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历时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对南京地区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事业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给各级领导干部和全市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南京地区的广大干部、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种种倒行逆施，进行了艰难曲折的斗争。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推动“四化”建设，我们编辑了《南京地区“文化大革命”大事记》。
这本大事记资料的主要来源是本馆收藏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各种小报、市级机关的文书档案、部分同志提供的口碑。由于“文化大革命”中的“人”与“事”纷纭复杂，档案、资料散失严重，各种小报均带有派性，加之编者水平有限，遗漏、误记、不妥之处一定不少。因此，这本大事记只能作为内部机密材料，谨供市委、市府和组织部、纪委领导同志参考。
南京市档案馆
一九八五年九月七日
一九六六年
五月
四日至二十六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五月十六日，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同志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提出了一整套“左”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号召广大群众向党、政、军、文各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猛烈开火。五月十八日，林彪在会上鼓吹“政变经”，并诬蔑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同志组成“反党集团”。
十一日：
㈠新华日报转载姚文元所写的《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的文章。姚文元在该文章中叫嚷“要横扫三家村有新闻、教育、文化、学术界的赞赏者和追随者。”
㈡市委召开县、区、部、局负责人会议，布置开展对“三家村”的批判。市委第一书记彭冲要求大家“学好文件，开些座谈会、讨论会，写点文章”。
十二日：
全市各条战线部分劳动模范和五好职工五十四人举行座谈会，批判邓拓同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资产阶级保皇派的统治”，公然煽动群众起来造反，“做与党内走资派作坚决斗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八日：
市委召开中等学校学生代表座谈会，座谈在学校开展“文化大革命”。市委书记处书记刘中参加了座谈会。
市委城市社教工作队三千多队员在汤山开始进行为期一个月的集训。
九日：
市委召开党员负责干部会议，市委书记处书记刘中在会上作《关于当前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报告。
市委召开党员负责干部会议。市委书记处书记刘中在会上讲了话，要求各级党委充分认识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全面发动群众，强调“运动要分期分批进行”。
南京长江机器制造厂党委政治部蒋震虹、鲁学智贴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的大字报，批判厂长贯彻执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提出要揪出“资产阶级反动技术权威及其庇护者”。
晨光机器厂技术员余最康等人贴出《我厂社教运动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大字报，揭发、批判社教运动的错误。全厂就此开展了群众性的大辩论。七月十六日，市委派工作组进厂，组织反击，数十人受到批判。
十二日：
省委对南大溧阳分校“六·二事件”作出错误决定：撤销南大党委书记、校长匡亚明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十三日：
省委在南大召开万人大会，宣布“揪出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匡亚明”。《新华日报》为此发表题为《坚决支持南京大学师生的革命行动》的社论。全市各界群众纷纷集会，“拥护”省委的“决定”，“声援”南大师生的“革命行动”。
