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话直”不仅是一种美德，而且是一种本领。它意味着一个人能够让别人很快明白自己想表达的意思，而不需要拐弯抹角去猜。
有的人自以为“说话直”，其实他们只是不分场合与环境地胡乱宣泄情绪而已，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能准确表达自己的意思。
他们这不叫“说话直”，他们只是没教养。 ????
“你保养得真好”是最刻薄的赞美。意思是你努力让自己看上去没那么大岁数，结果大家都注意到了你的努力 ????
虽然大家都在哭穷，但好像只有我是真穷 ????
#冷知识# 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都没有非物质文化遗产。 ????
评论：其实美国有的。。。感恩节，也就是相当于清明节
在夏天等下雪，在雪天等夏天。我不是不爱夏天和雪，我只是不爱现在。
一下雪，北京变成了北平。
评论：一场雪，把圣彼得堡变成了列宁格勒
“北平”对于北京来说是一件不堪回首的往事，当初为啥要改成“北平”呢，是因为民国十七年把北京降格成了特别市，不再是首都了，首都跑南京去了，当时北京人的心情就跟日了吉娃娃似的，七八百年的古都变成了边疆吃沙子的沙雕特别市，后来解放后变回首都又改回了“北京”。
所以“一下雪，北京就变回了北平”
这句话翻译下就是“一回村，David就变回了二狗子”
在杂志上看说穷亲戚多可怕多粘人，我跟父亲说爸咱家真好，没有穷亲戚诶！
父亲沉默了一会说：咱家就是别人家的穷亲戚啊！ ????
抗拒给别人添麻烦，同样的也不希望别人麻烦自己，这种划分距离的自立带来的奖励是自由，代价是孤独。
在宇宙中所有的星球中，月球上的人只说英语。
从美梦中醒来比从噩梦中醒来难过多了。
人类长期致力于延年益寿，最终却只是增加了年老体衰的时光。 ????
最近有本引进的书叫《风之影》，宣传语是“西班牙400年来最好的小说”。我寻思塞万提斯不是西班牙的吗？难道这本比《堂吉诃德》还要好？结果一查，你猜怎么着？《堂吉诃德》出版于1615年！看来写这个词的也查过了[允悲]那这本简直可以说是“404年来最好的西班牙小说”啊！ ????
“我喜欢教育别人”，这个意思孟子是怎么表达的呢：1、他先不说一乐而要说君子有三乐，弄成要说排比句的架势；2、然后偏偏不说快乐是什么，只告诉你，行王道于天下，都不够三件快乐的事之一。3、吊足大家胃口之后，这才出第一乐，“父母俱存兄弟无故”，家常得不得了，却一下子和听众拉近距离显得真佛只说家常话道不远人；4、然后第二乐“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逼格炸裂但等于啥也没说；5、最后才说具体的，“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捧了自己也捧了学生，真是皆大欢喜。
马上就要2020年了，小时候说起这个年份，觉得那都是属于科幻范畴里的遥远未来，现在眼看就到了，就觉得时间过的可真快，但把过去文艺作品里对2020的幻想拿出来一看，大部分依然仅仅是幻想，时间似乎又没那么快。
再过一个月，最年轻的80后也都30了，媒体上铺天盖地说“80后这帮孩子...”的日子，仿佛是在昨天。
说一系列事实，乍一看可能都没法信。比如说吧，我是87年生人，那么跟我差不多大的人，父辈是家族中第一代建国之后出生的人，我们才刚刚是第二代而已；而我出生的日子，距离太祖去世刚刚11年，距离改革开放刚刚9年。这么一看是不是简直没法信…… ????
烂泥扶不上墙，不怪烂泥，是扶的人脑子不清楚。 ????
