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伊斯兰文化及其哲学
第十章 回教文化及其哲学
作者：罗素
东罗马帝国，非洲和西班牙所遭受的入侵与北方蛮族对西欧的入侵在以下两个方面有所不同：一、东罗马帝国延续到公元1453年，久于西罗马帝国将近一千年；二、东罗马帝国的主要入侵者是回教徒，他们在征服东罗马之后并未改信基督教，而是发展了他们独自的一种重要文明。
回教纪元所由开始的海纪拉（Hegira）起于公元622年；
十年后穆罕默德逝世。他死去后不久，阿拉伯人立即开始征战，他们进展得异常迅速。在东方，叙利亚于公元634年遭受入侵，并于两年内全面屈服。公元637年波斯遭受入侵于公元650年全面被征服。公元664年印度遭受入侵；公元669年君士坦丁堡被围（公元716—717年重新被围）。指向西方的进军并不这样突然。埃及被攻陷于公元642年，迦太基则一直到公元697年才被攻陷。西班牙除了西北部一个小角落之外，于公元711—712年间也被攻略。指向西方的扩张（除西西里和南部意大利之外）因回教徒于公元732年图尔一役之败北而陷于停顿，这时正值先知穆罕默德死后一百年整。
（最后攻陷君士坦丁堡的奥托曼、土耳其人属于较后的时期，与我们现在所涉及的时代无关。）
当时有许多情况便利了这次扩张。波斯和东罗马帝国皆因其长期的战争而陷于疲弊。叙利亚人，系奈斯脱流斯教派，久已苦于天主教的迫害，但回教徒却容忍一切纳贡输捐的各派基督徒。同样，在埃及人口中占大多数的一性论者，也都欢迎了入侵者。在非洲，阿拉伯人与一向未被罗马完全制伏的贝贝尔人缔结了联盟。阿拉伯人同贝贝尔人联合起来进犯西班牙，他们在那里获得了久为西哥特人所迫害的犹太人的援助。
先知穆罕默德的宗教是一个单纯的一神教，没有夹杂上三位一体和基督化身等精微的神学。不但先知穆罕默德没有自命为神的要求，就连他的追随者们也没有替他作过这样要求。他恢复了犹太人禁止供奉雕刻偶像的戒命，并禁止饮酒。
忠诚信徒的义务在于为伊斯兰教尽多地征服世界，但却不许对基督徒、犹太人或拜火教徒加以迫害，——可兰经中称他们为“圣经之民，”也就是说，他们是遵奉一经教导之人。
阿拉伯的大部分是沙漠，其生产越来越不足以供应其人口的需要。阿拉伯人最初的一些征战只是为了劫掠，只有当他们体验到敌人的软弱无能以后才转为长期的占领。突然间，大约有二十年光景，在沙漠边缘上惯于艰苦生活的这些人，竟然发现他们自己变作了世界上某些最富饶地区的主人，他们不但得以享受各种奢华，并且获得了古代文明所有精致的遗产。但他们却比大多数北方蛮族更好他抗拒了这种变革的诱惑。由于他们在得国时未经多大残酷的战争，因而很少破坏，在民政上也几乎是原封未动。波斯与拜占庭帝国在民政方面原来已有高度的组织。阿拉伯部族最初对于民政的复杂性一概无所理解，于是他们不得不让那些在原机构负责的老手继续服务。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并未表现他们不屑于为他们的新主人服务。这次变动当真使得他们的工作更加容易了，因为课税有了很大减轻。一般民众，为了逃避贡赋遂大批地抛弃基督教而改信伊斯兰教。
阿拉伯帝国是哈里发统治下的一个绝对君主制国家。哈里发不但是先知穆罕默德的继承者，同时也继承了他许多圣洁。哈里发的职位名义上是由选举决定的，然而不久就变成了世袭。延续至公元750年为止的第一个王朝，乌玛亚德王朝，是由一批纯粹出于政治理由承认穆罕默德教义的人们所创立，他们一直反对那些忠实信徒中较为狂热的分子。
阿拉伯人，虽然以一新兴宗教的名义征服了世界上大部分土地，却不是一个很虔诚的民族；他们征战的动机与其说出于宗教，不如说出于劫掠和财富。正是因为他们缺乏狂热精神，所以一小撮战士竟能比较顺利地统治了文明水平较高的、信奉不同宗教的广大人民。
波斯人与此相反，从最早的年代起，便有着极其深厚的宗教心和高度的思辩性格。他们在改信回教以后，便从伊斯兰教中创出许多为先知穆罕默德及其亲属所意想不到的、更加有趣的、更加宗教的和更加哲学的因素。自从穆罕默德的女婿阿利于公元661年逝世之后，回教徒分成桑尼和释阿两派。前者是较大的一派；而后者则追随阿利、并认为乌玛亚德王朝是篡位者。波斯人一直属于释阿派。大半出于波斯人的影响，乌玛亚德王朝终于被推翻，并为代表波斯利益的阿拔西王朝所接替。这次政变以首都之由大马士革迁往巴格达为标帜。
