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的后金（即满清前身）是典型的精英政治，或者叫专制，生杀予夺的大权集中在努尔哈赤或者皇太极一个人手上，说进攻就进攻，说防守就防守，毫不托泥带水。相反，大明的权利表面上看是集中在皇帝手里，其实无论天启还是崇祯都不得不把讨论权下放到朝臣手中，朝廷事无具细，都要经过民主评议才能施行，皇帝基本上只有最后赞同多数人的权利，绝少可能一意孤行。在后金对大明攻势如潮，占尽先机的时候，大明内部竟然还在为是不是要辽东这块地方争吵不休。一个边疆大吏派到山海关面对后金这个强大的敌人，百分之九十五的精力竟然放在与兵部、阁部、户部的沟通打嘴仗上。本来以大明的实力，碾夹后金虽然不能说轻松，但也绝不至于一败再败。就是人多嘴杂，一个战略实行一两年，换个兵部尚书马上就要变，实在太悲哀了。
孙承宗二次督师的时候，兵部尚书是梁廷栋，主张在辽东修城，步步进逼，同时打压帮助满清入关的蒙古各部。这一阶段孙与梁合作还是比较愉快的，但在修哪座城的问题上中央与地方产生了矛盾。梁想修大凌河，时任辽东巡抚的丘禾嘉想修右屯，夹在中间的孙承宗不得不取了一个中间值，在修大凌河的同时为右屯备料。结果本来三个月就能完成的工程拖了大半年，一直拖到秋后庄稼成熟。后金那时候是没有长途运输能力的，他的远距离进攻能力相当于朝鲜战争时的志愿军，能维持个七天攻势算不错了。而且本身后金所占之地也不产粮，国家经济处于崩溃边缘。如果只修大凌河，按原来的计划在五月完工，那么秋收的时候只要坚壁清野，后金就算攻过来也坚持不久。结果因为同时给右屯备料，工程拖到秋后，皇太极指挥满洲全国男男女女倾巢而出，既攻打大凌河新城，又在野外掠食。
本来如果兵部尚书没换人，其实也不至于出什么大问题。因为大凌河修城已经步入尾声，接下来坚壁清野，顶多让后金占点粮食的便宜，也不至于全面溃败。问题是就在这个时候本兵梁廷栋下台，换上了熊明遇。熊明遇上一台，第一件事就是放弃辽东修城，严令修城的祖大寿撤入宁远。城马上就要修完，祖大寿想抗令一两天把城修完也不算什么事。结果就在这一犹豫之间，被后金包了饺子，坚壁清野也没做，后金二十万男女在大凌河周围好好过了一个秋收。大凌河数万人全军覆没，最后到了食人噬骨的程度。
民主么？那就是个狗屁。人有上智下愚，不用上智来治理国家，非用下愚、乡愿来治理，这国家能好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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