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芫：每逢佳节必催婚...屈从于环境的压力

王芫：每逢佳节必催婚

发表于 2017 年 02 月 01 日 由 舟巷

临近春节，单身的游子们大概又要面临回不回家的选择。自己这边，是每逢佳节倍思亲；父母那边，却是每逢佳节必催婚。

30岁以前，我的婚恋道路颇多曲折，但我很少受到来自父母的直接压力。一来我的父母都受过高等教育，思想比较开明；二来我从小没有在他们身边长大，对于我父母所在的社区来说，我是一个若隐若现可有可无的人。这第二点其实更为重要，我也是在多年以后才体会到。我是在姥姥身边长大的，直到初中才离开她住的大院。几年前，我正在温哥华街头高视阔步，忽然听到有人喊我的小名儿，扭头一看，原来是当年的邻居。简短寒暄之后，这位阿姨热情地打听我的孩子：“大学快毕业了吧？”我心想：大学？连小学还没毕业呢。阿姨您弄错人了吧？

进一步的交谈让我得知：原来20年前，当我的小学同学们纷纷结婚生子时，我姥姥不甘落后，毅然给我虚构出了婚姻和孩子。我的虚拟孩子，就这样在阿姨心中按部就班地成长起来。

人都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我父母的邻居不惦记我，就轮到我姥姥的邻居惦记我。可见长辈催婚，更多是屈从于环境的压力；而环境的压力，则根植于集体潜意识里对种族延续的渴望。婚还是不婚，生还是不生，表面上是子女与父母的冲突，实质上是个体利益与种族利益的冲突。我是个坚定的个人主义者，当然要伸张个人的自由和权利，维护自我独立的美德；而一个能延续几千年的族群，也必定有着相当的智慧，一眼就能看清整个生育链条上的薄弱环节，随时准备用唾沫淹死不听话的人。所以，子女与父母之间的分歧，归根结底在于对唾沫是否能淹死人有不同的判断。我年轻的时候，对于张大妈李大婶的闲言碎语，一向如鲁迅所言，“连白眼都不给”；但遇到那位阿姨之后，我难过自责了好几天，因为我意识到我低估了我姥姥承受的压力。我毕竟可以海阔天空，挥手自兹去；她却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对我逼婚不成，竟把自己逼成了虚构作家。她老人家内心的伤痛与失落，必是用非虚构的方式无以表达。

现代社会的大趋势，是个人自由度越来越大，社群关系越来越松散。在这个“越??越??”的过程中，时间总是站在年轻人一边。父母一代的流动自由性相对较小，只能一面在原居地承受着旧力量的辗压，一面痛苦地看着下一代渐行渐远。可偏偏人类还有一年过一次节的情境设置，于是，过年催婚这场大戏就必然会上演。

我曾在网上看到一篇原发于《韩国时报》的文章。文中提到每年一过7月，韩国家长们就开始替未婚的孩子们感到焦虑。因为半年已经过去，既然孩子在春播夏耕的上半年没能找到对象，那就很难指望他们在秋收冬藏的下半年成婚。该文使用了各种流行于农业社会的比喻，让我无法不联想到中国社会。只是韩国青年被催婚的烦恼遍布于下半年，并非集中在春节，我估计这是因为韩国青年回家的次数更多。按照韩国节奏推理，中国的家长们想必也是从下半年就开始焦虑，只是一直鞭长莫及而已。所以，要想避免过节被催婚，第一招是过节不回家，或者把父母接出来，因为回家不只是回到父母的屋檐下，更是回到了父母所在的社区，是典型的自投罗网；第二招则是平时多回家，利用小震频繁地释放能量，就可以降低大震发生的机率。

过年和催婚有必然的联系，还因为催婚是一出戏，必须借助过年这一规定情境出演。因为父母希望孩子早日结婚，只是一种情绪与愿望，并无具体的行动纲领。现如今通信技术如此发达，长辈们有任何具体需求，随时都可以通知子女。只有催婚这件事，不能由家长事先写好剧本，让孩子异地出演，只能趁孩子在现场时，借题发挥，现抓现挂。比如看见隔壁张大妈领着外孙女回家，父母就可以很自然地抒情：生活啊，生活！

说到催婚是一出戏，我不禁想到我最喜欢的情景喜剧《欢乐一家亲》（Frasier）。在该剧第六季第十集，心理医生弗雷泽在圣诞前夕偶遇一位犹太富婆。后者误以为弗雷泽也是犹太人，热心安排他与自己的女儿相亲。弗雷泽本是玩世不恭的人，没想到却喜欢上了相亲对象。问题来了：弗雷泽必须假装自己是犹太人。不，弗雷泽全家——他的弟弟和他的爸爸——都必须假装是犹太人，因为两家人要在一起过圣诞。这个戏再次证明：过节催婚是人际关系紧密且危机意识浓重的民族的专利。

将来我的孩子如果不结婚，我绝不会催他们。口说无凭，立此存照。

刊于《财新周刊》201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