“谢谢您，就我么一滩烂泥您还扶我...” “我在被烧成青花之前也对老师说过同样的话。”
1992年谢晋拍电影《老人与狗》。选定了程鹏养的狗，程鹏作为替身参与了拍摄。1995年，程鹏因奸杀六人并分尸喂狗而被枪毙。谢晋、斯琴高娃这才知道电影里的这条狗，原来是吃人肉长大的。
米其林大陆是真的迷。
最高星的粤菜在上海，最高星的上海菜在北京。最高星的四川菜在广州。而最高星3星的中餐是一家位于北京的台州菜。
3星台州菜叫新荣记（新源路），和它其他几个1星同名店差别是“它独家提供北京烤鸭”，那家全国最高星的川菜店米其林推荐菜也是北京烤鸭。米其林到底多喜欢烤鸭？而专门做烤鸭的大董，四家店牢牢钉在1星上，大董气得本人没去领奖。
来到陇西之地。一下飞机，当地朋友就发来提醒：“我们兰州妹有拉面，只有牛肉面，记住了吗？重复一次。” ??
这周虽然很辛苦，但是好在不赚钱，心里安慰了许多。
朋友说：请永远保持自我怀疑、自我厌恶、自我肯定和自我欣赏，甚至，永远怀有对自己的愤怒与热爱，它们并不矛盾。 ????
哪一代人掌握了话语权，他们青春时候看的东西就是经典。 ??
历史的发展往往呈现出复杂的面貌。唐代开元初，突厥第二汗国墨啜可汗的女儿——毗伽公主——因草原动乱、父死兄亡而南下附唐，数年后，世随时易，玄宗又赐其唐朝公主的身份，并令其作为和亲公主再嫁回突厥，而所嫁之人正是其杀兄仇人——默棘连，毗伽公主最终在和亲临行前卒于长安，默棘连可汗也因与唐帝国议和而被草原独立势力鸩杀，此次和亲遂以悲剧收场。
【你第一次知道这些明星，是什么时候？】柳岩被扔水里了，我才知道柳岩；雪莉死了，我才知道雪莉，但好多天后才知是韩星—不是中国人，为啥国内网站纷纷置顶？文章出轨了，才知他就是演海藻男友的；高以翔死了，才知道他，但几天后才知他是艺人；雪莉的朋友也自杀了，我还是记不住她叫啥；汪一燕的房子出事了，我还是不知她是干啥的……
今天讲九二共识，跟学生说九十年代初两岸有过一段“蜜月期”，那时候倪萍、姜昆、唐杰忠去台湾和费玉清一起录综艺节目，92年腾格尔还成了第一个去台湾开演唱会的大陆歌手。
下面学生：倪萍是谁？姜昆个唐杰忠又是谁？费玉清是谁？腾格尔又是谁？
今天我也是一个过时的八零后呢！ ????
“今天是感恩节，我们要感谢上帝。”
“等等，我记得感恩节不是感谢印第安人的么？”
“一回事，他们跟上帝在一块呢。” ?
资本和领导要只是为了榨干你的剩余价值倒好了，大部分时候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能榨啥，一顿瞎jb榨。????
