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中国的高考, 大家都经历过, 虽说叫全国统一高考, 但录取却是分省录取, 各省得录取难度可以说有天壤之别, 各个高校也都按省份留出录取名额. 这看似不太合理政策实际上并不是从现在的新中国开始得, 而是从明代的科举考试延续下来的制度. 所谓合理是指站在自己的立场认为合理的事情,而换一个角度或立场可能就是不合理。
在洪武三十年发生了一起所谓科举舞弊案, 虽然此案的规模与牵扯范围无法与杀得血流成河洪武四大案相比, 但对后世的影响确远远超过前者, 这就是所谓的南北榜案.
洪武三十年(1397年),翰林学士刘三吾、王府纪善白信蹈主持丁丑科殿試,发榜后,福建闽县人陈安为第一,是为春榜,上榜者竟没有一个人出自北方。諸多北方考生联名上奏认为刘三吾为南方人,照顾其乡亲。朱元璋得知后大怒,命侍读張信、侍讲戴彝、右赞善王俊华、司直郎张谦、司经局校书严叔载、正字董贯、王府长史黄章、纪善周衡和萧揖还有几个新科录取的进士重新阅卷。复阅后張信说刘三吾判卷无错属实。说是北方学子的文章不仅水平差而且多犯忌讳。只有几个新科进士说有几篇北方学子文章还是不错.
有人上告说刘三吾暗嘱张信等人故意以陋卷進呈。朱元璋知道後更怒,指大部份官員是被清洗的胡惟庸或藍玉余党,將張信與白信蹈等二十餘人淩遲處死,而刘三吾的子侄亲戚就是因胡惟庸案被牵连处死的, 刘三吾有最直接的嫌疑, 但朱元璋比较尊重刘三吾, 没有杀他,命刘三吾戍边。刘谔、宋琮等人也遭遣戍,仅戴彝、尹昌隆几个说北方有不错答卷的人免罪。后明太祖亲自主持殿试,再选六十一名进士,都为北方人。当时所谓“南北榜”或“春夏榜”。
在南北榜案的开始,朱元璋并没有太较真, 老朱都说了一开始的结果基本认了,只是复审一遍加几个北方学子上去这事就糊弄过去了。 此时离老朱宾天也就只有一年时间了, 老朱老婆和太子都死了,也在没太多精力了。可这些文人偏偏给老朱再次大开杀戒的机会。
古代科举的目的是为了给国家选拔人才, 同时也造成了拉帮结派的机会, 科举给了学子们进入仕途的机会, 通过科举结成的同乡,师生关系自然而然地容易形成党派, 比如毁灭了大明王朝甚至影响大清初年的党争,明末年出了士大夫结成的东林党,还有宣党、昆党、齐党、浙党等, 这些党派被东林党打压就去投靠魏忠贤. 而朱元璋深知这一点, 建立明朝之初,他就明确利用刘伯温与李善长之间互相制约, 让武将担任文职削弱其权势, 比如让徐达担任右丞相,不仅削弱了其武力, 还能去制约文臣.
南北榜案最后令老朱大发雷霆, 我大明是整个华夏的大明,设立南北两都, 选拔官员是为了管理整个两京十三省,可不是只为了选拔江浙两省的人当官,这一榜完全成了南方官僚的天下. 因此朱元璋采纳杨士奇的建议,科举分南北分别录取。从此,中国科举制度迎来了分区录取时期。明太祖对南北榜案的处理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到后来出现过会试一甲三人都出自江西吉安,永乐年间更是出现不仅一甲三人是吉安,甚至二甲前四名也都是吉安人。 看看下面对南北榜案的分析,以及科举作弊的总结,恐怕很容易得出结论,这不可能是什么文坛佳话。因此后面又变成了南北两卷,再后还有南北中三卷。 直至今日影响着当代中国高考的招生制度。
最后再说一下南北榜案, 两次阅卷得到一致的结果, 只是没有顺着皇帝的意愿, 而且录取的南方举子中并没有刘三吾同乡, 说他偏袒同乡是没有依据的. 会不会是场冤案? 事实可能真未必是冤案. 历史上虽说北方因多战乱教育,人口都是差于南方,但也不至于全军覆灭,明朝的前三次科举,北方录取人数基本都占20%多,而北方人口大约也占当时全国人口的20%,基本是合理的。