在政治方面，阿拔西王朝比以前的乌玛亚德王朝更多地偏向于狂热派。虽系如此，他们并未统一整个帝国。乌玛亚德皇室中的一支避开了大屠杀而奔往西班牙，并在那里当了合法的统治者。于是，西班牙便从那时期独立于其余回教世界之外。
阿拔西王朝初期，哈里发的地位臻于极盛。他们中间最著名的一个哈里发是哈伦•阿尔•拉细德（死于公元809年）。他与查理曼大帝和女皇伊琳同时，通过《•天•方•夜•谭》，他成了人所共知的传奇人物。他的宫廷是一个奢华，诗文，和学术的燦烂中心；他的收入庞大无匹；他的帝国西起直布罗陀海峡东达印度河。他的意志是绝对的；他身边经常伴随着刽子手，只要他一颔首，刽子手便立即执行其职务。然而，这种盛况却未持续多久。他的继承者在以土耳其人构成其军队主力一事上犯了错误，土耳其人是不驯服的，不久他们便使哈里发变为一个无足轻重的傀儡；当军队对他感到厌烦，他便随时有被刺瞎眼睛，或遭到杀害的危险。尽管如此，哈里发统治却延续下来；公元1256年阿拔西王朝末一代的哈里发同八十万巴格达市民一起遭到了蒙古人的屠杀。
阿拉伯人在政治社会制度方面，以及其他一些方面的缺点是和罗马帝国的缺点类似的。由于君主专制政体与一夫多妻制的结合，每当一个统治者死去，便经常导致一场王朝战争，最后并以这个统治者的一个王子的胜利和其他王子的悉遭刑戮为终局。主要由于战胜的结果，而产生了无数奴隶；因而不时发生危险的奴隶叛乱。尤其因为哈里发王国位于东方和西方的中间地带，所以它的商业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不仅掌握到巨大的财富，产生一种对奢侈品有如中国丝绸，和北欧皮毛的要求，而且贸易，也由于特殊情况有所促进：例如回教帝国轸域的辽阔，阿拉伯语言作为世界语的普及，在回教伦理体系中给予商人的崇高地位等；我们记得先知穆罕默德本人曾作过商人，又他去麦加朝圣的途中也曾称赞过经商，”这种商业有如军队的统辖，有赖于阿拉伯人承继于罗马和波斯的大规模公路。他们不象北方的征服者那样竟然听凭这些公路崩坏失修。虽然如此，帝国还是逐渐分崩离析了——西班牙、波斯、北非和埃及相继分裂出去从而获得完全或近于完全的独立。
阿拉伯经济最出色的一面是农业，由于他们居住在缺水的地方，因此，特别擅长于灌溉。直至今日西班牙农业还受到阿拉伯人水利工程的实惠。 回教世界独特的文化，虽起源于叙利亚，却随即盛行于东西两端：波斯与西班牙。
叙利亚人，在征服期间是亚里士多德的赞美者，奈斯脱流斯教派重视亚里士多德过于柏拉图，柏拉图是为天主教徒所喜爱的哲学家。阿拉伯人最初从叙利亚人获得希腊哲学的知识，因而，从一开始，他们便认为亚里士多德比柏拉图更为重要。虽系如此，他们所理解的亚里士多德，却披上了新柏拉图主义的外衣。金第（约死于873年），这个首次用阿拉伯文写哲学的人，同时也是阿拉伯人出身的唯一著名哲学家，翻译了普罗提诺所著《九章集》的一部分，并以《•亚•里•士•多•德•神•学》的名义刊行了他的翻译，这给阿拉伯人关于亚里士多德的观念带来了很大混乱。阿拉伯哲学界自此历时达数世纪之久才得以克服这种混乱。
当时在波斯，回教徒与印度有了接触。在八世纪时他们从梵文书籍中获得了天文学的初步知识。大约在公元830年，穆罕默德•义本•莫撒•阿勒－花拉兹米，一个梵文数学天文学书籍的翻译家，刊行了一本以后在公元十二世纪译成拉丁文，名叫《•印•度•记•数•法》的书。西方正是从这本书中最初学得我们称为“阿拉伯”数字的东西，其实这是应该叫作“印度”数字的。这人又写了一本关于代数学的书，到公元十六世纪为止，这本书曾被西方用为教科书。