“如何激怒”这个问题对于江苏人就很简单了“如何激怒一个江苏人”这个问题就能激怒徐州人 扬州人 泰州人 南通人 淮安人 连云港人 盐城人 南京人 镇江人 常州人 无锡人 苏州人和 姑苏区人 苏州高新区人 苏州工业园区人 吴江区人 昆山人 张家港人 常熟人和太仓人（投稿人苏州人，对其他地区各县市的独立运动不了解敬请谅解）
看到一张郭德纲先生微博的截图，不由生出两个感叹，一是郭先生不易，以前徒弟火了造反闹心，现在徒弟火了不造反还闹心；二是钱对个人修养提高确实有好处，就郭先生那个脾气，现在让人指着鼻子这么骂楞不还言了。
以前教徒弟上心，徒弟有了点本事就跑了，闹心；现在教徒弟不上心，徒弟四六不懂忒混蛋，还闹心
八卦就没有价值吗？伟大的作家可能比你还能八卦。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报纸，是当时的社交网络里最富于公共性的部分，那个时代的报纸也热衷各种花边新闻和社会八卦，以吸引眼球。
但是，八卦也不能一概而论。
丑闻，尤其是性丑闻，无疑是最爆炸性的消息。比如《费加罗报》的主编卡尔梅特，为了支持亲俄的法国总统，就收买了主张对德国和解的总理卡约家里的佣人，把卡约夫妇婚前的情书偷到手，然后在报纸上爆料卡约是德国走狗，卡约夫人是小三上位。
这些丑闻当然大获成功，但高回报的同时也意味着高风险。卡尔梅特觉得最大的风险大概就是跟卡约决斗，但他没想到卡约夫人是一个暴脾气的女士，她来到卡尔梅特的办公室谈判，一时愤怒就直接打了卡尔梅特六枪。
高风险高回报的丑闻，引发了低风险高回报的杀人新闻。
所以，整个1914年夏天，半个欧洲的报纸都忙着报道卡约夫人杀人，没什么人注意被打死在萨拉热窝的奥匈帝国皇储。
丑闻和杀人案不是天天有，但报纸天天都要出。到哪去找更多、更安全、不那么容易闹出人命的八卦呢？自然就得靠社交新闻、文人轶事了。
到了这个时代，文人的地位已经大不如前，而且法国社交群体最高等级的贵族其实也已经今非昔比，写他们比写部长或者议员风险小多了，而且这些人说话又好听，随便写写就能吸引眼球，自然就成了八卦新闻的主角。
玛蒂尔德公主又干什么了啊！夏尔-哈斯跟某夫人的关系又变得密切了嘛！沙龙结束的时候突然下雪，某先生说了一句什么蠢话成为大家的笑柄啊。诸如此类的故事，构成了当时报纸上八卦文章的主题。
这种八卦文章写手里，最著名的一个就是普鲁斯特。
当时，普鲁斯特是社交网络里公认最会吹捧人的人。他把这种风格延伸到了他的报纸文章里。虽然他是匿名发表的，但并没有什么用，人人都想看看他是怎么夸奖自己的。
这给普鲁斯特带来了最初的名声，也打开了上流社会的大门。但也有一个害处，那就是在很多人眼中，普鲁斯特就是一个自带干粮的贵族吹捧者。当他想要出版《追忆似水年华》的时候，负责审稿的纪德随手翻了翻就给毙掉了。
后来等到第一卷红了，纪德才承认他完全想不到，普鲁斯特这样一个人会是一个伟大的作家。
但其实伟大和八卦本身并不矛盾，《追忆似水年华》的一个重要价值就在于它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普鲁斯特把他喜欢的那个世界整个写进了小说里。要做到这一点离开八卦和小道消息是不可能的。
被打死的卡尔梅特为了收集丑闻收买过别人家的佣人，普鲁斯特为了搞清楚某夫人究竟有没有说过一句话。或者某人究竟有没有在某一天出现在某个沙龙，其实也没少给各家的管家或者男仆钱。
所以，普鲁斯特死后，巴黎上流社会的很多人感到怅然若失，他们家里的管家或者男仆也往往深有同感。
在占领社交媒体这条道路上，普鲁斯特走了最艰难的一条路，那就是「你们看的都是我写的」。但好在他是富二代，而且有着一个伟大作家的敏锐，所以他在这条道路上走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虽然法朗士抱怨「生命太短普鲁斯特太长！」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阅读普鲁斯特，以此感受那个被他写进小说里的世界。
没有他那么闲、也没有他们富裕的人们，就只能选择一条更简单的道路了，那就是成为八卦文章的主角，以「你们看的文章写的都是我」的方式占领社交媒体。这种人的典型之一，就是我们后续会说到的王尔德。
司马迁（一）祖先
南郭刘勃
??
