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起飞，降落。
短短一个多月，我再次回到北京。
住进旅馆后，第一件事就是给签证代办中心的人打电话，一位女士很委婉地安慰我说：“再耐心等两天吧，应该快下来了。”
两天后，三天后，得到的回答依然是相同的。
我的心突然变得慌乱杂芜起来，恐慌的心绪像雨后野草般疯狂地滋长着，让我根本无法平静。我惴惴不安地来到了代办中心，请求他们为我再去问问，再去查查，生怕姐姐的名字被疏漏了。
一查无果，再查依旧。
询问后得到唯一肯定的答复就是：材料都是齐全的，书写也没有什么错误，联系方式也是对的。可我就是想不明白，问题到底出在了哪里？？？
心游万仞，苍苍莽莽。真是长风亦无路，流水三千阻！
我暗自阿Q地安慰自己：“再等等，再等等！签证也许明天就会下来。”
可是有谁能知道，焦盼之中，心的恐慌，刻骨入髓，仿佛生死间的挣扎，让人茫然而无助。
一周后，代办中心的人好心劝我回家等待，并说一有消息立刻会打电话通知我。大脑一片茫然的我无奈地便傻傻地坐上了回家的列车。
回到家中，我一边宽慰姐姐，一边安慰妈妈。姐姐，在黑暗中期待着有一天自己能重见光明；妈妈，在绝望中盼望着不远的一天我能带姐姐顺利赴日。
家人所有的希望与寄托排山倒海般压了过来，我有种将姐姐高高举起，又重重摔下的愧疚感。
突然，我开始有些羡慕鸵鸟，羡慕它们眼前至少还有一堆幸福的沙子，可以躲避，而我却一无所有！
我，只能义无反顾地往前走！
十天过去了，签证依然毫无结果，返程机票马上到期了。我告诉妈妈：“我必须返回日本，因为医院那边在等着我的答复。如果姐姐的签证下来了，只好让他们自己买票飞过去。”
提前一天来到了北京。性格执拗的我要去问个究竟，因为自己属于死也要死得明明白白的那种人。这一次，我径直来到了日本大使馆。
知道我既不是申请签证的，也不是领取签证的人之后，其中一个门卫毫不客气地拦下了我，并说有什么事情去代办中心询问，这里的人无法接待我。
我再一次陪着笑脸，恳求着对方，门卫终是发了善心，并叮嘱我：千万不能说是他放我进来的！我感激地点头应答着。
大厅里安静得有些严肃的味道，玻璃窗后面一张张毫无表情的面孔，目光中透出拒人千里之外的冰冷。
轮到我了，接待我的是一位面容姣好的年轻女孩，当我说明了来意后，对方冷漠高傲的神情里透出了一丝的不耐烦：“回去等结果就是了！”
我告诉对方：姐姐已经递交申请快两个月了，我可以等，姐姐的眼睛等不了。并小心翼翼地问对方：一般情况下，最多不过三周就会有结果，为什么姐姐的签证到现在还没有结果？问题到到底出在了哪里？我请求她帮我再去问问。
对方瞟了我一眼，甩过来一句测不出任何温度的话：“材料在审查中，我们也不知道 。”
我真的有些着急了，恳请对方让我见一下日本的签证官。我告诉她，自己想与他们当面谈谈。
可能是我没完没了过分无理的请求恼怒了她，对方不屑一顾地又甩过来一句：“签证官不会见你的，我们这里忙着呢！”
我的心在一点一点地往下沉，我告诉自己要保持十二分的耐心与平静。我几乎是用哭着的语气恳求她：我的姐姐伤得很严重，我们是去日本求医的，不是旅游！我只需她帮我递一句话，见与不见那是他们的事情。
我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流了下来，可能是我的眼泪不经意间砸疼了她，对方心软了，径直走到了后面。
不一会儿，一位带着眼镜的中年女士走了出来，身上透着一种干练，还有日本女人特有的温柔典雅。对方微笑着示意我坐下，没等开口说话，我的眼泪又哗哗地流了出来。
我哽咽地告诉签证官，姐姐因为工伤打坏了双眼，几乎双目失明，在北京做了三次手术，医生都无能为力。现在，我跑遍了自己居住的整个城市，终于为姐姐联系到了一家医院，对方也答应会请日本最好的医生来为姐姐手术，而我此次回来就是接她去日本的，可是签证却迟迟批不下来。
我还告诉对方， 姐姐的视网膜脱落已经八个月了，医生说如果再不及时手术复位，真的就一点希望都没了。而且在递交申请时，我们已经将医院的所有资料一并附上，以方便他们调查、核实。
我流着泪恳请签证官能帮帮我，帮帮我的姐姐。并告诉她，无论手术成功与否，我的家人都绝不会偷偷滞留在日本。
对方沉默了一会儿，问道：“去日本治病，不是一笔小数目，你们有足够的经济做担保吗？”
我告诉签证官：姐姐很幸运，遇到了一位非常善良好心的医生。院长已经答应为姐姐免费治疗了，而我的导师也愿意出钱帮助姐姐。最后，我又强调：即使他们不帮我，经济上也绝对没有问题。
说着，我随手拿出了准备好的两张名片，告诉签证官：如果有必要，她可以立刻给院长或我的导师打电话核实。
签证官拿过名片，打通了院长的电话。简短的交流后，又回到了我的面前，语气不急不缓地告诉我：材料他们需要再核实，让我回去等结果。
童年好，那时候相信童话；成年了，却要自己去创造童话，傻得确实不太可爱。
但，为了姐姐，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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