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转一个：凡是我不理解的艺术，都是骗子

个人意见：凡是我不理解的艺术，都是骗子｜大象公会 

Original 2016-11-21 黄章晋 大象公会

 

 

文｜黄章晋

 

下面这幅画你能看懂吗？

 

罗伯特·劳森伯格作品《四分之一英里画作》（The ¼ Mile or 2 Furlong Piece）局部

 

前些时候，罗伯特·劳森伯格作品在北京展出，我们获得一个小小的专场，有机会与 20 个读者一起不受打扰地观赏。只是，我至多只能用“观看”二字，因为我们看到的画都是这样的：

 

 

我立着耳朵，不漏过讲解员小姑娘每个字，却还是什么都看不明白。

 

讲解员讲得确实不好，但不能怪她。前一天晚上，我的好朋友、半个人生导师羊小倭花了两个多小时讲劳森伯格——1985 年劳森伯格第一次到中国时，羊小倭正是中央工艺美院的学生。徒有向上之心，我却还是不懂他的好。

 

我并不生气沮丧。至少我今天不会认为，凡是我不理解的艺术，都是骗子。

 

我那种自信的判断，始于 1987 年，当时日本人特别有钱，花了近四千万美元买下了梵高的《向日葵》，创造了美术品拍卖价的世界纪录。

 

《花瓶里的十五朵向日葵》，1889 年 1 月，藏于日本东京损保日本兴亚东乡青儿美术馆

 

当时这是一个大新闻，我一个同学看到《读者文摘》中有这幅画的彩页，郑重取下来，准备贴家里墙上，取彩页时，他轻轻摇摇头叹息道，真漂亮啊。

 

我想都没想就把他噎了个半死。

 

这新闻刚出来时，我就特别愤怒，觉得这里没准有阴谋，世界上最贵的画首先该是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啊，怎么也轮不到闻所未闻的梵高——我们中学美术课本里，根本就没介绍过这么个人。

 

名气倒罢了，重要的是，梵高的《向日葵》画得非常烂。在我看来，绘画之美，首先在于画得像，最好的画作应和照片一模一样。

 

《花瓶里的十二朵向日葵》，1889 年 1 月，藏于美国费城费城美术馆

 

梵高的向日葵笔触粗糙，花画得歪歪扭扭。连我都看不出好在哪里，而当时要论画得像，我在全校排第二，大概没人敢说自己是第一，我那同学能欣赏到哪门子的美呢？

 

不过梵高算不上骗子——毕竟他的画卖出天价都是他死后的事，与他无关。要说骗子，毫无疑问毕加索排第一。我们的美术课本里，毕加索的《格尔尼卡》是唯一一幅非写实的绘画，孤零零地特别颠覆三观。

 

《格尔尼卡》，1937 年，藏于西班牙马德里索菲娅王后国家艺术中心博物馆

 

我搞不懂为什么这也能叫画。我的猜测是，毕加索画东西实在不够像，于是动歪脑子装神弄鬼——报纸上毕加索的奇闻轶事，让人感觉毕加索是个渣男、奸商，多无耻的事他都干得出来。

 

而且问我们美术老师，这《格尔尼卡》画得好么？她摇头笑而不语，意思是这东西她也欣赏不来。

 

梵高的《向日葵》只是个开头，它和其他最贵的画相比，都算是正常的。曾刷新最高成交价（1.4 亿美元）的杰克森·波洛克的《1948 年第五号》，要是在 20 年前，我那位对《向日葵》做陶醉状的同学，肯定不好意思感慨“真漂亮啊”。

 

《1948 年第五号》（No. 5, 1948）局部细节

 

当代艺术越来越让人搞不懂，我周围几乎没人不认为这不是骗子的。许多年里，我遇到的第一个不但不认为当代艺术是骗子，反而还不断购买的人，就是羊小倭。

 

因为喜欢，他还在网上开专栏介绍当代艺术，我特向一个博客网站推荐他，给了他一个很好的推荐位，这自然引来不少关注，只是吐槽者众，附和者少，甚至有位同开专栏的作者也忍不住跑来跟帖评论。

 

这位作者在北京某文化科研机构长大，与同龄人一开始就不在一个起跑线上，出国留学也不是毕业就回国，好歹是真见过世面。但他显然也不能接受当代艺术。

 