部分群众到《新华日报》“造反”，指责《新华日报》“心怀鬼胎”，“为匡亚明及其它走资派开脱罪行”。市城建局八人贴出《十问(新华日报)》的大字报。翌日，逸仙桥小学总辅导员章含带领十五名教师、一百多名学生，打着少先队队旗，贴出三张质问《新华日报》的大字报。两天来，数千名群众聚在报社门口，展开辩论。
十四日：
省委决定向各大专院校派遣工作队，领导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市委召开区、县、局负责人会议，提出全市“文化大革命”重点：学校是搞高中、中技校，各区抓问题多的文化馆、站，工厂搞资产阶级技术权威、清理业余文化阵地，机关主要抓学习。
南京被服厂部分群众贴出大字报，“揭发”厂党委“修正主义路线的罪行”。
十七日：
市委召开全市基层党员负责干部会议。市委第一书记彭冲、书记处书记刘中在会上作了报告，强调“文化大革命”必须分期分批展开，已经搞过“四清”的单位主要是进行补课。
十八日：
南大外文系法文专业四年级二十二个学生贴出《送瘟神》的大字报，认为工作队保护校党委过关，提出要赶走工作队队长。(省计委副主任汪冰石。)
二十日：
南大“造反派”学生给匡亚明戴高帽子游校。省委驻南大工作队为此组织三场大辩论。
迄今，全市四十七所中等学校，被大字报点名批判为“牛鬼蛇神”的教职工达一千六百二十六人，占教职工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四。
二十二日：
市委召开十一中、四女中、五女中、玄武中学、远洋海校等十个学校工作组座谈会，座谈学校开展“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市委书记处书记郑康参加了座谈。
二十三日：
市委召开区委书记会议，讨论市、区分工和有关工作。市委书记处书记王楚滨到会讲话。
三十日至七月一日：
市委召开五届十二次全委会，分析、研究全市“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如何抓好工农业生产等问题。市委书记处书记刘中在会上讲了话。
本月：
市委发出关于南京市“文化大革命”运动部署意见。
市委抽调二、三百人，组成十八个面上工作组到有群众起来“造反”的单位了解情况，进行工作。
七月
四日：
省委决定：彭冲任南大党委第一书记、省委工作队队长兼党委书记。
七日：
省委在五台山体育场召开全省干部、群众大会。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作了《高举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加广阔深入地开展起来》的动员报告。
九日：
省、市委召开中学师生代表座谈会，座谈在学校开展“无产阶级大革命”等问题。十中、宁海中学等校师生代表参加了会议。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到会讲话。
十日：
市委城市社教工作团集训结束。今日起，各工作队陆续进点，开展运动。
十二日：
长江机器制造厂设计科部分人贴出《告全厂工人同志书》，“揭发”厂长“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
十五日：
市委召集部分中等学校党支部、工作组负责人及师生代表座谈会。会议提出“两类矛盾一起放”、“先放后分”的口号，要求各校党组织敢于领导、善于领导，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二十日：
市委城市社教工作团教育分团发出通知：学校运动由工作组领导，党支部处理日常的行政工作。
二十九日：
市委发出《关于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给林彪同志的信的初步意见的报告》。
八月
一至十二日：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同志在会议期间写了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和《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会议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明确规定“文化大革命”的目标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把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来”，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方法是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
三日：
省教育厅厅长吴天石、南京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李敬仪夫妇被南师“造反派”学生戴高帽游街，中暑致死。该校“造反派”组织竟以此日命名，以志纪念。
四日：
省、市机关干部三千余人举行学习毛主席著作讲用会。省、市党政负责同志李士英、张仲良、欧阳惠林、刘中、郑康、高黎光参加了大会。
