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一篇好文章，跟子女教育应该有关系。

青春无悔，从何谈起

何家声

 

来到美国之后，最伤心的事莫过于总以为我再也找不到那帮共患难的战友了，尤其是再也见不到那些一起长大，一起上中小学，又一起上山下乡的六九届初中同学们了。我们一起共过患难，有一种永远也剪不断的情怀，在如今金钱利益当道，虚假吹嘘为常的社会环境中，这种诚信是非常可贵的。

我们在一起渡过了人生极其宝贵的和痛苦的青少年时代。1973年我趁着评水浒批投降派的机会读了水浒传，从来没弄明白宋江投降有什么不对的，只是看到那些被逼造反的好汉们也能够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感到非常地羡慕。要说那些都是些不太守法的一般百姓，很多人还不富裕，林冲一个看草料场的配军还能买些牛肉酒饭。我们树林公社的供销社里，连白糖都没有得卖，别说酒肉了，我们的生活根本比不上宋朝。

互联网的连接，地球变得小了，时空变得近了，尤其是他能把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战友们又重新联络起来。每次收到来自微信的问候，感觉都是那么的亲切和温暖。看到他们的聚会，虽然我远在地球的另一边，还在上班，可感觉就像再次回到他们中间，打闹着，调侃着，无忧无虑在一起消磨着时光，有永远说不完的笑话，讲不完的故事，道不尽的情意。

上山下乡是空前绝后的经历

知识青年的经历的确让人感觉不一般。虽然没有当过老红军那样到处受人尊重得到照顾，也没有当过援缅远征军那样刻意被人忽略，但是当过知青的经历的确让人感觉到是受过苦的，是个过来人，就像当年落草过瓦岗寨，入伙过水泊梁山一样，有过不一般的经历。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经历是中国历史上千年都碰不到的，这机会绝对是前无古人，如果人类社会正常发展，应当不会再有第二次，所以知识青年是可以有能够自豪的经历的。 几千万的人口，持续十年的大迁移，在中国历史上实际上实在是不多见的。大概只有明朝山西洪洞县大槐树移民的故事才可以和他相比。 另外，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一个移民活动是要求全体适龄青年都参加的。历史上的移民不可能把适龄青年百分之九十九都移出去的，一般读书在校的学生可以不参加，世家子弟，皇亲国戚，也都不会参加到这种针对平民百姓的整城整年的移民动作的。然而我们经历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却是包括了几乎全部从社会上层到底层的适龄青年的。因为这是个没有

经过社会筛选的团体，所以部长的孩子和城市贫民的孩子可以住在一个土炕上，抢吃一个盆里的饭菜，这是在一般的社会历史环境中是很难出现的情况。

最后，一般移民的行为都是有经济和战争的需要作为前提的。例如，隋炀帝征东，修大运河，秦始皇修造长城，阿房宫。可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却是以教育青年的思想为目的，这更使得他成为独一无二的历史事件。唯一可比的只有玉皇大帝把孙悟空送进炼丹炉的处理，目的是一种惩罚。

上山下乡是一种惩罚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一种惩罚，不是什么奖赏。当时让知识青年下乡是为了受教育，是因为他们还不够好，得经过再次的教育。然而，教育到什么程度就好了，就合格了，毕业了，上面没有讲，大概根本就没有想过，也根本就没打算让知识青年再回到城里来。这就像玉皇大帝把孙悟空扔进炼丹炉的过程一样，根本就没有想让他活着出来。

当然，这个教育人的目的并没有达到。知识青年没有一个人承认自己是这个再教育的合格毕业生。每个人留下的都是自己对苦难，饥饿，寒冷的回忆，眷恋的是战友互相救护，掩护，保护的情意，从来没有为创造出什么领先技术带来的骄傲，也没有成为什么第一所带来的荣耀。

在现在社会的职业场中，如果你标明了知识青年的经历，很多人马上就会把你放在半废品的档次中。只有那些成功人士，偶尔会显示一下自己上山下乡的经历，说明自己也是苦出身，然而之后那个研究生的学历，大公司或者政府部门的工作和管理经验才会真正显示他们的实力。对大多数知识青年来说，这上山下乡的经历除了给他们贴上年龄大，没文化，没技术的标签之外，没有任何优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就像文化大革命大串联一样，是对社会资源的浪费。 知识青年真的对祖国建设有很大的贡献？打的粮食自己不够吃，根本不能自己养活自己。经济上是完全的失败。从来没听说过什么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力挽狂澜，拿出多少亿给国库做贡献的事。