一开始，他留言大都是“我实在很难理解这幅画高明在什么地方”之类，但越看越怀疑，后来，看到彼埃·蒙德里安和伊夫·克莱因的作品和成交价后，这位专栏作家忍不住了。因为蒙德里安和克莱因的画，傻子都能看出窍门。

 

蒙德里安作品 Comosition in Black and White, with Double Lines，2009 年成交价 926.6 万美元

 

克莱因作品 IKB 64，尺寸 55.6x78cm，纽约佳士得 486.9 万美元成交

 

那位作者愤怒评论道，如果这不是骗子，还有什么是骗子？当代艺术完全就是骗子骗傻瓜，我再也不会花时间了解它了。

 

这种看法显然在读者中占压倒优势，最后，站方也觉得给推销当代艺术的内容推荐位是资源浪费，于是，羊小倭的版面留给了更受欢迎的作者。

 

羊小倭是我的半个导师，不是开玩笑。他起码让我知道，当代艺术并不像表面那样与绝大多数人无关。

 

弗兰茨·克莱恩作品 Painting Number 2，1954 年

 

在我们的吃穿用度中，工业设计无所不在、无微不至，而当代艺术是其最重要的灵感源头。当代艺术与美术设计应用之间的关系，犹如基础研究与现代工业的关系。

 

让我们看看蒙德里安和克莱因的影响。

 

下面这些包，似是法国服装设计大师皮尔·哈迪向蒙德里安的致敬：

 

 

皮尔·哈迪也没有忘记向波普漫画鼻祖罗伊·利希滕斯坦致敬：

 

皮尔·哈迪的“Oh Roy”系列女鞋（左）和罗伊·利希滕斯坦（Roy Lichtenstein）的漫画作品（右）

 

法国奢侈品牌 YSL（圣罗兰）向蒙德里安致敬的裙子：

 

 

另外一位骗子伊夫·克莱因，他最荒谬的举动是找几个裸女，在她们身上涂上蓝色后，在画布上打几个滚就是一副画。但为世界贡献出一种新的颜色，这种以他名字命名的克莱因蓝，被称为最纯粹的蓝，应用就更广泛。

 

 

艺术家对时尚圈的直接影响，电影《迪奥和我》中就有大段剧情呈现。

 

时尚只是一个侧面，设计师对工业设计的影响，最直接的例子有带有女性腰身线条的可口可乐玻璃瓶，以及雕塑家康斯坦丁·布朗库西与今天工业产品中无所不在的流线型。

 

智能产品或许更好的例子——全世界的智能产品都在模仿苹果，而苹果的美学是极简主义在电子消费品上的呈现。

 

《穿普拉达的女魔头》中，时尚女王教训菜鸟助理：

 

 

“……你以为你只是随便从衣柜里拿了一件蓝色的毛衣穿上。但首先，你不明白那件衣服不仅仅是简单的蓝色，它既不是青绿色也不是琉璃色，事实上这是天蓝色；

 

同时你也不知道，从 2002 年奥斯卡·德拉伦塔的发布会第一次出现了天蓝色礼服，然后我记得，伊夫·圣洛朗也随之推出了天蓝色的军式夹克衫……接下来，天蓝色迅速地出现在八个不同设计师的新款中，接着渗透至各大百货卖场，渐而沦落到可怜的“休闲地带”，而你呢，毫无疑问是在清仓大甩卖的时候把它给淘了出来。

 

总之，这种蓝色背后包含了数百万的美金和数不尽的工作岗位，所以想想真是可笑，你居然觉得自己能轻易地与时装业划清界限；其实你穿着的这件毛衣，正是由这间房间里的人，替你从这堆东西里，挑出来的。”

 

这段话非常适合放在当代艺术与我们的关系上。

 

问题是，从实用角度理解当代艺术的价值和意义，除了在外行面前显摆点鸡零狗碎，其实并无任何价值。因为，即使我“百忙之中”想让自己脑子能接受新东西，但我充其量能记住一些知识，始终无法从审美上去感知和理解它。

 

没办法。

 

我成长在一个远离艺术的环境，22 岁第一次走进中国美术馆前，从未见过类似场合。前面那位认为当代艺术就是骗子的朋友，虽然生在北京，其实比我好不到哪去。

 