五日：
省、市委在五台山体育场联合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撤销派到各个学校的“文化革命”工作组。
九日：
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发表和广播后，全市各单位组织群众到省、市委表决心：“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十日：
市委召开全市工矿企业党员干部大会，听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共中央负责同志七月二十九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讲话的录音。市委书记处书记刘中就全市的“文化大革命”到会讲了话。
十三日至十四日：
全市各界群众连续两天举行游行，庆祝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发表。
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保守派”与“造反派”发生争执。南京航空学院、南京动力专科学校、南京机电学校部分师生赶来支援“造反派”，被“保守派”阻于大门之外，形成对峙。南航等校师生立即来市里“造反”，十四日凌晨三点，胁持副市长王昭铨到场解决问题。
十六至十七日：
长江机器制造厂党委作出三○二车间党支部书记陈其昌停职检查的决定。十七日，该厂部分职工来市委请愿，反对厂党委的决定；而另外二千多群众亦来市委，坚决要求罢免陈其昌。
十八日：
南师附中、南大等校学生提出“立即取消自留地，斩掉资本主义尾巴”，迫使郊区一些生产队开始收回自留地。
十八日至十九日：
一中、十中、铁路运输学校等分别召开学习“十六条”讲用会，市委、市人委负责人郑康、王昭铨等到会讲话。(强调“每个学校、每个单位的革命群众，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本学校、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上”。)
十九日：
市委书记处书记王楚滨在市委召开有长江机器制造厂党委全体成员参加的会议，宣布市委决定：在厂里职工对陈其昌罢官问题有不同意见的情况下，“厂党委轻率地作出决定，这是不严肃的、不郑重的”，“你们送来的关于陈其昌同志停职检查的报告，市委不宜批复”。(市委这个决定被称为“八二○指示”)。
二十日：
全市十五万群众游行集会，庆祝“文化大革命”。省委书记处书记、省文革小组组长、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冲主持会议，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在会上讲了话。市委、市人委负责人刘中、岳维藩、王楚滨、郑康出席了会议。
二十二日：
长江机器制造厂二千五百名职工抬着“坚决反对南京市委‘八二○’错误指示”的巨幅标语游行，并到省委请愿，要求撤消“八二○”指示。
二十三日：
今起，全市红卫兵纷纷走上街头，横扫“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习惯、旧风俗)，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物、名胜古迹遭到破坏，许多有价值的文献、图书、资料被焚烧。
南大“红色造反队”成立，头头为文风来、李太平、耿昌贤、蔡福兴等人。
二十三日至二十四日：
市委召开大、中学校红卫兵座谈会。市委书记处书记郑康主持会议，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到会讲话。
二十四日：
市委召开全市各中等学校党委、党支部、工作组负责人会议。副市委王昭铨要求“各校抓好学习和运用‘十六条’的工作，积极筹建文革筹委会，做好重点人物的揭发和批判的准备”。
红卫兵在全市进行大规模抄家，工商界、文艺界、统战对象中不少知名人士被抄家。仅秦淮区夫子庙办事处所属地区，四天之内被抄家的就有一百二十九户。一中、三中、六中、一女中等校红卫兵，把建康路、三山街一带商店里“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商品，统统装车运走。
南师附中红卫兵“勒令”中央商场停业一天，由他们进去“清查”属于“四旧”的商品。
二十五日：
一些学校的“红卫兵”在鼓楼红霞纺织品商店门口“斗争”三百多名资方人员。这些资方人员脸上被涂上红、兰墨水，被剪掉头发，罚跪在地上。
二十六日：
南大“造反派”召开省委工作队检查大会。省委书记处的主要成员参加了大会，彭冲代表工作队做了检查。
市人委办公厅行政处工作人员常校先揭发“人民大会堂窝藏反动画象”，红卫兵纷纷到省、市委“造反”。为此，市委与九中、红旗中学、十中、长江路小学、人民大会堂“造反派”达成协议：画象交省公安厅保存，成立专案组进行调查。