波斯文明在智力和艺术方面一直是令人赞羡的。但自从十三世纪遭受蒙古入侵后便一蹶不振了。奥马•卡雅姆是我所知的唯一诗人兼数学家，于公元1079年改订过历法。奇怪的是，他最要好的朋友竟是暗杀党的创始人，享有传奇式令名的“山嶽老人”。波斯人是伟大的诗人：菲尔杜锡（约生于941年），是《莎那玛》的作者，凡读过他的作品的人，都说他与荷马相匹敌。作为神秘主义者波斯人也很出色，但其他回族却不是这样。现尚存在的苏菲派可以有很大自由来神秘地和寓意地解释正统教义；该派或多或少带些新柏拉图主义的意味。
希腊影响最初传到回教世界，是经由奈斯脱流斯教派，但他们的世界观却绝对不是纯粹希腊式的。公元481年他们在埃德撒的学校为东罗马皇帝芝诺所封闭；以后其学者遂迁往波斯，并在那里继续他们的工作，但也不无受到波斯影响。奈斯脱流斯教派重视亚里士多德只是为了他的选择，起初阿拉伯哲学家，认为最重要的也就是他的逻辑。嗣后，他们也学习了他的著作《形而上学》和《灵魂论》。阿拉伯哲学家一般说来是百科全书式的：他们对于炼金术，占星术，天文学，动物学，以及对于举凡我们可以称为哲学的知识都感觉兴趣。他们被狂热与顽迷的群众以怀疑的眼光注视着；他们的安全（当他们安全的时候）多亏那些比较开明的王子的保护。
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有两位回教哲学家：一是波斯人阿维森纳，一是西班牙人阿威罗伊。前者闻名于回教徒，后者则闻名于基督教徒中间。
阿维森纳（伊本•西纳）（公元980—1037年）的一生是在人们通常认为只能在诗里才有的那类地方中度过的。他生于波卡拉，二十四岁时去到基瓦，“荒漠中寂寞的基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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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去到克拉桑——“寂寞的克拉斯姆海岸”。他在伊斯巴汗教了一个时期的医学和哲学，以后便定居在德黑兰。他在医学方面甚至比在哲学方面更为知名，不过他对盖兰医学并没有什么增益。从公元十二世纪到公元十七世纪，他一直被欧洲人视为医学的导师。他并不是一个圣洁的人物，事实上，他非常嗜酒与好色。他受到正统教派的猜忌，但由于他的医术关系却结交了一些君王。他曾因土耳其雇佣兵的敌意，不时遇到麻烦；有时他躲避起来，但有时又被投在监狱里。他著了一部百科全书，由于神学家们的敌意在东方几乎被湮没，但在西方，由于这本书的拉丁文译本却颇具影响。他的心理学具有一种经验主义的倾向。
他的哲学比他的回教哲学家前辈更多接近于亚里士多德和更少接近于新柏拉图主义。他象后期的基督教经院哲学家那样，曾专心于共相的问题。柏拉图说诸共相先于万物而存在。亚里士多德有两种见解，当他自己思想时他有一种见解，反驳柏拉图时又有一种见解。这就使得亚里士多德在注释家前成了一个理想的对象。
阿维森纳发明了一个公式，这个公式此后曾为阿威罗伊和阿勒贝尔图斯•马革努斯所重述：“思维导致形式的一般性”从这个公式上来看，人们可以设想他不相信，离开思维的共相。然而这种看法也还失之于单纯。类概念——亦即共相——据他说，同时在万物之前，在万物之中和在万物之后。
他对此做了以下的解释。在上帝的理解中，类概念存在于万物•之•前。（譬如，上帝决定创造猫，这就需要上帝应有“猫”的观念，因而在这方面来说，这观念是先于个别的猫的。）类概念存在于万物之中，存在于自然的事物•之•中。（当猫已被创造，猫性便存于每只猫之中。）类概念存在于万物•之•后，存在于我们的思维之中。（当我看到许多猫，我们注意到它们彼此之间的类似性，并得到了“猫”这一普遍概念。）这种见解显然是有意调解各种不同的理论。
阿威罗伊（伊本•拉释德）（公元1126—1198）与阿维森纳不同，生活在回教世界的另一端。他诞生在克尔多巴，他父亲与祖父都在那里做过审判官；而他自己也做过审判官，最初在塞比耶，以后在克尔多巴。起初他研究神学和法律学，后来又研究医学，数学，和哲学。有人认为他能分析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而推荐他到“哈里发”，阿部•雅库布•优苏夫那里供职（然而他却似乎不懂希腊文）。这位统治者很宠信他；
