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年轻的时候经常下乡，很少在家。后来下乡少些，我们才有了较多的交流。她常常告诉我怎么做事，注意培养我的性格。比如小时候，要我纳袜底，说可以培养耐心。经常对我说：“今日事今日毕”，“少壮不努力，老大徒悲伤”，“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等待明日，万事成蹉跎”，等这些广为流传的做人警句。有些是她自己的警句，比如”读书读到肚子里，别人偷也偷不去，抢也抢不去“。这些话都慢慢潜移默化地融入了我的血液里，变成了我的自觉行动。
1971年2月，我进入爸爸当校长的芷江中学。1972年，邓小平恢复工作，学校开始强调抓教学质量，老师开始真正教授知识。
我因为小时候身体差，想把身体搞好。除了上山砍柴，我还天天跑长跑。参加了学校的羽毛球队，篮球队，夏天下河游泳。但每月一斤肉，四两油根本不够，米也不够吃。爸爸妈妈想办法从常德，桃源老家托人买些茶油来，但仍然还是不够。有几次我晨跑时头发晕，只好坐下，等恢复了才走回家。因为骨瘦如柴，有一次体育老师向正伦看见我用两根细胳膊在做引体向上，就对我说：“商乐维啊，你这么瘦，怕么活不到三十岁啊？”。
虽然很瘦，但我大概10岁以后，却很少生病了。积极参加体育运动，加上砍柴，做饭等劳动，让我后来做知青时能比较快的适应做好了准备。
1972年的芷江全县统考中我获得了初二总分第一名，爸爸妈妈都很惊喜，他们没有预料到，我自己也没有料到这个成绩。
很快邓小平就下去了，教育又变得可有可无了。进入高中后，我们基本不上文化课，学工，学农，搞劳动。最后一个学期，干脆分“专业”，按“专业”活动。记得有农基，体育，文艺，工业什么的。我选了“体育”，天天打球。反正大学也不招生了，学什么也没有用。老师不能教，学生也乐得不学，家长也没有什么办法。
妈妈有时看着我，叹息地说：“过去这个年龄，是准备考大学的时候了”。
我一生下来生父便是右派，不久就被开除，去了八面山农场，只能偶然回来看我，在我两岁零五个月便去世了。妈妈以为我不会记得他。而当时记得他客观上对我没有好处，因为心理上会有阴影，如果在外面不小心讲出来反而会有麻烦。这可能是妈妈从来不提生父的原因。
大约1972或73年的一天，妈妈在后院洗衣服，我走到她背后，小心翼翼地问了我藏在心中多年的疑问：“妈妈，我好像还有一个爸爸？”。妈妈一听，突然回头对我说：“千万别乱说，哪个孩子会有两个爸爸？说出去人家会笑话你的”。但我看见她眼中明显带着惊恐不安的神色。
从此我没有再问。
大约是1974年春节，桃源大姑姑（继父的妹妹）家的表哥杜元胜来芷江看我们。元胜大我两三岁，聪明，沉着，能干。当时哥哥杨泽君在靠新晃的芷江县上坪硫磺矿工作，因为芷江城很小，半天就可以看得差不多了。我们就想去哥哥那里看看。于是就买了火车票，我和元胜坐上了去往西去的火车。
我和元胜看着窗外的景色，聊着天。火车往前开着，不时在小站停下，上下旅客。中途一站，来了两个干部模样的中年人，在我们对面的空位坐下了来。我和他们点点头，笑了笑，表示打招呼。
不一会，两人好像盯着我看，不时交头接耳。我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还不时和元胜说几句，或望着窗外。
“喂，你好！”坐对面的两人中稍矮一点的中年人突然对我打招呼，我一愣，忙转向他。他接着说：“能问你一个问题吗？”，我点点头。他说：“你姓什么？”，我说：“商”。他们有点愣住了，然后接着问“你妈妈叫什么名字？”，我说“罗巧云”。他们会意地对视了一下，点点头。然后他们又问：”你知道你自己的父亲吗？“，我犹豫了一下，然后点点头。他们说：”我们是你父亲原来的好朋友。我们一上车就发现你长得很像你父亲，所以就忍不住问你了”。然后他们问我现在的爸爸对我好不好，还说你父亲是好人。最后他们说：“现在的情况我们也不能帮你什么，你自己好好照顾自己，听妈妈的话“。然后，他们就在下一站下车了。