知识青年真的给边疆人民带来先进的文化？要知道那时候知青接受的是再教育，根本不是什么先进文化对落后文化的教化，而是在接受边疆人民的文化。

知识青年真的能够保卫边疆？ 1971年冬天去前旗拉羊粪，每个兵团战士都是，蓬头垢面，食不果腹，衣衫褴褛，面黄肌瘦，一百多里地路程就让最精锐的男生排丢盔弃甲，狼狈不堪，掉队的散落在几十里的路上，一半以上是被别人拉回连的，别说还能参加什么战斗了。宋朝明朝都有军队日行百里，奔袭取胜的记录，我们那里有人家的体力。如果真有苏修特

务对七连兵力作一标定，当被标为：号称一连实为难民营一座，因为全连四百兵力估计对付不了人家一个班加一辆坦克。

知识青年返城的事发生在最高领导人逝世之后，是知识青年拼命抗上才把自己的利益争取回来的。后来的领导人根本没有改正这个错误决定的意图，只说是今后不再上山下乡了，并且在执行中央决定上打了马虎眼，才让每个知识青年都以个人病退的名义回城的。

青春无悔无从谈起

虽然在教育，经济，政治层面上山下乡是一个完全的失败，很多人还是希望通过个人的成就而体现上山下乡的正面作用，不然这些年不都浪费了。

比如很多人认为上山下乡让自己得到了锻炼，从此任何困难都不怕了，意志得到了锻炼。上山下乡使自己能够见到那么美丽辽阔的疆土，那么实实在在勤劳勇敢的人们，增长了见识。上山下乡的经历使自己对事情的估计更加实事求是，因为说大话是要饿肚子的，因此对假话空话有一种天生的防御性，对假的东西的识别有了更高的辨别能力。在兵团建立的友谊，是自己一生的宝贵财富，在社会中充斥着各式各样假的东西的当今，这种在战友中才能找到真情是非常可贵的。另外，你不是看见，当今的最高领导人，不也上山下乡过吗？我们自己人中不是后来也有人当了大官吗。

然而，这是把原因和结果搞错了。孙悟空最后变成了火眼金睛并不是玉皇大帝的本意。秦琼是瓦岗寨的英雄，但是他的功劳是帮助李世民打江山挣下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收获和结果都不是上山下乡决定者最初打算的。

判别你是否真的认为自己是青春无悔其实是可以测验的。如果认为是青春无悔，你是否打算让你的小孩到你插队和兵团的地方去锻炼几年？

在美国很多名校，很多家长愿意把小孩送到自己的母校去学习。尤其是像哈佛，斯坦福之类的学校还给这些小孩在入学上提供些优惠。我没有见到过任何一个知青愿意把自己的小孩再送到他们所去过的农村边疆锻炼七八年，青春无悔从何谈起？

我们宝贵的青春是在打黄土坷垃中渡过的。我们当中应当出现更多的科学家，工程师，艺术家，画家，作家，名演员。在应当受教育的时候，我们受教育的机会被剥夺了。

有的战友会说我们也搞过科学种田。从现在看，那时讲的科学种田根本就没有什么科学内容。我们每年春天下种的时候总会把尿素和种子掺在一起种下去，我们当中有几个人知道，这尿素和种子一起种到地里是个浪费。

我们现在有多少人是在家等小孩回来修电脑，发照片，而不是手把手教小孩安装电脑，修改他们写出的电脑软件。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会对着打开的汽车前盖发懵，不知道这些方的

圆的到底是干什么的；这车除了烧油之外还要加水。当时我们应当去念书，上学，学习能够再生本领的能力，社会没有给我们这个机会。

六九届上山下乡是个没人指出的错误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要求的是知识青年。六九届初中生，即没有知识又不是青年，根本就不该上山下乡。学校给发的那个毕业证书，一生中从来没有过用处。所以，让六九届上山下乡本身就是执行政策时的错误。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六九届初中生是小学还没毕业，什么当红卫兵，破四旧，大串联，都因为太小不让去。就是有个别的参加了大串联，也是自己瞎跑，弄上个温饱，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就不容易了，大字报都不会写，甭说干什么革命了。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没有我们的份，就连这个最简单跟上起哄喊口号的事都不让参加，怕人多给踩坏了。到了农村，边疆，一帮十五六的毛孩子，根本未成年，不单是农活不会干，文章不会写，而且连取暖，洗衣，等基本的生存本领都不会。睡觉尿炕的事也绝对不是什么稀罕事，因为根本就没有长成人。