公元前621年，晋襄公去世，大夫士会被派往秦国，接襄公的弟弟公子雍回晋国继承君位。但晋国执政赵盾突然又改变主意，立了襄公之子做国君。于是，在秦军护送下正赶往晋国的公子雍怎么处理就成了难题。最后赵盾干脆出兵攻打秦军，把他们都赶回秦国。
这样一来，士会也就只好滞留在秦国。他是一个见识谋略都非常出众的人，多次为秦国出谋划策，给晋国制造了很大的麻烦。所以晋国人后悔，又设法骗秦国人把士会放回了晋国。
而士会的随行人员，就没有这样的好运了，他们只好从此永远生活在秦国的土地上。这当中，就包括司马迁的祖先。
因为这样有点荒唐的经历而成为秦人，司马家在秦国开头几代人的生活大概诸多磨难（比如士会回国后，他们可能经历严厉的政审）。但后来，终于慢慢完全融入，开始把自己当做一个秦国人来思考问题，努力奋斗。
《周礼》中说，夏官司马掌管国之军政；在晋国，司马则是军队里的执法官。春秋贵族的氏，往往来自于担任的官职，所以司马家的祖上，可能在晋国曾担任过这个官职。到秦国后，仍在军方谋求发展。而其中成就最高的人物，无疑是活跃于公元前三四世纪之交的司马错。
可能得益于商鞅变法带来的阶层跃升空间，300多年来默默无闻的司马氏，突然涌现了司马错这么一位统领大军，坐镇方面的大将。司马错平灭了巴蜀，多次重创楚国，可谓战功赫赫，按说在《史记》的列传中拥有一席之地，也完全够格。但司马迁没有给祖先这个待遇。有学者注意到，秦昭襄王二十七年（前280年），司马错攻取了楚国的黔中郡，而昭襄王三十年（前277年），秦国再次攻取黔中郡，统帅却换了人。则是这两次秦国攻取黔中郡之间，楚国必定一度收复了黔中。司马错从此再也没有在史书中出现，也许，他在这次战败中丧命，或者即使没有战死，按照秦国的法律也只有死路一条。
司马错的孙子司马靳，是赫赫有名的武安君白起手下的一员战将。战国历史上最恐怖的屠杀，坑杀赵军四十万的长平之战，司马靳是重要参与者。后来，白起在杜邮亭被赐死，司马靳也在赐死名单之中。白起是无数军事爱好者的偶像，也是人道主义者最痛恨的屠伯，有“快心千载杜邮剑”之类的诗句。关于白起的各种毁誉，司马靳都难免要分一杯羹。
司马靳之后，司马家在军事上就不再有重要性了。司马迁知道这两位远祖的事迹，但对他们是怎样用兵、打仗的，已经非常隔阂。事实上，司马迁不算了解战争，把他的作品和《左传》比差距尤其明显。《史记》关于战争的叙事，善于捕捉战场上的精彩画面，对某个局部的描绘经常扣人心弦，但对军政管理、后勤补给、军事地理之类的问题，记录错误极多，给今天的学者创造了无数写考据文章彼此论战的机会。
司马靳的孙子司马昌，在秦始皇时代担任“铁官”，铁无疑是当时最重要的战略物资；司马昌的儿子司马无怿，在汉高祖时做过长安城的“市长”，即管理市场的官员。汉高祖时代，长安城还只有一个“大市”，也就是说，天子脚下的主要商业活动，都在市长司马无怿监督、管理之下。
司马昌、司马无怿就是司马迁的高祖和曾祖。他们的工作经验，司马迁可能有所了解。不管怎么说，司马迁是一个对市场规律非常尊重的人，以致于后来班固要骂他“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记录商业活动，推崇获取巨额利润的本领，却理解不了君子固穷的高贵。
司马迁认为人类的欲望无法消除，商业活动顺应人的私欲，不加干涉反而可以得到良好的结果。在《循吏列传》中，他称道孙叔敖的事迹，其中之一是楚庄王强行提升楚国货币的购买力，导致商家卖得越多亏得越多，店铺纷纷关门，幸亏孙叔敖即使制止了楚庄王的疯狂行为。又表彰郑国的子产是个贤相，例证包括“市不豫贾”，即物价根据供求关系波动，政府不预先规定价格。
这些事例，大约都不是历史事实，但仍然会为今天的经济学家喜爱。
司马迁的祖父司马喜，司马迁只提到他的爵位是“五大夫”。这个爵位代表一个至关重要的门槛：身为汉朝的黔首，奋斗一生，最高可以获得八级爵位，而五大夫是九级爵。
就是说，司马喜仍然处于一个一般人可望不可即的高位，但却是高位中的最底层了。而且司马迁没有记录他的职务，可见无足称述。换句话说，这个家族，已经面临着进一步败落的风险。
转机来自于汉武帝。
爱好儒家思想的汉武帝，恢复设置了一批古代的官职，其中之一，是太史令。
于是，司马家的一段古老记忆被激活。“司马氏世典周史”，而这种荣誉，甚至于可以上溯到传说中的五帝时期。
司马喜的儿子司马谈，成为了汉武帝的太史令。虽然，这个职务已经不再有西周时代的荣光，也不掌握实际权力。但是，却无限接近权力核心。????