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处的少数人，制造雨花台烈士遗骨被用来填了附近殡仪馆门前的广场的谣言。今天，九中、十中、十一中、南师附中、宁海中学等校三百多红卫兵在雨花台前集会，“揭发”省、市委的“滔天罪行”，将前去参加会议的市委代表戴高帽绕场游行，并动手挖掉方孝儒、杨向的墓。事后，还向全市发了攻击、诬蔑省、市委的《公告》。
长江机器制造厂“红旗战斗队”成立，头头为查尧文、鲁学智等人。
二十五中红卫兵限期三轮车工人停业，说“人拉人，是四旧，要破除。”
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八·一二红色造反军团”成立。(副市长王昭铨到会祝贺。)
二十七日：
南工的红卫兵要砸碎竖在新街口广场的孙中山先生的铜像，国务院电令予以保护。市人委今日将铜像移至中山陵。
南大“造反派”“拦截离校的省委工作队，要其留校彻底检查“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省委被迫取消撤走工作队的决定。晚上，“造反派”师生成立“八二七革命串联会”，头头为张建山、葛忠龙，后为曾邦元、梁玉楼、丁曰泗等。(张、葛于67年2月组织了“八二七夺权大队”，与“八二七”相对立)。
二十八日：
市委成立“文化革命小组”，刘中任组长，高黎光任副组长。
市委书记处书记刘中就红卫兵在横扫“四旧”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发表十点意见，强调不要随便抄家、搜查居民住宅，注意保护文物，保护建筑物，保护档案，对穿“奇装异服”的人要重在说服等。
二十八日至二十九日：
两千多三轮车工人在五中集会，“批判”市城建局、市委的“修正主义路线”，提出要罢免公司经理、各区指导员等十三人的职务。二十九日，市委派员在三轮车公司召开大会，被迫撤消了十二人的职务，并派出十六人的工作组进驻三轮车公司领导运动。
二十九日：
南大“红旗战斗队”成立，负责人为朱英才、胡才基等人。
长江机器制造厂“文革筹备组”改名为“红色职工战斗委员会”。
三十日：
来南京串联的首都红卫兵与南京的部分红卫兵在南工操场“斗争”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负责人孙叔平等。
全市中等学校掀起“串联热”，六万多名师生中，迄今外出的有一万零五十人。机电学校、动力专科学校外出人数占两校总人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长江机器制造厂“红旗战斗队”查尧文等十二人来市委“辩论‘八二○指示’”。翌日晨，市委书记处书记王楚滨出来接见。
三十一日：
市人委决定将带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色彩的道路、广场、公园名称改为“革命化”的名称。
本月下旬：
市人委办公厅部分干部起来造反，贴出“批判”市政府一些领导同志的大字报。
九月
一日：
“红卫兵南京大专院校总部”和“中学总部”成立，(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到会祝贺。)
长江机器制造厂“红旗战斗队”来市委要求撤消“八二○”指示，遭到拒绝后，于次日徒步北上“告状”。
五日：
南师附中二百多红卫兵来市委与刘中“辩论”，硬说刘中的《十点意见》是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反革命纲领，并殴打机关干部。事后，又广发传单，诬蔑市委挑动群众斗群众。
十四所“八一八红卫军”和“赤卫队”在卫岗发生大规模冲突。
六日：
鉴于市委大院不断受到冲击，市委书记处迁到市公安局五处办公。
七日：
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东风造反兵团”来市委找刘中、王昭铨展开“辩论”，并占据了市委宣传部数间办公室，做为“驻市委联络站”。
八日：
市委被迫决定，撤消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党委书记齐瑶亭的职务。
九日：
南京大专院校“造反派”在南大操场召开大会，控诉省、市委在雨花台烈士陵园建设和人民大会堂窝藏反动画像的“罪行”。会后，南大文风来、中国人民大学谢伯良、何毅敏带领三千多人以要省委澄清为由，冲进省级机关单位进行“绝食斗争”。
十日：
市委召开部、局长会议，要求各级领导正确对待群众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推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
市委成立“红卫兵联络站”，负责联系、支持红卫兵组织。
市城建局、团市委部分干部起来造反，揭发市委“镇压群众运动的罪行”。
十一日：
本市和来自北京、上海、四川、吉林、扬州等地的六十余所大、中学校“造反派”组织，在南京工学院召开所谓扬州事件揭发控诉大会。洪泽县退休干部侍海潮在会上揭发扬州地委“镇压学生运动的罪行”。
十二日：
前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钱静人、原省文化局长周邨、前省文化局副局长吴白甸、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陈瘦竹、南大外文系副主任陈嘉被诬蔑为“三反分子”，受到《新华日报》的错误批判。