公元1184年任命他做他的御医，不幸这位患者却于二年后去世了。他的继承人雅库布•阿勒－曼绪，继续父亲眷顾阿威罗伊有十一年之久；其后由于正统教派之反对这位哲学家而大吃一惊。他革掉了他的职位。起初把他放逐到克尔多巴附近的一个小地方，继又把他放逐到摩洛哥。时人控告他不惜牺牲真正的信仰以从事古代哲学的发展。阿勒－曼绪对此发出了一道布告晓谕说：上帝已命令为那些妄想单凭理性就能导致真理的人备好地狱的烈火。于是把所有涉及逻辑和形而上学的书尽都付诸一炬。
不久以后，西班牙境内摩尔人的领域由于基督徒的攻略大为缩减。西班牙境内的回教哲学与阿威罗伊同时告终；回教世界中其他地区的严格的正统教义扼杀了哲学的思辩。
针对控告阿威罗伊违背正统教义一事，宇伯威克曾卓有风趣地替他进行过辩解——也许有人会说，这样的事应该留给回教徒去作决定。宇伯威克指出，按照神秘主义者的说法，可兰经中的每一章节都有七重、七十重或七百重解释，字面上的意义只是为了愚昧的俗人。按此，一个哲学家之教训似无法与可兰经有所冲突；因为在七百重不同解释之中至少必有一重解释理应适合这一哲学家的主张。然而在回教世界中，那些愚昧的人则似乎总是反对超出可兰经知识范围以外的一切学问；即便没有什么异端可供指责，情况也还是危险的。神秘主义者的观点，即人民群众应按可兰经字面解释行事，而聪明人则无需如此，是很难赢得广大群众承认的。
阿威罗伊曾致力于改进阿拉伯人对亚里士多德的解释。
这种解释在过去曾过分地受到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他给亚里士多德以一种对待一个宗教创始者般的崇敬——甚而远远超过阿维森纳给予亚里士多德的崇敬。他认为上帝的存在可以借着独立于启示的理性加以证明，这种见解也曾为托马斯•阿奎那所主张。论及灵魂不死时，他似曾紧紧地依附于亚里士多德，主张灵魂不是不死的，而智性（•努•斯）是不死的。
然而这并不足保证•个•人•的灵魂不死，因为知性虽表现于不同的个人之中，但它却是同一的。这种观点自然受到了基督教哲学家的驳斥。
阿威罗伊，虽是一个回教徒，却象后期大多数回教哲学家一样，并不是严格的正统教派。当时有一个纯属正统教派的神学家团体，他们反对一切哲学，并认为哲学有害于信仰。
这个团体中有一个名叫阿勒嘎则勒的哲学家他写过一本叫作《•哲•学•家•的•毁•灭》的书，书中指出，既然所有必要的真理都载于可兰经内，因而便再也无需独立于启示之外的哲学思辩。阿威罗伊写了一本答复他的书名叫《•毁•灭•论•的•毁•灭》。阿勒嘎则勒所特别拥护并用来反对哲学家的教条是：时间中的世界创自虚无；神的诸属性的实在性；以及肉体的复活。阿威罗伊认为宗教在比喻的形式中包含着哲学的真理。这种说法特别适用于创世，他从他的哲学的立场给创世以一种亚里士多德式的解释。
阿威罗伊在基督教哲学中比在回教哲学中更为重要。在回教哲学里他是个终结；但在基督教哲学里他却是个开端。公元十三世纪他的著作已被米凯尔•司各脱译成拉丁文，由于他的作品属于公元十二世纪后半期，这是令人惊奇的。在欧洲他的影响是很大的，这影响不仅体现于经院哲学家当中，同时也体现于许多否认灵魂不死被称为阿威罗伊主义者的非专业性自由思想家当中。在职业哲学家当中，特别仰慕他的人起初多为弗兰西斯教团僧侣和巴黎大学中的一些人。但这个专题却要待在以后的章节里加以叙述。
阿拉伯哲学作为独创性思想是不重要的。象阿维森纳和阿威罗伊等人主要都是注释家。总地说来，比较有体系的阿拉伯哲学家们的见解在逻辑和形而上学方面大部分来自亚里士多德和新柏拉图主义者，在医学方面来自盖伦，在数学和天文学方面来自希腊和印度，而在一些神秘主义者当中，其宗教哲学里还夹杂着一些古代波斯的信仰。阿拉伯作家仅在数学和化学方面表现某些独创性——在后者也还是研究炼金术时偶然遇到的结果。鼎盛时期的回教文明在美术和许多技术方面是值得称赞的，但在理论问题上没有显示出独立思辩的才能。作为一个传导者，它的重要性是不容给予过低评价的。古代和近代欧洲文化中间穿插了一段黑暗时期。回教徒和拜占庭人虽缺乏用以革新的智力却维护了文明的工具——
