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念说：“四不满意是我讲的：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社队不满意、国家也不满意。”

据1975年12月23日新华社报道：在毛泽东主席1968年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鼓舞下，全国知青一浪接一浪地掀起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到当年年底为止，我国上山下乡的知青已达到1200万。1975年当年，全国有200万知青上山下乡。

下乡知青 大丰上海知青纪念馆 (80张)

 

 

1972年林彪事件和1973年李庆霖“告御状”后，在上山下乡背后的知青的苦难历程也不时通过一些会议渠道，小道消息在扩散。

1978年10月，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在谈到知青上山下乡的问题时说：“社会上议论很多，四不满意是我讲的。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社队不满意、国家也不满意。”

直接分管知青工作的副总理陈永贵说：“知青工作很复杂，我们几个副总理一提起这事就头疼。”知青问题几乎与共和国同步成长，由于其时间跨度大，涉及人数多，一直是个悬而未决的老大难问题。

在李庆霖事件后，中央才根据毛泽东的“统筹解决”的指示，召开了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提出“要研究制订一个长远规划”的问题。

1976年2月，毛泽东再次在一份反映知青问题的信上批示“知青问题，宜专题研究，先作准备，然后开一次会，给予解决。”可是，直到他老人家逝世，也未“解决”。

1978年《全国知青上山下乡会议纪要》指出：1968年到1978年的十年知青下乡运动，“缺乏整体规划，知青工作的路子越走越窄，下乡知青中的不少实际问题长期未能解决。”这是对这场运动的总结。

全国知青“胜利大逃亡”是从1978年云南知青开始的。上海知青丁惠民是个重要人物。

1978年9月，云南景洪农场教师、上海知青丁惠民等人给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写了一封公开联名信，信中历数了云南广大知青的困惑、烦恼以及对生活的绝望，希望能在政府的帮助下，回到自己的家乡。

1978年10月7日，中央发出《关于召开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通知》中央下决心解决知青的七个方面的问题。

1978年10月31日，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了。会议纪要认为：“今后一般不办理病退、困退，如果家庭和本人确有特殊困难，可以通过组织商调，分到新的工作岗位时，其待遇按调动工作处理”。这一决定在支边知青中一下乱了套。他们说：到农村插队，可以通过招工回城，

云南知青出现了顺口溜：插队插队，越插越对，插场插场，越插越长，改变现状，只有上访。于是，罢工、请原之风迅速在各地兴起。

1978年11月16日，丁惠民给邓小平副总理写了第二封公开联名信，信上签名的知青逾万。其后，云南七个农场的三万多知青参加了罢工，使工作瘫痪，生产停顿。

1978年12月7日，云南知青再次向华国峰、中共中央、邓小平写了第三封请愿信，同时，成立了农场知青北上请愿筹备组，组织北上请愿团。

1978年12月9日，知青发布了北上宣言，同日开始大罢工。罢工席卷了云南全省。

1978年12月16日，请愿团从云南省景洪出发，次年2月27日到达北京。

云南省的知青，在全国占的比例不大，仅百分之一，但云南知青却受到了全国人民的注目。1973年7月，中央关于惩治吊打知青和强奸女知青的文件都是针对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整个兵团，发生捆绑吊打知青1034起，受害知青达1894人，其中2人被打死；挑戏奸污女知青的干部有286人，受害女知青达430人。

1979年1月23日，国务院召开紧急会议。会议由副总理余秋里主持，出席会议的有王震、陈慕华、谷牧、王任重、康世恩及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基本同意国务院知青办1月18日报送的《关于处理一些地方知青请愿闹事问题的请示报告》中提出的六条意见。这六条意见是：

1、把农场办成农工联合企业，适当提高工资，把知青稳定在农场。

2、参照以往办理病退困退的规定商调回城，由知青部门负责办理。

3、城镇职工退职退休后，可以由其子女顶替。

4、从农场参军的知青，退伍后可以回父母所在地安置工作。

5、城市招工时，允许到农场商调本市下乡知青。

6、上海郊区到农场的青年，可以允许回原籍社队。

1979年6月上旬，云南省召集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昆明等市商讨如何落实国务院“六条”精神时，昆明、成都和重庆代表很干脆，表示保证在六个月内，优先安置云南知青返城。但北京和上海采用了变通办法，同意走病退、困退这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