对这两个有点神秘的人的到来，我不感到吃惊，反而好像是早就等着有人来告诉我生父的事，所以整个谈话没有提及生父的名字，而当时我也根本不知道他的名字，但完全不影响我理解他们说的话。我虽然很紧张，但也很冷静。他们的问话让我确信生父的存在，感觉到他已不在人世。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妈妈，叔叔们都很忌讳谈他？
回家以后，我没有告诉妈妈火车上发生的事。
妈妈这时调到县知青办工作，仍然是普通干部。
1975年1月，我高中毕业了。没有大学可上，没有招工机会，大家都只能当知青下农村，即使是知青办主任的孩子也能例外。当年正推广株洲经验，知青以行业为单位，配上带队干部，户口到生产队，人在茶场，林场，农场等地方集体管理，以避免过去单个知青下到生产队无人管的问题。因为爸爸是教育战线的，我于是与39个父母在文教卫部门工作的同学一起下到水宽公社。
下农村去，前途怎么样？大家不知道。妈妈在知青办，知道1968年下去的老知青中没有几个被招工离开了农村的，有些人被迫与农民结了婚。所以，觉得我下去以后上来的机会渺茫。于是爸爸把桃源的做木匠的大姑父请来，教我学用小松树条做靠椅。这种靠椅样子就和当地的竹靠椅一个样，只是用松树来做。芷江因为竹子多，没有人用松树做靠椅。但常德因为没有大竹子，只能用小松树做。爸爸的想法是芷江树木多，当树林太密集的时候，就需要砍掉一些小树。所以这种小松树不要钱就可以弄到，用它做成椅子，卖到常德桃源这些没有木材的地方，是一个能够赚钱办法。将来我如果在农村上不来，会这个手艺也可以有饭吃。
爸爸搞来了一些小松树条，腿有些残疾的姑父就在堂屋里教我做椅子。先用尺子画好线，用挫子将要弯曲的地方挫去一大半，留下一边的树皮。然后将这部分的树皮放在火上烤，等到树皮烤软了就扳弯成90度。一条树条弯两个弯，再弯另外一条。中间再用木条，小板镶嵌起来。烤树皮扳弯最关键，掌握火候很重要，需要经验。当然其他也都需要学习。我因为不熟，有一次挫树的时候挫刀打滑，挫到自己的左手掌，一下划开两寸长的口子，还好不太深。因为姑父不能久留，加上松树条有限，做了两条靠椅姑父就走了。我只知道大概怎么做了，但还需要很多的实际经验才可能独立做，但算是为下去回不来多了一手准备。
妈妈给我准备衣服，被子。她很早就培养我的生活能力。我除了会砍柴，做饭，种菜，妈妈还教过我怎么缝被子，小时候她就让我和她一起缝被子。所以我对于下农村并不感到害怕。爸爸给我一本《新华字典》，一本《成语小辞典》，说经常看看有好处。那个年代，除了《毛泽东选集》，没有什么书可以看。这些字典倒是永远都不会有政治问题，而且里面有很多知识可以学。
1975年3月11日，芷江几百知青背着背包，来到芷江江西桥桥头，在那里举行了欢送大会。妈妈煮了很多鸡蛋，还用玻璃瓶装了一些炒好的肉菜放在我的包里让我带着。知青都戴上了大红花，在“热烈欢送知识青年奔赴广阔天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很有必要！”的横幅下，锣鼓喧天，彩旗飘飘。我们心里夹杂着兴奋，希望，不安，和迷茫。但年轻人的热情占据上风，并没有父母们那么担心，那么悲观，大家脸上还是很平静。妈妈站在欢送的人群里，我上了去水宽的一辆敞篷的解放牌卡车，在车上和她打招手。其他知青分别登上其他卡车。
就在卡车要启动的时候，我再回头向妈妈招手，分明看见她脸上的两行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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