司马迁（二）父亲
太史令是一个什么样的职务，太史令和太史公这两个称呼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是两千年来学者们聚讼不已的问题。这里取一个折中的说法：
作为一种职业，“史”和古老的巫术有关，太史尤其精通天地阴阳鬼神的各种消息，当然，“史”也掌握着大量关于过去的记忆，但工作并不是撰写史书，而是利用这些知识，来给统治者提供参考。
在西周时代，这些知识被认为非常重要，所以“史”也就有崇高地位，太史寮是重要的实权部门。但春秋以来，政治家们越来越意识到，无论是鬼神对人事的影响力度，还是过去对现在的参考价值，其实都相当可疑。所以，“史”也就不能不越来越被边缘化。在秦代的官僚系统中，太史令已经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官。
但是，汉武帝推崇儒术，弘扬传统文化的热情，弥漫在大汉官场的空气中。太史令这个职务曾经地位尊崇被很多人注意到了，有人甚至宣扬在一些礼仪性的场合，它位次更在丞相之上。于是，尊称太史令为太史公成了一个流行，而一种美称一旦使用长了，大家习以为常，反而会忘掉（或至少淡化）它的赞美色彩，变成了一种一般性的称谓——类似我们今天听到“帅哥”“美女”之类的称呼，都知道它很多时候和颜值无关。所以后来司马迁有时会自称“太史公”，也就毫不奇怪了。
太史令司马谈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学者，学问广博，思路清晰，更重要的是善于直击问题的核心。《史记》最后一篇《太史公自序》中，收录了司马谈的一篇文章《论六家要旨》。司马谈把先秦诸子纷繁复杂的学说，归结梳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大流派，并对每个流派都作了切中肯綮的评点。司马谈之前，道家、法家这些概念，几乎并不存在，那时人们读到的是一个个的“子”，司马谈之后，人们才习惯于把诸子分类于某个“家”。可以说，是这篇文章奠定了后世诸子研究的基本框架。
司马谈还有更大的学术雄心，他觉得孔子之后，缺乏一部伟大的著作，能统摄一切事实，并把伟大的治国之道寄寓其中。之前列国争雄的乱世，没有这样的著作也就罢了，生于大汉天子的治下，贤明的君主，忠义的臣子如此之多，仍然没有诞生一部足以继承《春秋》的作品，那就怎么都说不过去了。
司马谈可能很早就意识到穷自己一生，也无法完成这项工程浩大的事业，所以很早就着力培养自己的儿子司马迁，为他创造了极好的学习条件。这里需要格外强调的是：司马谈的政治情商极高。
这一点，不但他的儿子司马迁望尘莫及，历来也较少为学者所注意。
刚刚提到《论六家要旨》，应该是司马谈早期的作品，这篇文章里最推崇的是道德家也就是黄老之学，认为它兼有各家之长而没有没有各家之短。西汉初年直到汉武帝即位初期（窦太后去世之前），这都是汉朝的主流意识形态，但汉武帝乾纲独断之后，这已经成了一种过时的观点。
