迫使中央开放农场知青回城的渠道。”
在1978年，中国进入拨乱反正、转型经济建设。但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是一天就可以实现的。尤其是知青上山下乡问题，因为是毛泽东生前发过指示的，很难在短时间里形成一种共识：究竟对不对，到底要不要继续下去。长时期来的传统观念以及害怕惹上“砍旗”罪名，在知青上山下乡问题上进展不大。最明显的是当年12月的国务院全国知青工作会议的《纪要》和《規定》。在这些文件里继续肯定知青上山下乡的大方向，強调今后若干年內还要继续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农场知青转为农垦工人安心边疆、农村建设，插队落户的知青就地落实政策。
这次会议对于国营农场知青的安置办法是导致云南知青在当年10月要求回城写信给邓小平并开始大规模的请愿活动以后，又一次激化矛盾的导火索。“云南农场发生这场风波的原因是比较复杂的。而引发的近因则是，他们看到新下发的《全国国营农场工作会议纪要》上规定‘按国家计划分配在农场工作的城镇知识青年都是国家职工’，感到再按病退、困退办法回城的路子被堵死了；又得知全国知青工作会议正在召开，企图通过请愿、罢工向上施加压力，迫使中央开放农场知青回城的渠道。” （人民日报出版社《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150页）
同样是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被称为与《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一书姐妹篇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一书，在讲到“农场知青集体上访、罢工、请愿”的时候是这样说的：“早在1978年全国知青工作会议之前，个别农场已经出现之前罢工、请愿事件，但多数地区的农场知青还是稳定的。中共中央在批转全国知青工作会议文件中指出：‘要鼓励和支持他们安心农场工作，为办好农场贡献自己的力量。’‘今后一般不办理病退、困退，如果家庭和本人确有特殊困难，可以通过组织商调。’这样做，原是想稳住200多万农场知青，减轻城市就业压力。不想文件下达后，事与愿违，更加引起了农场知青的不安。许多知青后悔当初不该来农场。他们说，到农村插队，还可以通过招工回城，而招工与农场知青无缘，现在连病退、困退的路子都堵死了，回城更无希望了。有人编成顺口溜说：‘插队插队，越插越对；插场插场，越插越长；改变现状，只有上访。’于是罢工、请愿之风在各地兴起。”（人民日报出版社《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148页）
一个中央的工作会议，涉及到千家万户的一项政策，由于没有很好地推敲和研究，造成的结果是一场全体知青奋起的大返城。由云南省革委会和国务院调查于1979年1月23日写的《关于云南省国营农场知青闹事问题的调查报告》里也讲到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对于云南知青大返城的影响：“12月25日国务院下达了关于处理云南知青请愿问题的3条电话统通知，经过广泛深入传达，部分人开始复工。国务院调查组下去后，反复宣传党的三中全会公报、中央（1978）74号文件，又有一部分人复工，但是仍有24000人继续坚持罢工。他们说全国知青会议的两个文件，没有反映和解决云南国营农场知青的问题，对于国营农场的知青不再办理病退、困退，失去回城的希望，表示不满。丁惠民的复工电报于1月7日、8日传到西双版纳各农场，没有发生多大效果。只有两个场（景洪、勐养）复了工，有三个场（勐腊、勐满、勐棒）说是复了工，实际上并未复工；有两个场（东风、橄榄坝）仍然坚持罢工；有一个场（黎明）原来没有罢工，1月10日有400人宣布罢工。他们说，丁惠民代表不了他们，不听他的。形势还未稳定。现在，不少青年纷纷卖掉家具、行李、自行离场，返回城市；在场青年，大多数也不出工；勐定农场青年给四川、上海市委发出电报，如不答复返城时间，准备再次绝食，后经劝说未再绝食。知青请愿、罢工的唯一要求是返回城市。这个要求普遍、坚决、强烈。东风农场的知青对调查组说：‘你们解决我们的问题，一是让我们回去，二是派兵镇压，没有其他办法。’勐棒农场有的知青说：‘不回家是死路一条’‘宁可杀头，也要回家’。勐满农场二分场八队一知青串连了5、6个人，准备好汽油，声称‘五一’节前不解决他们回家的问题，先离婚，然后到上海市最繁华的地方自焚。当调查组到勐腊、勐棒、勐满、勐定、盈江等几个农场时，都发生知青向调查组围攻、跪哭不起、哀求回家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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