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们的一地鸡毛
美国哲人爱默生讲了一句话，他说：“所有的英雄最后都令人讨厌。”文化大师们似乎也难逃例外。
从章太炎因反清被他老师俞曲园骂为“不忠不孝，非人类也”；熊十力自称为熊十力菩萨，经常和冯文炳因讨论学术问题大打出手；而鲁迅被沈从文讽刺“一个时代的代表作，结起账来只是精巧的对骂”；前些时著名画家范曾的《蝜蝂外传——为黄永玉画像》再掀波澜，矛头直指另一当代国画大师级人物黄永玉，而且是“我耻于与黄永玉再有任何的交往，包括答复他对我的攻击，我这篇文章是对他的最后回答，使他知道，在中国不要以为可以仗势欺人、为所欲为，上帝给每一个人平等的权利。在中国也没有什么高等华人。”
大师们的“撕咬”精彩纷呈，且一地鸡毛。
“我夹在中国两个最会作秀的人当中”
２００９年，于中国文化界似乎是一个多事之秋。画家范曾的《蝜蝂外传——为黄永玉画像》横空出世，这篇被称为“恐怕是范曾最好的文字”的檄文，不仅让人认识了“蝜蝂”这一生僻词，更使得两位书画界大师的亲人、弟子、朋友一众人等纷纷出面演绎不得不说的故事，激起一地鸡毛。
黄永厚与黄永玉为兄弟，与范曾为好友，却有妙句：“我夹在中国两个最会作秀的人当中。”据说在一次酒席上，黄永玉曾抄着啤酒瓶对邻桌的范曾大喊：“我今天要打一个人！”范曾在文中有一段文字惟妙惟肖：“后来北京美术界盛传黄永玉拳打范曾，范曾瓶敲黄永玉，此乃演义，未完成式变成进行式。其实以黄永玉之三寸丁葛树皮和嶙峋瘦骨，何待用啤酒瓶，以本人少小时学得的一二散拳，足以使其跪地求饶。北京美术界文采风流、扫地以尽，黄永玉，黄霸天也。”又言在一次邂逅中，“忽有一矮矮动物撞我，定睛一看，乃叼着烟斗的黄永玉”。
在这场口水战里，黄永玉成了告密者，无良之辈，“他面部肌肉变化之神速，由气指颐使而阿谀奉承……在京门也堪称一绝。尤其当大人物寿诞之类的时刻，他必匐伏于地作丈二巨作，送货上门”。
而范曾更是被指“叛国抢妻夺财，一个也不少”。
无论是文革时期，顺着郭沫若批斗恩师沈从文，揭发其“头上长脓包烂透了，写黄色小说，开黄色舞会”，还是“和须遵德先生以兄弟相称的日子里，不但与其妻张桂云通奸，还设计霸占其财物……１９９０年背弃原配，写下了《去国声明》而叛国，被开除了所有职务……范曾的座右铭是外靠奸商、内靠官僚”，哪一个都是重磅炸弹。
范曾和黄永玉的交恶，早已超越了“文人相轻”，形同“泼妇骂街”——只是更精彩一些。别小看了吵架，那可是舌尖上的探戈。周星驰的《九品芝麻官》将吵架能力提升到了安身立命的高度：知识分子要是真有此一技之长，自然所向披靡，绝不会如同教授丈夫跟泼妇老婆吵架，听了一大堆脏话后终于忍无可忍，大声叫道：“同上所述！同上所述！”
什么坛都是文坛，什么战都是骂战？
有人说，文艺圈中但凡有所谓“骂战”，多半没什么看头。直到冒出了两德?郭德纲和宋祖德 对骂：“你不属于自己，你的身体属于所有肇事司机”——但他们称不上大师，如胡适所说，他时常替那些骂他的人着急，“他怎么就骂不到点子上去？”
不久前，易中天发表博文《余秋雨公民的权利与义务》，调侃起了因为“假捐门”而处于舆论风口浪尖的余秋雨。易中天与余秋雨，光这两个“大师级”的名字，就足够吸引眼球。
在博文中，易中天对余秋雨极尽调侃，以自己被称为“易超男”为例，从余秋雨的身份说起，认为“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称余秋雨为“余首骗”是不妥的，不过“余含泪”或者“含泪大师”是可以的。就“假捐门”事件，易中天连连发问，希望余秋雨回答２０万元汶川地震捐款的对象，并赋打油诗一首云：“看得明白就明白，看不明白不明白。揣着明白装糊涂，揣着糊涂装明白”。
不过，在这场公共辩论中，易中天主唱独角戏，似乎是有些寂寞。
对于捐款问题的质疑，相比夫人马兰怒斥“这是信口胡说”，余秋雨从不说明自己是否撒谎，而是一直一口咬定是“咬余专业户”所为，自己不予回应是出于“博爱”。而不屈不挠的易中天于６月３０日点评道：“哈哈！这个逻辑如果成立，则所谓‘咬余专业户’，恐怕就不止四个了。”
这场风波似乎远远没有平息，最新的背景是，８月４日捐赠西部计划志愿者的易中天特别强调，愿意接受媒体的监督和公众的质疑——不少人认为，这颇有给余秋雨“树榜样”的意味。
半个世纪前的“人间喜剧”
事实上，半个世纪前也曾有同样的一幕发生在两位画界大师之间，可以遥为近日范黄之楷模。
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１５日，“刘海粟欧游作品展览会”在上海开幕，一切看起来都很圆满，如果不是徐悲鸿随后发表在《申报》上的那篇启事。论战的起因是曾今可发表在《新时代》月刊上的应景文章说：“国内名画家徐悲鸿、林风眠……都是他的学生。”这句话惹怒了徐悲鸿，“鄙人在欧八年，虽无荣誉，却未尝试持一与纯粹之野鸡学校校长照片视为无上荣宠。”
刘海粟看到启事后大怒，立即反击，仅仅相隔一天，便在《申报》上刊登《刘海粟启事》曰：“图画美术院非‘艺术绅士’如徐某所能抹杀”。这下，画坛激起千层浪。彼时，徐悲鸿与刘海粟都是国内著名画家，一个是欧洲游学八载学成归国，被聘为北平大学艺术学院院长，一个是向军阀开战的艺术斗士，刚刚戴上了西方学者颁发的“艺术大师”的帽子，两个人之间一场恶战在所难免。
果不其然，４天后，徐悲鸿继续在申报刊登文章，说话更不客气：“伟大哉牛皮！急不忘皮，念念在兹。”此后，论战潜伏的暗流，一直伴随着两位大师的生活，甚至波及到徐刘二人之后的门派与后人，可谓回音渺远，影响颇广。
“文人好名，争风吃醋，历来传为笑柄”，画坛亦如此——也许正如钱钟书所言，只要它不发展为无情、无义、无耻的倾轧与陷害，终还算得上“人间喜剧”里一个情景轻松的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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