司马谈迅速跟上了形势，他教育儿子的时候，就总是强调孔子之道和《春秋》大义，不再谈什么黄老清静之道。如果认为是司马迁选择性记录的父亲的嘱托，那么至少有一点无可置疑：司马谈极得汉武帝赏识，汉武帝最为重视的封禅大典，司马谈是重要的策划人之一。而封禅一事，无疑属于司马谈嘲讽过的“博而寡要，劳而少功”的儒家弊端，而和道家无为而无不为的原则正相违背。
所以司马谈获得了远远超过一般太史令所能得到的资源。而这些资源，又确实为未来司马迁的创作提供了巨大便利。
司马迁二十岁的时候壮游，足迹踏遍了汉朝的大半壁江山。那么，这一次司马迁是公费还是自费？
古代出门旅行是一笔巨额开支，如果做“铁官”和“市长”的高祖、曾祖积累了大量财富，那么私费也负担得起，倒是可能的。但自费远行，途中注定会有极多风险，碰到官府盘查，还有诸多不便。有一条史料说，司马迁这次出门，是“使乘传天下，求古诸侯之史记”（卫宏《汉旧仪》），即坐着政府的公车，搜集散落在天下各地的历史书。
太史令的本职工作，并不包含撰写历史书，显然，司马谈是利用汉武帝好大喜功，思想学术领域也要创造空前伟业的心理，把个人的撰著冲动，变成了国家级的文化工程的一部分，为儿子要来了这笔经费。
司马迁回到长安之后，做了“郎中”，即九卿第二个部门郎中令里的一个小官。
郎官系统的任务，是平时执掌宫廷的门户，天子出行，则充任车骑，实际上没有特别具体的工作，但有较多机会亲近皇帝，所以更像是皇帝为未来选拔亲信官员而建立的一个人才库。那么，司马迁是怎样成为郎中的呢？
郎官照例由高干子弟或富家子弟充任，此外的途径：有在边境上建立军功，这个司马迁显然不符合；或者是先得到家乡父老的好评，被推荐为博士弟子，学习一年后通过考试名列前茅，就可以称为郎官。
以后人的标准看，司马迁继承父亲的事业，是尽了最大的孝道，他文才横溢，似乎考试也不成问题。所以通过这个途径成为郎中，可能性是最大的。但偏偏司马迁自己说过，他“少负不羁之名，长无乡曲之誉”，少年时代他在家乡简直被视为不良少年，完全不可能得到被推荐的机会。
所以，还是要靠父亲为儿子铺路。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自己能够走上仕途，是“赖先人之绪业”，“幸以先人之故”，靠的是父亲的力量。本来，要二千石的高官，即相当于今天副部级的官员，才有资格让子弟充任郎官。太史令不过六百石，竟也享受了这个待遇，无疑就是汉武帝对司马谈有特别的青睐，愿意为他开方便之门了。
汉武帝的封禅大典之前，司马谈突然病重，没有能够随行，他拉着儿子司马迁的手叮嘱说：我死之后，皇帝一定会任命你做太史令，你一定要把我的书写完。
推想起来，这样一个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父亲，对儿子的才华与性情，一定有深切的了解。他知道儿子的才学，更在自己之上，内心一定充满期待；他也了解儿子的弱点，不能不有深深的担忧。????