市委召开区委书记会议，由市委书记处书记王楚滨传达中央关于工农群众不要干预学生运动的电报指示精神。
十五日：
市委在市粮食局会议室召开各部、委、局、社教工作团、“文革”接待站负责人会议，强调“不能利用大好形势实现个人私心杂念，也不准利用大民主破坏党和国家的既定政策”。
南工的几个“造反”组织联合成立“东方红战斗公社”，头头为罗会龙、汪询之。
十七日：
南大“红色造反队”、“八二七”等造反组织在五台山体育场召开“揭发批判省、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
省委驻南大工作队离校，南大“红色造反队”、“八二七”一千三百余人乘火车赴京“告状”。
二十日：
“南京高等学校赤卫队”成立。
二十二日：
市委农村社教工作队进村，开展郊区“文化大革命”和“四清”运动，确定了“两类矛盾一起揭，上下左右一起搞”的指导方针。
市文联副主席曹汶、玄武中学校长张一之被诬为“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受到《新华日报》的错误批判。
南京铁路运输学校十几名学生来市委“绝食”，抗议市委领导同志对造反派的“政治迫害”。
二十四日：
市委召开区委书记会议，部署全市工矿企业“分期分批开展文化大革命”。
二十八日：
南京红卫兵纠察队召开成立大会，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到会讲话。
南京外国语学校红卫兵打死玄武区建筑联社工人王金，市委立即责成有关部门进行认真调查，严肃处理。
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部分教师来市委控告市文革教育小组副组长石坚“压制民主”，要求和市委领导人展开“辩论”。
南工成立红卫兵组织——“七一战斗团”。
三十日至十月十二日：
市委集中社教工作队队员千余人，作为“应急”的机动力量，以及时处理运动中的问题。
本月中旬：
“南京市红卫兵中专工读总部”成立。
十月
六日：
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了“全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周恩来总理和“中央文革”成员出席了大会。南大“八二七”代表丁曰泗在会上控诉了省委和省委驻南大工作队的“罪行”。(周总理表态：江苏省委驻南大工作队应该回校做检查。)
省委驻南大工作队副队长梁辑卿(江苏省军区副政委)、杜方平(南京军区国防工业部副部长)、吴大胜(南京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在全校大会上揭发工作队的错误。
七日：
华东水利学院成立“造反派”群众组织——“革联”，头头为罗世果。
十日：
南大“八二七”从北京回宁，多次冲击省委，要挟省委交出省委书记处书记、省文革小组组长、省委驻南大工作队队长兼党委书记彭冲给他们“批判”。
十二日：
市委召开各部、委、局、区负责人会议。市委书记处书记郑康在会上讲了话。(强调运动重点还是在学校，“工作组要回校做检查”，)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积极做好群众工作，大力宣传党的政策，经受运动的考验。
十二日至二十一日：
长江机器制造厂“红旗战斗队”派出所谓求见市委书记小组，强行占领市委办公厅。市委、市人委负责人岳维藩、高黎光、周爱民等多次做工作，他们才在二十一日退出。
十三日：
省委通知原大专院校工作队集中，准备回校检查。
南大“红色造反队”和“八二七”将省委书记处书记、省文革小组副组长张仲良架到南大，要其承认工作队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十四日：
南大“红色造反队”、玄武建筑联社部分工人、“全国革命串联总队”等组织联合成立“南京九二八事件联合调查团”，调查王金之死的“真相”。
十五日：
红卫兵南京大专院校司令部(简称“红二司”)成立，头头为华东工程学院的刘继红。
十七日至十八日：
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东风兵团”北上告状，市委派出社教工作队队员进行劝阻。
二十二日：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的社论，号召红卫兵步行串联，全国掀起串联热潮。
二十五日：
市委文革小组发出电话通知：正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中等学校，凡是党委、总支、支部还没有中断领导的，一律中断领导。这主要是为了更好发挥文革组织的作用。在中断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以后，党组织对学校行政工作、师生生活的照顾等还是要继续加强领导。
南京铁路运输学校二百四十一名共青团员发出《给全国共青团员的一封信》，呼吁全国共青团员动员起来。“坚决斗倒、斗垮、斗臭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二十七日：