这种文科考试不像理科,答案对就对错就错, 阅卷官员的主观起到很大作用, 但考官是看不到考卷上考生的名字的, 考生要糊名,就是考生名字部分被遮挡封住, 然后还要有誊录官员重新抄一遍答卷以防阅卷官员认出笔迹. 但因南北方地域文化差距形成的南北文风,如果某考官倾向某种文风就会加以偏袒,甚至出题的时候就出这类题材,所以明朝成化朝开始科举必须写八股文。虽说各朝对科举舞弊都严加防范,但舞弊在各朝都层出不求。比如一种叫关节条子的作弊手段,就是考生贿赂考官,在默认特定位置用某些特定的文字做记号。
下面就让我们看看花样百出的关节条子作弊———
(一)北宋的“丕休哉”
据载,北宋真宗时,朝廷刚刚制定了弥封、誊录等一套防范措施,就有关节之弊在科场上产生了。当时,有个叫杨亿的翰林学士,声名很高,在省试开考前夕,他特地招待来京应试的同乡举子。应邀前来聚会的考生个个兴奋不已,席间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有的称颂杨学士诗名著天下,此次必作“文衡”(主考官),有的则直接请求杨亿给予“指导”。听到这些,杨亿勃然变色,口中边说“丕休哉”,边甩袖而去。“丕休哉”三个字出自《尚书》,是一句骂人的话。在场的同乡举子们,死脑筋的以为碰了钉子,聪明点的则听出话中有话。果然,数日后杨亿出任知贡举,几位卷子中用了“丕休哉”的,都被录取了。
(二)南宋秦桧的关节把戏
南宋奸相秦桧,有个叫秦暄的族内子弟将要应试。临考前,秦桧派人把中书舍人程子山召入相府,只让仆人用美酒好饭侍候,秦桧本人并不出面接待。程子山独自一人呆得无卿,便翻看桌子上标有“进士秦暄呈”的札文浏览再三,几乎背诵下来。几天后,程子山接到入闱典试的任命,并得知秦暄参加考试。这时,程子山立刻想到日前秦桧刻意安排的用意,遂以秦暄的札文作为考试内容。那秦暄自然高中榜首。应该说,秦桧在这里就是在做巧通关节的把戏。
(三)明时的土语“囡”
明代,暗通关节之弊日渐盛行。史载:“明季即有以关节进者。每科五六月间,房考就聘之期,则先为道地,或晋谒,或为之行金以贿诸上台,使得棘闱之聘后,分房验取如操券而得也,每榜发,不下数十人。”看来,棘闱之内,场场有关节之弊,而且干此勾当者不在少数。
明神宗万历年间有一起典型的关节作弊案。那是万历十六年(1588年)戊子科乡试,宰相黄洪宪充任北闱考官。这位主考大人在入场前接收了大把的条子,录取时单看“字眼关节”是否相符,“势高者无子则录其婿,利重者非子则及其孙”。当时,有位叫李鸿的浙江士子,场前重金买通黄洪宪,暗中订下关节,在两场卷文中都使用了与上下文毫无关系的吴地土语“囡”字,结果取为第十一名举人。在黄洪宪手下以关节取中的卷子,“文理讹谬,章章若是”。由此引起众怒,“榜出而人人切齿,无不欲唾洪宪之面而笞其背也。”刑部主事饶伸上疏弹劾,说:“今邪臣所为罔上行私者,莫如科场之弊。”他直言指陈:“未有大通关节肆无忌惮如黄洪宪之为者。”
(四)清代的“统筹全局”、“水烟袋”及其它
1、隐姓埋名在卷中
把关节用到皇帝主持的朝考上,可以说这一作弊行径在科举的塔尖上也在所难免。而用隐姓埋名的办法来作暗号,其手法就更绝了。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已丑科殿试之后进行朝考,读卷大臣将准备录取的卷子进呈皇帝。乾隆帝打开弥封,一边看士子姓名,一边看卷文,结果发现了问题:第一名严本,卷子中有“人心本浑然也,而要必严办于动静之殊”两句,严本的姓名显然藏于文中。第二名王世维,卷中有“维皇降衷”之句。第三名鲍之钟,文中用“包含上下”之句,包是鲍字的一半,又同音。第五名程沅,试卷内说“成之者性也”,成与程音相同。看到这些,乾隆帝感到:“其字迹可疑,且不止一卷,岂得尽谓偶然适合?似此隐藏字样,非关节而何?若谓此非关节,亦不解复有何等字样为关节者。”乾隆帝认为,“如此拟取,不足以昭公道而服人心。”他谕令军机大臣会同原来派出的阅卷官,将所有朝考卷文重新评阅,被乾隆帝点名的那四份卷子这回排在了末尾,几位读卷大臣则“交部议处”。
2、翁同龢有心栽花花不开