教育，书籍，和治学的闲暇。当西欧摆脱野蛮状态的时候回教徒与拜占庭人都曾给西欧以刺激——回教人主要于公元十三世纪，拜占庭人主要于公元十五世纪。在两种情况下，这刺激都产生了胜过传导者自身所创造的新思想——一是经院哲学，一是文艺复兴（当然文艺复兴还有其它原因）。
在西班牙的摩尔人与基督徒之间，犹太人形成了有用的一环，在西班牙有许多犹太人，当西班牙重新被基督徒征服时，他们继续留住下来。因为他们既通晓阿拉伯文，又被迫学会了基督徒所使用的语言，因而他们便能胜任种种翻译工作。在十三世纪中，另一种渗透方式是由于回教徒对亚里士多德主义者的迫害而产生的，这种迫害使得摩尔的哲学家们向犹太人那里避难，尤其是避难于普罗望斯地方。
西班牙的犹太人中出现了一位重要的哲学家，迈蒙尼德斯。他在公元1135年生于克尔多巴，三十岁时去到开罗，并在那里度过了余生。他用阿拉伯文写作，但不久即被译成希伯来文。可能是由于皇帝弗里德里希二世的要求，他的著作于他死后的几十年内又被译成拉丁文。他给失掉信仰的哲学家们写了一本名叫《•迷•路•者•指•南》的书。
其目的在于调和亚里士多德哲学和犹太神学。亚里士多德是尘世的权威，启示则是天上的权威。但哲学和启示在有关上帝的认识中是殊途同归的。真理的追求是一项宗教的义务。占星术遭到了摈斥。
摩西五经不该总以字面上的意义来解释；当字面意义与理性相抵触时，我们应该寻求一种寓言性的解释。他反对亚里士多德，主张上帝不仅创造了形式，而且也从无中创造了内容。
他写了一篇概述《•蒂•迈•欧•篇》的文章（他只读了该书的阿拉伯文译本）。在某些点上他喜欢这本书比喜欢亚里士多德更多。上帝的本质是不可知的，因为上帝超越了一切言语所能表达的完善。犹太人认为他是异端，甚而唆使基督教教会的权威者来攻击他。有人认为他影响了斯宾诺莎，但这是十分可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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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圣战的理论渊源与实质
尚劝余
伊斯兰圣战是伊斯兰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伊斯兰精神的最有力的体现和外化。在世界上的所有宗教中，圣战规模之大、持续之久、影响之深，莫过于伊斯兰教。从伊斯兰教诞生至今，它一直是一支“震撼世界的力量”，人类历史的回音壁上经久不息地回荡着伊斯兰圣战的呐喊。
一
一般认为，伊斯兰圣战分为两种，一种是为主道和信仰而战的圣战，一种是同与生俱来的内在邪恶进行不懈斗争的圣战。本文主要论及前者。
圣战，是阿拉伯语“吉哈德”(JIHAD)的意译，即“奋斗”。从狭义上说，它原指先知穆罕默德与麦加多神教徒进行的战争，后来指在伊斯兰教旗帜下为宗教而进行的一切战争。(注：赫伯特。戈特沙尔克著：《震撼世界的伊斯兰教》，阎瑞松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3页。)从广义上说，它是指传播伊斯兰教教义的一切活动，即为促进和保卫伊斯兰事业作出的任何努力，既包括说教的方式，也包括武力的方式。如巴基斯坦学者赛义德。阿布杜拉。毛杜迪在其所著的《伊斯兰生活方式》一书中所说：“吉哈德即尽自己最大努力，无论是通过嘴或笔或剑，传播安拉的话。”(注：王怀德、郭保华：《伊斯兰教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06页。)