省委驻南大工作队副队长梁辑卿、杜方平、吴大胜向南大“红色造反队”、“八二七”等群众组织承认工作队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
南京长江机器制造厂“红旗战斗队”第二次“占领”市委办公厅。二十九日将副市长陈慎言带到中共中央华东局去“告状”。
二十九日：
南大“造反派”学生以要工作队整学生的材料为由，查封了省委和省委各部的档案室、办公室。
三十一日：
省委书记处书记、省文革小组组长兼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冲被南大“红色造反队”、“八二七”劫持，关押在南大，要其检查“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罪行”，并揭发省委的错误，直到十一月中旬才放出来。
十一月
一日：
南大召开“火烧彭冲大会”，逼令彭冲承认省委驻南大工作队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二日：
南大“红色造反队”对彭冲进行体罚，逼其跪在毛主席像前“请罪”。
南京长江机器制造厂“红旗战斗队”来市委“造反”，反对新任命的厂党委负责人进厂。
二日至三日：
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东风兵团”来市委同书记处书记刘中“辩论”了一天一夜。三日，将副市长王昭铨带去中共中央华东局。
四日：
晨光机器厂工人在市内主要街道张贴大字报，抗议南大“八二七”体罚彭冲。晚八点，部分工人冲击南大文革楼，企图抢南彭冲，与学生发生冲突。
南大“造反派”召开“揭发批判工作队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彭冲代表工作队作第二次检查。
五日至六日：
市委在江苏饭店召开三级干部会议，要求广大干部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造反派”，“积极投身到群众运动中”，“做革命的促进派”。
七日：
“红卫兵南京大专院校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红三司”)成立，头头为孟庆高、朱寿章。
八日：
“红卫兵南京大专院校总部”、“南京中等学校司令部”等十一个群众组织发出通令：禁止在大街小巷摆摊设点，流串兜售，影响市容观瞻。
八日至九日：
八日，南大物理系三名学生去晨光机器厂煽风点火，受到工人抵制，双方发生冲突。九日，南大“八二七”、“红色造反队”、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驻宁联络站、“全国革命造反串联总队”等组织到晨光机器厂与工人展开“辩论”，并胁持彭冲到场表态。
十日：
晨光机器厂十几个“造反派”组织在南工礼堂成立“晨光厂革命职工联合会”。
十二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陶铸，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江东兴接见华东工程学院赴京战斗团及被迫带到北京的省委书记处书记、省文革小组副组长张仲良。(陶铸肯定：“江苏省委工作还是不错的，有成绩的”，“江渭清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错误，你们要相信他会转过来”。)
十四日：
团市委的“造反派”来市委大院煽风点火，市财政局、邮局、人委办公厅部分干部、群众起来“造反”，并相继成立群众组织。
十四所“赤卫队”和“八二八红卫军”发生武斗。“八一八红卫军”三千多人到省委“请愿”，要求惩办制造流血事件的“凶手”。
红卫兵南京大专院校总部等组织在五台山召开“捍卫‘十六条’大会”，就晨光机器厂“一一·九”事件，指责南大“八二七”等组织公然违反“十六条”，挑起武斗。
市委机关“造反派”召开“重炮猛轰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并发出《通令》：立即接管市档案馆，市委书记处的一切活动均需在造反派监督下进行。
王洪文带领上海部分“造反派”工人赴京告状，途经南京，向江苏南京地区“造反派”“求援”。长江机器制造厂“红旗战斗队”头头陈克兴在南大与王洪文见了面，并帮助其解决了旅行车一辆、汽油大半桶、棉大衣十几件。
十四日至十六日：
全市工人“造反派”要求省委批准建立统一的群众组织，省委以“工人成立省、市的统一组织，中央没有指示”为由不同意。“造反派”遂直奔火车站，赴京“告状”。十六日，周恩来总理来电，同意成立“江苏省工人红色造反总司令部”。
十六日：
长江机器制造厂“红色职工委员会”和“红旗战斗队”发生大规模武斗。“红色职工委员会”一千多人离厂，撤退到栖霞区十月公社。
十八日：
全市二十个单位的社教工作队的五百多名队员来市委，要求立即集中起来，“批判省、市委的在社教运动中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十九日：