六九届是最没有文化的一届。当时的文化水平也就小学毕业，仅仅扫盲而已。来自北京的知识青年，因为学校都关门停课，都没有学过什么初中的文化课。可当时在兵团附近内蒙古地区的中学并没有停课。1973年我们复习高考时，树林公社放电影的就是个高中毕业生，对我们绞尽脑汁去解的初中数学问题，他都不费力可以解决，我感到非常的惭愧。因为我们在自学初中文化课，中国的课本是需要老师在课堂演示的，是很难自学好的。当然后来很多人自己学习了些文化知识，尤其是文科知识是可以自学的。但是再难些的数学，英文，日文等外语在乡下绝对是学不好的。

估计那时候也应当有人发觉了这个错误，可那时候谁也不敢提出来反对执行这个最高指示，所以也就跟上大家一起推动这辆规模浩浩荡荡，目的莫名其妙的大车。我们知道，后一届，北京七零届的初中生就不用再到边疆来了，可见有人察觉到这个错误，偷偷地把政策改了。

当今许多当年的知识青年希望从政府得到些补偿，特别提出要对当时年龄比较小的，也就是对六八，六九，七零届，重点补偿，原因是他们在国家危难之际，以上山下乡的方式承担了义务，减低了社会的动乱，使国家得到了稳定。然而，这个理由并不充分，因为只有把最捣乱的迁移到农村去才能使城市更加安定。可这些未成年的六八，六九，七零届初中生是最没有捣乱能力的，怎么可能承担了更大的义务？要我看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们对稳定政局承担了更大的义务，也不是他们承担了更多的保卫边疆的责任，而是他们根本就不该去。因为他们未成年，政府的错误使得他们遭受了比一般知识青年更多的苦难。这就像大夫给病人吃错了药，刑场上枪毙了赔绑的，法官把旁边起哄的和打架的一起判了刑，是执

行政策上的错误，所以政府应当承认当时的错误和对其错误决定所造成的伤害予以赔偿，才为合理的要求。

然而最让人害怕的和匪夷所思的就是这个牵动千千万万家庭的大事件，就这么稀里糊涂地像个没有车倌的马车凭着惯性逛荡了好几年，没有人知道他到底会去哪儿，没有人指出那车上拉着些不该上车的孩子，没有人能让这辆车停下来。

 

知识青年历史之责任

其实知识青年的困难并没有随着回到城市而彻底解决，新的问题又一直缠绕着过去的知识青年。

当一个人拿上病退的文件回到曾经居住的城市，知识青年所面对的已经不再是班长连长，熟悉的战友，面对的是一个曾经熟悉，但是已经变得冷酷的社会。他们和这个飞速发展的社会是那么的不和谐，对这个要求“革命化， 年轻化， 知识化，专业化”的社会，除了革命化之外他们是一无所有。工作上他们要领更少的工资，管年轻人叫师傅学手艺，被那些上过大学比他们年轻十岁的毛孩子管着。在家里既要照顾老人，又要培养下一代，还要一起挤在小小的屋檐下。当不能找到技术含量更高的活，他们就去修马路，当搬运工，看仓库，要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努力才能勉强活下来。当没有那么多国营企业的工作岗位时，他们没有灰心丧气，伸手向国家要，而是自己摆小滩，当个体户，发挥了无与伦比的对生活的创造力。同时，他们还要忍受着社会上各种歧视藐视甚至敌视，承受住新旧文化产生的撞击，他们用自己的行为实践着自己的理想。

我们的一个战友，已经故去的王孝武，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在我妈妈家门口的那家豆制品厂工作，我每个星期回家的路上经常看见他在库房里收拾麻袋打扫卫生。那次看见我回家来，他兴冲冲地跑到我家跟我说，他被提拔当车间主任了，我的确为他高兴。他说：我在兵团呆了七八年，连个副班长都没让我当过；上了八年学，连个学习小组的副组长都没让我当过，因为我下过乡去过兵团，干活实在，被选中当了车间领导。在那个时代，这是个及其普通的例子；我们常常听到过如此的评价：这人说的可信，出的主意可行，做的事可靠，因为他下过乡，去过兵团。这是口颂的丰碑，我们在在各个角落里发射着自己的光芒。

知识青年的苦不应当白受。要郑重地告诉大家和下一代，我们不应当再去重复那不堪回首的历程。作为每个曾经的知识青年，最重要的是应当尽自己的努力，避免让这种悲剧再次发生，这才是我们的苦没有白受的硬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