清代科场多关节,就连皇帝的老师都在做手脚。那是光绪十八年(1892年)壬辰科会试,状元出身的光绪帝老师翁同龢出任正总裁。参加此次会试的有后来成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实业家、教育家的张謇。张謇其人,自幼聪颖好学,刚16岁就考上了秀才,可是在光绪十五年(1889年)参加礼闱大试时,却榜上无名。这次会试前,张謇与好友刘可毅一起去拜访江苏老乡翁同龢。作为考官的翁同龢一直很赏识张謇的才气,也很为他上次礼闱落榜而遗憾。见面之后,先是一阵寒暄,接着翁同龢便反复叮嘱说:“今日时势,宜统筹全局。”正直的张謇只以为翁同龢是在议论时局,没有想到这是一种暗示,而旁边的刘可毅却默记在心上了。第一场考试,刘可毅就将“统筹全局”四字嵌入八股文稿的破题之中,翁同龢看到这份卷子时,以为必是张謇的,没有细阅全卷,就在上面批道:“为国家得人庆。”定为这场的第一名。等到拆封才发现该卷不是张謇的,而是刘可毅的。翁同龢对刘可毅不甚了解,所以十分沮丧。经过打听才知道刘可毅也是江南名士,心里才稍安些,自我安慰道:“差强人意”。第二场考试,翁同龢发现一份卷子中有“策马三韩,雪花如掌”之语,因为张謇曾随清军去过高丽,翁同龢遂认定此卷必是张謇的,取为第一。待拆开封号一看,还是刘可毅。张謇会试又没通过。在考官翁同龢这里,真可以说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意插柳柳成荫。
3、误事的“水烟袋”
在科场关节作弊中,也有不少弄巧成拙张冠李戴的事。这里试举两例:其一,清代翰詹大考,试卷不用誉抄,于是以关节作弊者,其手法也就可简单些。道光时,某届翰林院、詹事府词臣会考,主事者是朝中重臣许乃溥,一位熟识的老翰林求他阅卷时多加照应,尽量取在三等之上。许乃溥当面答应,让这位老翰林在写完卷子后微洒几滴墨水,作为暗号。当时曾国藩正任职翰林检讨,他答完卷子,在插戴笔套时,墨水被挤出几滴,不慎沾在卷子上。许乃溥阅卷时,遂把曾国藩的卷子误认为是老翰林的,取在二等。最后,经道光帝御览,曾国藩列为二等第一名,升擢为侍讲学士。那位虽点墨水未被推荐的老翰林,则因名列末等降级使用。
其二,据晚清文人钟毓龙回忆,湖南士子李幼梅曾向他讲了这样一桩十分懊丧的事:某年,李幼梅考试举人,开考前他特请一位“至好”代订关节,当时社会以吸食水烟为时尚,所订关节便为“水烟袋”三字,那位好友“令其于诗中必用之。”不料,这事让李幼梅的岳母知道了,岳母共有三婿,她想让三位女婿一同中第,也好光耀门庭,便把李幼梅的关节偷偷告诉了另外两位也在准备应试的女婿。李幼梅入场后,即把“水烟袋”三字写入诗文的开头:“烟水苍茫里,人才夹袋中。”闱中主考受托录取有“水烟袋”字样的卷子,可是接连发现三本卷子都有这一关节,主考犹豫了一下,决定取其中的两个,没想到被遗落下的恰是李幼梅。
4、鲁迅祖父的条子
鲁迅的祖父周福清,是同治十年(1871年)辛末科三甲第15名进士。光绪十九年(1893年)三月,身为内阁中书的周福清,因母亲去世,丁忧回乡。这年八月浙江乡试,主考官通政使司参议殷如璋,恰是与周福清一同登科的进士。当周福清得知浙省主考是殷如璋后,便想“为子求通关节”,同时为几位亲友子弟请托,以图在亲友那里得到“酬谢之资”。七月二十七日,主考殷如璋乘船自京抵达苏州。早已在此等候的周福清,为避人耳目,派家仆陶阿顺登船送上密信一封,信内请殷如璋关照其子周用吉等6位考生,暗订关节均用“宸忠”“茂育”四字,另在一张纸上写着“洋银一万元”,是许诺事成酬谢的价钱。由于家仆陶阿顺的莽撞,周福清递送关节之事在考官船上当众败露。殷如璋立刻翻脸不认人,把陶阿顺连人带信送到苏州府审讯,信内提到的几位举子“一并扣考”,不得参加考试。至于周福清,先是逃到上海躲避,后来听说朝廷已下令将他革职,正四处查拿,便回到浙江会稽投案自首,被押赴杭州审讯,最终坐了八年的大牢,周家也从此衰败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