伊斯兰圣战是伊斯兰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伊斯兰教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伊斯兰教的两大重要经典《古兰经》和《圣训》都指出圣战的重要性，号召穆斯林为信仰而战。《圣训》将圣战视为伊斯兰教最重要的部分。《圣训》中曾记载穆罕默德的话说：“我岂能不把事情的尖顶、支柱和最重要部分告诉你们?事情的尖顶就是伊斯兰；支柱就是祈祷；它的最重要部分就是吉哈德。”(注：托马斯。李普曼著：《伊斯兰教与穆斯林世界》，陆文岳和英珊译，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144页。)《古兰经》用大量篇幅论述圣战，规定“战争已成为你们的定制”(2：216)(注：马坚译：《古兰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冒号前后数字为章和节)。)；为主道而战的人将永远获胜，将得到真主的奖赏；为主道而战阵亡的信徒，比其余的信徒得天独厚，他们用不着等到世界末日，就可以马上进入乐园。乐园是一幅诱人的图景：“有水河，水质不腐；有乳河，乳味不变；有蜜河，蜜质纯洁。”(47：15)
伊斯兰教经典对圣战的种种规定成为穆斯林投身于圣战的原动力。托马斯。李普曼就此评论道：“《古兰经》中作出的那些在同异教徒的战争中身亡的人进入乐园的许诺，是鼓励穆斯林采取政治和军事行动的一种力量。”(注：托马斯。李普曼著：《伊斯兰教与穆斯林世界》，陆文岳和英珊译，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145页。)这一见解不无道理。
伊斯兰圣战也有其教义方面的理论基础和渊源。根据传统的伊斯兰教义，整个世界被划分为两大部分：伊斯兰区域(DAR AL-ISLAM)和敌对区域(DAR AL-HARB)。前者指接受伊斯兰统治的地区，包括穆斯林居住的地区，以及接受穆斯林当局统治的非穆斯林地区；后者指伊斯兰区域之外，由异教徒统治的世界上其他所有地区。
从理论上讲，伊斯兰的目标是把伊斯兰教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所有人都承认和信仰独一的安拉。因此，伊斯兰区域和非伊斯兰区域之间一直处于一种经常性的战争状态，伊斯兰教将这种战争称为“圣战”。在圣战间歇期间，允许穆斯林和异教徒通过共同边界，双方可以建立外交、贸易关系，但在非伊斯兰区域变为伊斯兰区域前，双方不可能有永久性和约。在伊斯兰教上升时期，一些穆斯林思想家提出了“伊斯兰国家与非伊斯兰国家不能永久共存”，“伊斯兰教的最终目的是将全世界都改变为伊斯兰领域”，“穆斯林必须不断通过‘吉哈德’使非伊斯兰地区转变为伊斯兰地区”等原则。(注：彭树智主编：《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进程》，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59页。)这些原则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内决定了伊斯兰世界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并使穆斯林不断向外扩张，用武力或非武力的方式向外传播伊斯兰教，实现了整个西亚北非的伊斯兰化。
马克思曾就伊斯兰圣战的这一教义基础和渊源写道：“《古兰经》和以它为根据的伊斯兰教法律把各个不同民族的地理和人文归结为一个简便的公式，即把他们分为两种国家和民族——正统教徒和异教徒。异教徒就是‘哈尔比’，即敌人。伊斯兰教宣布异教徒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并在穆斯林和异教徒之间造成一种经常互相敌视的状态。”(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0页。)这样的“人文学”从理论上论证并鼓励了具有神圣意义的征服战争。正如克雷维列夫所说，正是这种人文学思想将各个不同社会集团的群众组成一个有纪律的、志同道合者的阵营，在共同的宗教口号下进行远征。(注：约。阿。克雷维列夫著：《宗教史》(下卷)，乐峰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47页。)
