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 顾维钧家族与联合国

 

顾维钧家族与联合国

顾维钧

民国外交家顾维钧是中国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第一人，并出席了1946年至1948年的联合国大会，为联合国的创建、为中国国际地位的确立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鲜为人知的是，除了顾维钧本人，他的夫人严幼韵、女儿顾菊珍、女婿钱家骐、儿子顾裕昌、侄子顾应昌、姻侄钱家骙应惜芳夫妇，都曾是联合国的资深官员和工作人员。

 

 

 

严幼韵：联合国礼宾司初创时期的五位成员之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顾维钧就是我国最早参与国际联盟的外交官（出任中国驻国联的全权代表及国联理事会的中国代表）。1944年8月,他作为中国代表团的首席代表，率团出席在华盛顿郊外敦巴顿橡树园召开的美、中、英、苏四国会议。这是联合国成立前一次重要的准备会议，主要任务是草拟《联合国宪章》和准备会议提案。

    

顾维钧和严幼韵

 

在这次会议上，中国代表团遭到了苏联驻美大使葛罗米柯的刁难，差点被排除在“四强”之外。正是顾维钧表现出高度的外交智慧和灵活的操作手腕，捍卫了中国作为联合国创始人的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顾维钧的夫人严幼韵女士也为初创时期的联合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她是联合国礼宾司初创时期的五位成员之一，负责13个国家的事务，包括阿富汗、缅甸、中国、埃塞俄比亚、日本、泰国、美国、苏联和南斯拉夫等。在联合国工作的十几年中，严幼韵特有的慈善、友爱和协作精神，使她成为同事中最受欢迎的人。以至于她退休之后，许多老同事会来信抱怨工作上的种种困难和麻烦，并肯定地说：“如果你还在办公室，就绝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

   

 

顾菊珍：联合国女权卫士

    

顾菊珍是顾维钧的女儿，1947年她与丈夫钱家骐一起进入联合国工作，先后担任托管和非自治领土部的秘书、助理，非自治领土司非洲司司长，负责调查、研究，向秘书长汇报当时仍处于殖民状态下的非洲各非自治领土上的政治经济状况，推进那里的人民争取自治和独立的工作。同时，她还监管联合国退休基金委员会的工作。

 

1975年3月7日，由联合国职员成立的“争取妇女平等权利组织”首任主席顾菊珍（左二）向瓦尔德海姆秘书长（右一）递交了有2750名联合国男女职员签名的请愿书，要求在联合国机构中取消一切歧视妇女的规定

    

关于她在联合国工作，一般人很容易从她父亲身上找原因，其实不然，顾菊珍是凭自己的实力，由一位英国友人推荐进去的，而且在联合国一干就是32年，直至退休。而当时，她的弟弟顾裕昌已先于她在联合国秘书处法律部任职了，而且颇有贡献。曾撰写了一份关于“安全理事会表决程序”的文件，在他离职后许多年，这份文件仍被采用。

    

顾菊珍外柔内刚，平时不动声色，该出手时才出手，是敢于反潮流、反传统、主持公平正义的一代女杰。她进入联合国工作以后不久就发现，尽管《联合国宪章》第八条明文规定：“联合国对于男女均得在其主要及辅助机构的平等条件之下，充任任何职务，不得加以限制。”但是实际上，这条规定并未得到遵守。当时的《联合国工作人员条例和细则》中，就有违反上述规定的条文，其中对女性工作人员最显著不公平之处，是在福利待遇方面。例如，男性工作人员的配偶和子女均可享有总家庭津贴，包括子女的教育费用津贴，而女性工作人员在享受同等津贴时却要受到种种限制。

    

顾菊珍认为这些情况都违反了男女平等的原则，她的意见得到了很多人的呼应。这场斗争是艰难而漫长的，但是顾菊珍没有退却。1971年，当联合国的女性工作人员组织起来，成立“争取平等权利专门组织”（即后来的“争取妇女平等权利组织”）的时候，她被选为主席。在以她为首的联合国女权卫士的多年努力下，1975年1月，《联合国工作人员条例和细则》中，对待妇女在福利待遇方面的不公平条文终于得到全部修改。与此同时，联合国宣布1975年为“国际妇女年”。

   

 

顾应昌：对日索赔的青年斗士

    

顾应昌是顾维钧大哥顾维新的小儿子。他1940年赴美留学，先后获伊利诺大学会计学硕士和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45年夏，顾应昌申请护照准备回上海。未料，在华盛顿中国大使馆拿护照的时候，被正在主管对日索赔的中国负责人王守竞“扣留”，帮忙从事战后对日索赔工作。本来讲好只帮忙三四个星期，结果一帮就是整整四年。

 

顾应昌

  

赔偿委员会的成员除了王守竞和顾应昌，还有顾维钧的一个姻侄，即顾维钧的女婿钱家骐的堂弟钱家骙（中国驻法国大使钱泰之子）。在赔偿委员会讨论的过程中，中国代表团提出要获得40%的赔偿比例，因为中国的损失最大，但其他各国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各有理由，加起来远远超出了100%。到后来，大部分国家只同意给中国22.5%，美国则以非官方的方式，建议给中国25%，但距离中国的要求仍旧很远。

    

1947年5月28日下午，顾应昌和钱家骙来到赔偿委员会美国代表团的负责人巴涅特的办公室。他们直奔主题，要求美国代表团提高“价码”。巴涅特先生非常同情中国，但是说，中国最多不能超过29%，否则这个“盘子”没办法端了。顾应昌和钱家骙仍表示不能接受，还要增加。巴涅特先生表示，他接下来还会与中国的外交部沟通，“请你们两个先回去吧。”想不到顾应昌说：“你今天要是不给我们一个具体的承诺，我们今天就不回去了！”此举令巴涅特非常意外，他一定是在想，这个顾应昌今天是怎么了？平时谈笑风生，今天却像个凶神恶煞。最后结果，巴涅特说服美国代表团，从美国本身的求偿部分挪出1%给中国，中国因此得到30%的赔偿分配。当时美方误以为顾应昌得到外交部的指示，非争得整数不可。

    

1949年远东委员会完成使命后，顾应昌又回到了他的老本行——去大学教授、研究经济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