省委作出《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方向错误、路线错误的检查》。
南京工矿企业赤卫队成立。
南大“八二七”、“红色造反队”召开“揭发、批判彭冲大会”，省委书记处主要成员被勒令到会。长江机器制造厂“红旗战斗队”在会上控诉省、市委的所谓策动红色职工委员会挑起武斗的罪行，并对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进行体罚，致使其昏厥。
二十二日：
市委就领导全市“文化大革命”作出第一次检查，承认“不自觉地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二十三日：
“红卫兵南京工读中专学校红色造反兵团”、“红卫兵南京中等学校司令部”等七个组织发表联合声明：市委检查的日期必须和造反派商定，检查大会必须由造反派组织主持，全市安装高音喇叭，南京电台要转播，允许工人停工参加会议。
“南京高等院校工人赤卫队总部”、“红卫兵南京大专院校总部”等十几个单位在南大操场召开“江苏省委检查大会”。省委书记处书记包厚昌代表省委做了检查。大会主席团发表声明：“检查不深刻”，要求省委再做“深刻检查”。
二十四日：
市委农村社教工作团三百多人到省委“造反”，要求批判“社教运动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随后又把工作团负责人、副市长周爱民“揪”到北京。
副市长王昭铨到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劝说红卫兵不要批斗正在患病住院治疗的学校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被该校“八一二红色造反军团”劫持，扣押数天才放回。
二十五日：
南大“红色造反队”、南大“八二七”、“全国革命串联总队”、雨花台烈士陵园“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红卫兵”召开大会，控诉“省、市委在雨花台烈士陵园建设上所犯的罪行”。
二十六日：
市委决定成立九个“文化革命”接待站。
二十七日：
南京地区“造反派”在五台山召开“江苏省委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检查大会”。省委书记处书记许家屯代表省委在会上作了“检查”。“造反派”认为“极不深刻”。会后，组织了“江苏省革命派赴京代表团”，将许家屯带去北京。
“红卫兵南京大专院校总部”、“南京高等学校复员军人红卫军总部”、南大“红旗战斗队”、“赤卫队南大纵队”在中山东路体育馆召开“向江苏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大会”。“揭发、批判”省委二十三日的检查，强烈要求省委重做检查，“早日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三十日：
南京有线电厂“红卫军”与“红色造反队”合并，成立“红色造反者联合会”。
本月：
华东工程学院“造反派”到西康路三十三号礼堂“造反”，省委书记处书记、省文革小组副组长张仲良和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先后出来接见。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陶铸一连三次打电话给南大“八二七”，说彭冲是人民内部矛盾，要他们把彭冲放回去参加省委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
本月下旬至十二月中旬：
市委书记处书记刘中连续三次向长江机器制造厂“红旗战斗队”作检查。第一次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第二次全部收回“八二○”指示；第三次宣布罢了陈其昌的官。并决定将市委检查印十万份，分发全市，消除影响，对运动中被打成反革命的群众一律予以平反。其间，“红色职工委员会”把刘中强行带去北京四机部“造反”。
十二月
五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陶铸接见“江苏省革命派赴京代表团”及被带到北京的省委书记处书记许家屯。许家屯代表省委与“造反派”签定了《八项协议》。主要内容有：在十二月二十日以前，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刘中就群众组织之间的武斗向全市作检查，会议由造反派主持；立即清查“文化大革命”中整群众的黑材料，各单位党组织要保证全部交出；以后若发现还有材料没有交出，窝藏者是党员的开除党籍，不是党员的受行政处分。此后，江苏、南京地区开除党籍成风。
“南京红卫兵革命造反展览会”开幕。
“省级机关革命造反总部”成立，头头为杨华、郝家驹。
九日：
市委召开全市工矿企业基层干部会议，邀请了“造反派”参加。市委书记处书记郑康代表市委就全市发生的武斗作了检查，要求“各级干部正确对待群众运动，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促进派”。