伊斯兰教经典及教义对圣战所赋予的崇高地位及其相关规定，无疑是伊斯兰圣战不绝于史，伊斯兰信徒视死如归为主殉身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
伊斯兰圣战是伊斯兰教的典型特征，为圣战效力是每个穆斯林的义务。那么，伊斯兰圣战的实质到底是什么?要探讨这个问题，就必须追溯伊斯兰圣战的缘起和形成，因为它的实质就隐含在其中。
伊斯兰圣战首先起源于伊斯兰教诞生时期阿拉伯民族精神之中，它是阿拉伯民族性格的体现。正如王治心先生在《中国宗教思想史大纲》一书中所说：“一民族的宗教，正是其民族精神的表现：有强毅的阿拉伯民族，便会产生出富有团结和抵抗的回教。”(注：王治心：《中国宗教思想史大纲》，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3页。)关于阿拉伯人的民族特性，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笔者以为，阿拉伯的民族性格基调应在其赖以形成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状况特征中去寻找。
阿拉伯半岛是阿拉伯人的故乡，是伊斯兰教的摇篮。阿拉伯半岛自然条件的突出特征是沙漠广阔，水雨缺水，干燥炎热。这种特殊的自然环境，形成了阿拉伯人迫于生计而四处奔波的沙漠型生活方式和特性：他们热爱那无路可寻的沙漠和寸草不生的秃崖，可是又渴望离开这一切，向肥沃富庶的地区迁移，四处征战。阿布。泰马木在《坚贞诗集》中形象地揭示了阿拉伯人的这一特性：“你抛弃自己的故乡，不是为了寻找天堂，却是那面包和椰枣，把你吸引到了远方。”(注：尚劝余：《伊斯兰远征动因试析》，载《阿拉伯世界》，2000年第2期，第62页。)
就社会状况而言，当时的阿拉伯半岛尚处于原始部落氏族制向阶级社会过渡时期，即恩格斯所说的以大规模掠夺战争为特征的“英雄时代”。阿拉伯人的“英雄时代”深深打上了游牧社会独具的烙印，因为当时阿拉伯半岛大多数居民是游牧民“贝都因人”。为了争夺牲畜、牧场、水源和抗御外来侵袭，游牧部落之间经常互相攻击，战火连绵不绝。沙漠游牧民中盛行尚武精神。劫掠被奉为一种民族风俗，是一种自然而合乎逻辑的行动，是一种标志强盛的风尚。抢人驼马，掳人妻女，抢劫商队，被视为谋生的途径之一，是经济上调节余缺的一种方式。倭马亚王朝早期的诗人顾托密曾以四句诗形象地揭示了阿拉伯人的这种早期生活原则和特性：“我们以劫掠为职业，劫掠我们的敌人和邻居。倘若无人可供我们劫掠，我们就劫掠自己的兄弟。”(注：希提著：《阿拉伯通史》，马坚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6页。)
“英雄时代”特征和游牧社会特征的结合，使阿拉伯人养成了勇敢善战、争强好胜的民族心理。
阿拉伯半岛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状况决定和造就了阿拉伯人的民族性格，这种性格表现出巨大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一方面他们能够克制和忍耐，另一方面又表现出暴躁和易怒；一方面注重自由、直爽、强悍、信义、勇敢、慷慨、抗暴、扶弱，另一方面又喜好掠夺、争斗、复仇。
圣战不仅意味着征服、争斗，而且意味着反抗迫害、反对邪恶，这是阿拉伯民族双重性格合乎逻辑的反映，是阿拉伯民族禀性最富凝聚力的外化。(注：尚劝余：《伊斯兰圣战成因试析》，载《阿拉伯世界》，1991年第4期，第53页。)穆斯林历史上的伊斯兰圣战充分表明了这一点。圣战不仅是阿拉伯民族性格的充分体现，而且与伊斯兰教的产生、传播息息相关，是伊斯兰教和阿拉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
