十年了。大多数同学没有走出农村，就在农村成家立业，继承父母的那几亩地耕种劳作。90年代农村才开始有比较大的变化，很多农村人走出家门打工，不再局限在那几亩地上。14年回去，碰到一位多年不见的初中老同学，她结婚后和老公白手起家，资产千万级了。在酒店请我吃饭，拿出家里带来的洋葡萄酒请我品尝，说：几十年不见，我们走过了这么多坎坷，终于还有机会聚一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