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传统中教师的地位很高,有“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说法。我不了解中国现在的情况,但中国以前有大批很敬业的教师。我大学第一年时教高等数学的潘大勋老师就是一位。老先生进了教室必定先对学生鞠躬致意,我们学生们开始不知所措,后来也会在班长口令下起立回礼。整个课堂显得庄重,学生听讲就认真了些。
潘先生讲课,板书,批改作业都一思不苟。我开始时还像在中学里那样,常不交作业,尤其已经会做的更不愿再做一遍。谁没交作业潘先生都记得,看到我时会问你上次没交作业,有什么困难吗?言语里绝无责怪之意,只有关心。我有次乱七八糟做了一半的作业就交上去了。潘先生用红笔仔细的一字一句替我改了,并补上了我没完成的部分,一定化了很多时间,最后加了一句评语“你的作业不符合要求”。我看了发回的作业觉得自己确实有点不象话了,后来做作业就认真很多。潘先生不讲大道理,用行动来感化我这类独立特行的学生,很有些效果。这本作业本或许还在常德路那房子里哪个角落里。
潘先生也受文革的耽误,文革后六十来岁才评上副教授,一辈子踏实教书,没搞什么新奇的东西。现在网上就查到一本他写的书《光学小实验》,上海科技出版社1966年初版,87年再版。能20年后再版,应该写得很好了。那时不知道潘先生对光学也有研究。
我大学毕业后几年就听说他去世了,那时很叹息过一阵。潘先生的为人,使我很早就知道自己是不能做教师的。不过,大学毕业时我是为数不多的几个继续深造读研的学生,也算没辜负潘先生。可惜后来,每当疲倦或无聊时,我就网上乱窜,竟然很少想起潘先生。所以,我到现在还没写过什么有价值的书,只能写这段小文怀念这位默默无闻,辛勤耕耘一生的潘先生。
(这是约10年前写的。后来我在美国出版了4本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