6～7世纪，阿拉伯半岛正处于新旧社会交替的历史大转折时期，氏族部落之间的矛盾，奴隶与奴隶主之间的矛盾，外族入侵导致的民族矛盾等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使阿拉伯半岛陷入不堪重负的内忧外患之中。各种基本矛盾的不断激化，孕育着一场重大的社会变革。实现阿拉伯半岛政治上的统一，已成为阿拉伯氏族部落的共同愿望，成为历史进程的客观要求。这一统一要求反映在意识形态上就是用一种新的一神教取代四分五裂的各部落的多神教。穆罕默德顺应历史发展潮流，挑起了阿拉伯半岛统一重担，创立并传播新的一神教——伊斯兰教。一神教的主张触犯了麦加贵族的政治、宗教、经济利益。穆罕默德和穆斯林遭到了残酷的攻击、刁难和迫害，最后被迫离开麦加，迁居麦地那。麦地那遂成为发展伊斯兰教、与信仰多神教的麦加贵族相抗衡的堡垒。穆罕默德在麦地那宗教公社初步巩固、条件成熟后，鉴于阿拉伯半岛的统一大势，旋即组织穆斯林大军，进行了一系列圣战，其中他亲自带兵出征的达27次。631年，阿拉伯半岛基本统一，政教合一的国家初步形成。从此，圣战使伊斯兰教迅速传播，成为一种震撼世界的力量。
《古兰经》反映了这一圣战形成的大致脉络。麦加时期，是穆罕默德艰苦创教的时期，因此麦加章的口气是温和的，号召信徒要避开多神教徒和不信道者，或者以地狱的苦难告诫世人，以天堂的享乐许诺信道者。这是由当时穆斯林的处境决定的。但是，麦地那章的语气较之麦加章的语气就大不相同了，充满了信心和勇气。麦地那章对所有反对信仰伊斯兰教的人表示了极大的愤怒，号召穆斯林同他们斗争并杀死他们：“你们要与他们战斗，直到迫害消除，一切宗教全为真主!”(8：39)“你们当为主道而战!”(4：84)这类号召对异教徒进行圣战的词句在麦地那章中大量出现，并越来越占有重要地位，成为伊斯兰教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兹勒。拉赫曼曾指出，在麦地那强盛时期，“除了礼拜和完纳天课，大概没有什么事情比圣战更受到重视了”(注：托马斯。李普曼：《伊斯兰教与穆斯林世界》，陆文岳和英珊译，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145页。)。
可见，圣战是伊斯兰教产生、传播和阿拉伯社会历史进程的必然产物，是反抗多神教徒迫害、侵犯，并战胜多神崇拜，完成阿拉伯半岛统一，加速阿拉伯社会发展的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
从上述伊斯兰圣战缘起和形成过程的追溯中，我们可以看出，伊斯兰圣战的实质就是维护和传播伊斯兰教，它所针对的：一是不信教者，二是压迫者即邪恶。这一实质表现出明显的双重性：一是扩张征服，二是抵御邪恶，亦即一方面体现出进攻性，另一方面体现出防御性。这种双重性和阿拉伯民族性格的双重性是一致的。
综观穆斯林的历史，有两类性质不同的圣战：一类是早期扩张征服的圣战；另一类是反抗迫害和侵略的圣战，即多齐所说的“圣战只有在伊斯兰教的敌人发动进攻时才进行；如果有谁按别的意思来理解《古兰经》的规定，那么，肯定是错误的”(注：约。阿。克雷维列夫著：《宗教史》(下卷)，乐峰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47页。)。四大哈里发时期和阿拉伯帝国时期的伊斯兰远征、奥斯曼帝国的征服等，属于前者；穆罕默德对麦加贵族的战争、萨拉丁对十字军的抗击、阿富汗对前苏联入侵的抵抗等，属于后者。
从伊斯兰教产生到现在，伊斯兰圣战从未停止过。可以说，一部伊斯兰历史就是一部圣战史。在漫长的历史演化过程中，伊斯兰圣战早已超出纯宗教的意义和范畴，它不仅是征服扩张的代用语，而且是反抗邪恶的同名词，既是文化传统，也是伊斯兰精神的体现。它融合、沉淀于穆斯林的潜意识中，不时显露出来，活跃于人类历史舞台上。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加紧对中东实行政治、经济、军事全面控制和渗透，从而对伊斯兰传统文化构成空前威胁的今天，伊斯兰圣战自然不会保持沉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