南京地区“造反派”组织及全国各地“造反派”驻宁联络站在五台山体育场联合召开“向江苏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几万群众参加了大会。北京的“造反派”头头聂元梓、蒯大富到会讲话，煽风点火。
市委办公厅、市财政局、文化局、银行、交通局、档案馆等单位“造反派”发起，成立了“南京市市级机关革命造反总部”。头头为宋洪章、马登榜。
十日：
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东风兵团”以要求副市长王昭铨到该校检查为名，来市委采取“革命行动”，封掉市委总机。
十日至十三日：
金城机械厂“红色造反纵队”、“八一二革命串联会”来市委“造反”，要求市委勒令该厂党委检查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未达目的，遂徒步前往中共中央华东局“告状”。十三日，行至句容县天王寺，被省、市委派人劝回。
十二日：
南京机床厂“赤卫队”和“红色革命造反派”发生武斗，双方受伤多人。
十五日：
“江苏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团”在人民大会堂和中山东路体育馆召开大会，汇报去北京“告状”的情况。省委书记处书记许家屯宣读与“造反派”达成的《八项协议》。
“南京九二八事件调查团”把副市长王昭铨“揪”到上海，妄图逼迫中共中央华东局就“王金事件”表态。
南工“东方红”等造反派组织，将省委办公大楼作为省委书记处“脱离人民群众，当官作老爷，已经和平演变的铁证”，对外开放，进行展览。
十五日至十七日：
“市工矿企业赤卫队”、“红卫兵南京大专院校总部”几千人冲到省委，要求否定省委与“造反派”签定的《八项协议》。十六日，聚集在省委的“赤卫队”已达万人。十七日，将省委书记处书记许家屯带去北京。
十七日：
市统计局“造反派”发出《掀起市级机关文化大革命高潮的倡议》。
十九日：
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基层干部大会。全市各群众组织派代表参加。市委书记处书记郑康作了《关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动员报告，并与群众组织签定了《十项协议》：宣布对运动初期被打成“反党分子”、“右派”的群众一律平反；对南大“八二七”、“红色造反队”、南工“东方红战斗公社”等造反组织与个人一律平反；彻底查清“雨花台事件”、“人民大会堂事件”等。
“南京市红卫兵警备纠察队”与南大“八二七”发生冲突。
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东风兵团钢铁一○一八红色造反团”抢走市委组织部地下室的材料。
二十日：
“南京八二七革命串连会”在南大操场召开成立大会。省委书记处书记、省文革小组副组长张仲良，南京部队政治部副主任谢胜坤出席了会议。该组织头头为康炳成、李效蟾、周文昌等人。
全市社教工作团全体人员集中，揭批“省、市委在社教运动中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市级机关革命造反总部”在中山东路体育馆召开“彻底批判旧市委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
南大“八二七”出动数百人捣毁“南京市红卫兵警备纠察队”队部。
二十三日：
南工“东方红”等造反组织冲砸南工“七一战斗团”和“掌握斗争大方向总部”。
二十四日：
南京铁路分局“造反派”和部分群众因所谓黑材料发生冲突，致使浦口车站停车二十七小时，国家蒙受经济损失达三十万元。
二十六日：
市委城市社教工作团“造反派”成立“社教工作团革命造反总部”。
二十九日：
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代表省委作第二次检查，为“造反派”组织平反。“南京市中等学校工作组革命造反总部”召开“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揭发“市委所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南京工矿企业赤卫队”、“红卫兵南京大专院校总部”在五台山体育场召开大会，“斗争”匡亚明、陶白、孙叔平等人。
二十一日至翌年一月二日：
二十一日、二十二日“赤卫队”连续召开“摧毁江苏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誓师大会”，要求和省委签定与《八条协议》针锋相对的《七项要求》。二十五日，赤卫队员集中到浦口车站，去北京“告状”。千人徒步北上，几千人爬上了火车，前后两次到达滁县的赤卫队员共一万余人。二十七日，省、市委派市委书记处书记王楚滨到滁县劝赤卫队返回南京。一九六七年一月二日赤卫队员陆续返回，千余人住在江苏饭店。
本月中旬：
南大“红色造反队”、“八二七”把彭冲“揪”到北京，逼中央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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