司马迁（三）郎官
??司马迁出生于公元前145年，当时皇帝还是汉景帝。和许多聪明过人又精力过剩的孩子一样，他的学习异常优秀，十岁就能诵读用先秦古文字写成的典籍，同时，他又绝非尊长心目中的乖巧孩子，在家乡有放纵不羁的名声。
好在，有司马谈这样一位杰出的父亲把控，司马迁人生的小船不会偏离航向。司马迁二十岁壮游天下，之后受学于董仲舒、孔安国这样当时天下最顶级的学者。到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9年），二十八岁的司马迁成为一名低级郎官，开始到郎中令上班。
当然，司马谈的影响力也就到此为止。在这个荟萃着天下青年俊彦的部门里表现如何，就只能看司马迁自己的了。
如果不是刚巧在元狩五年进入郎中令，司马迁的一生也许会完全不同。有三个人，对司马迁发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第一个人，是司马迁的直接领导李敢，他刚巧在这一年担任郎中令。
李敢是著名的飞将军李广的儿子。其实就在一年前，郎中令还是李广，但这位命运多舛的老将，因为不愿意面对狱吏而自杀，李敢才接替了父亲的职务。他追随父亲作战多年，性情与作风，都与李广相似。换句话说，极容易获得下属的爱戴。
但李敢只做了司马迁一年的领导。李敢因为父亲之死而怨恨大将军卫青，所以击伤了卫青，卫青不想把事情闹大，隐瞒了这件事。但卫青的外甥，年轻气盛的霍去病反应激烈得多，一次甘泉宫打猎时，他一箭把李敢射死。霍去病此时是汉武帝面前最大的红人，这件事当然只好不了了之，汉武帝对外宣称，李敢是被鹿角撞死的。
可以想象，这件事在郎中令整个部门里，引起怎样的议论。
第二个人，叫任安。
任安出身贫寒，在基层公务人员队伍里摸爬滚打多年，后来当了大将军卫青的门客。
卫青有选送门客进郎中令的特权，但他只是推荐了一批出身富贵而毫无能力的人，而不会给任安任何机会。但是，汉武帝派来考核这些门客的，是个非常有眼光的官员，他立刻发现，卫青推荐的这些人“如木偶人衣之绮绣耳”，于是亲自把卫青家所有的门客考核了一遍，这才选中了任安。
任安在郎中令只待了一年，元狩六年就升任太子少傅。换句话说，如果司马迁晚一年到郎中令，可能就不会和任安结识，至少不会成为这么好的朋友。当然，也就不会有千古名文《报任少卿书》了。
另外，和任安的友谊，可能也会影响司马迁对卫青的看法。虽然司马迁也知道，卫青不向皇帝推荐任安，多半不是因为发现不了任安的才华，而是因为卫青根本不敢向皇帝推荐人才。
第三个人，当然是伟大的汉武帝本人。
元狩五年，汉武帝生了一场很重的病，使用了各种疗法和巫术，都没有效果。最后，只好乞灵于“神君”。
神君是一个长陵女子，难产而死，后来就成了神，响应民间祈求极其灵验，影响越来越大。汉武帝派人向神君询问自己的病因，神君答复说：“天子不用担心自己的病情，等病稍微好一点，可以勉强一下自己，和我相会于甘泉。”
关于这个神君，一部大约是出自汉代方士之手的书《汉武帝故事》里，还有一些信息：霍去病年轻的时候就崇拜神君，于是有一天神君主动来找霍去病，自荐枕席。洁身自好的霍去病拒绝了（不知道有没说我只是崇拜你，你居然想睡粉啥的……），后来霍去病病危，医药罔效，汉武帝亲自去找神君求情。神君答复说，霍将军先天不足，我之所以找他，是想用“太一精”为他补补身体，当时他既然拒绝了我，现在就无法可想了。
这个故事当然不是真的，但至少说明，在方士们乐于把神君描述成一个什么样的形象。所以神君对汉武帝说“强与我会甘泉”，似乎也就有了一些暧昧的意味。
即使完全不理会《汉武帝故事》的记录，汉武帝与神君相会，也是极其秘密的事，外界根本不可能知道。但是司马迁在《封禅书》里，却对汉武帝如何召唤神君，神君出现时如何风吹飒然，只闻其声不见其人，有详细的描写。他为什么能知道得这么清楚？司马迁的解释是，自己“入寿宫侍祠神语”。
也就是说，汉武帝在身体状况极其不佳，举行最隐秘的巫术仪式的时候，把司马迁带在身边。无疑，司马迁一进郎中令，就很得汉武帝赏识，成了皇帝最信任的郎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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