因为我们受的教育是一样的——今天中国主流社会多少还拒斥当代艺术，相比写实主义，它追求颠覆和创新，天然不易为主旋律接受——我们中学美术教材中突兀地放个《格尔尼卡》，恐怕不全是作者在美术史上的地位，多少也因为反法西斯主义可被纳入主旋律中吧。

 

我第一次进中国美术馆时，多少有点像走进熟人家。当时正好碰到一个全国性的主题展，我对自己挺失望，我看到罗中立那幅著名的《父亲》时，除了惊讶它的尺寸，怎么都没激动起来。

 

罗中立作品《父亲》

 

中国的艺术馆实在少得可怜，通常省会城市才有专门的美术馆，往往展馆只有一两千平米，比如长沙美术馆只有一千平米。它甚至根本无法满足本地官方认可的中青年画家、书法家、摄影家，以及离退休干部书法家、画家的展示需求。

 

所以，除了北京上海，今天的孩子成年后，如无意外，绝大多数大概都会和我一样，发现当代艺术完全是无法理解的，不少人最后会认为它干脆就是骗子。

 

不过，在偏远的银川，居然有个与时代和国际对接的美术馆，这个银川当代美术馆像是七九八在西北的一块飞地。这甚至体现在其官网上，在中国所有美术馆的官网中，它是离手串儿、老干部保温杯气质最远的一个。

 

华夏河图·银川艺术小镇-银川当代美术馆

 

银川当代美术馆当然不是官办的，它与官办的银川美术馆相比，不仅是展馆面积大出几十倍——估计大部分银川人不知道美术馆在哪儿它，而且它们完全就是两种不同的东西。

 

官办美术馆一般不会放这样的东西：

 

 

这种规模和定位的美术馆，今天在中国不太可能完全是个人捐助，它只能是“艺术+地产”商业模式的产物。该美术馆是宁夏民生集团与政府合作开发的华夏河图·银川艺术小镇项目中的一个。

 

银川当代美术馆很大程度上是商人的文化情怀爆发的产物，以今天中国人对美术的理解，这多少是个疯狂而冒险的举动，正常情况下，民间商业力量兴建的文化设施，在文化和审美趣味上，老百姓更容易接受的，似乎是下面这种 “异域风情街”：

 

 

或者下面这种民俗风情：

 

 

在偏远的西北地区兴建这样的美术馆，很难不让人为它捏一把汗，2016 年 5 月，华夏河图·银川艺术小镇与旅行社合作，售出 3 万张美术馆门票，但效果似乎并不好，游客们抱怨跑这么远居然就是为看一个美术馆，而且看不懂，大家抱怨馆里没有讲解员——事实上，有讲解可能也看不懂。

 

2016 年 9 月 9 日，银川当代美术馆首届主题为“图像，超光速”双年展，请到了安尼施·卡普尔、小野洋子等来自 33 个国家的 73 位知名艺术家

 

所以，银川当代美术馆能否存续实在值得疑问，不过，它并非孤立的存在，而是与国际艺术家村、雕塑公园、艺术史公园、鱼塘湿地公园、稻田公园、禾乐村、国际学校等文化聚落和近八万人的社区形成的有机关系。这大概是当代美术馆在中国存续下来，最理想的存在方式。

 

华夏河图·银川艺术小镇-鱼塘湿地公园

 

好在，银川当地经常有一家三口带着还在襁褓中的小朋友来看美术馆，而且下面这些布娃娃都是银川幼儿园的孩子制作的，或许，寄望于那些已经把当代美术馆当成记忆中重要节点的新观众，才是它打开的正确方式。

 

 

毕竟，人一旦过了三十五岁，已经形成的审美偏好和认知，几乎是无法颠覆重建的，就像我虽然有羊小倭这样的朋友整天在耳边费尽心力，但在错过特定年龄后，再也无法上层次，最多只是不再认为当代艺术不是骗子，并且从功能意义上它是有价值的。

 

但是，当代艺术的一大特征是追求革命和颠覆，所以，即使在西方，有些颠覆性的作品哪怕是过了几十年后，依然充满争议，譬如马塞尔·杜尚 1917 年以《喷泉》命名，送到美国独立艺术家展中的那个男用小便池。

 

今天，还是有人说，杜尚是个骗子。

 

石心宁作品《杜尚回顾展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