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楠：各位好，这里是《凤凰大视野》。面对苏联撤走专家停止援助，扔下的烂摊子，中国人必须收拾后重整山河，没有了老师的学生，其实反而放开了手脚，因此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有“被逼出来的”一说，当然那些驯核人也并不是一些简单的学生。
中国核试验的进程，更加深了对手的紧迫感，几十年之后，当时设计的一场“美苏合作”的具体细节被透露出来，而一场中国人释放原子力量的惊雷，也正在中国西部的戈壁滩上，迅速奔向倒计时的终点。
解说：60年代初，赫鲁晓夫认为，撤走了苏联专家，就等于是抽走了中国原子弹研发队伍的脊梁骨，他虽然不像某些人那样，嘲笑中国20年也造不出原子弹，但他也认为，中国起码还需要好几年才能研制出核武器，现在还没有到关注中国核问题的时候。
彭桓武（两弹一星元勋、中国科学院院士、时任二机部第九研究所副所长）：在拿苏联技术的时候，中央的政策是苏联专家加中国青年，所以像我，像王淦昌，都不可能参加这些工作，我们根本就不能沾边，我们培养别的干部，给他们输送干部。等苏联专家撤退了，中央政策改了，要自力更生了，那就不是苏联专家让中国人去了，我们去的时候是中苏（关系）已经破裂以后了。我们1961年才去，1959年就撤退嘛，专家。原子弹专家所以1959年6月就撤退了，不过这个事倒是好事，要是让他帮助的话，中国是肯定没有氢弹的。
解说：在中国的史书里，苏联撤退专家的事件，一直被认为是背信弃义的行为，而激起人们的愤慨。但确很少有人意识到，此事的另一面，它将一个撤空了的广阔舞台，摆在了中方知识分子的面前，这让一大批“英雄”几乎在一夜之间，找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这大概是当年事件的始作俑者没有预料到的。
1962年12月，包头核燃料元件厂投产；1963年8月，衡阳铀水冶厂投产；1964年1月，兰州浓缩铀厂生产出合格产品；1964年春节期间，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解决了核部件铸造中消除气孔的问题，至此重新起步的中国核武器工程，已经完全摆脱了苏联专家撤走的阴影。
原子弹的研制不仅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原子物理、基本粒子等理论自然科学的研究，也极大地拉动了建国初期简陋的工业基础。曾有人统计，用于尖端武器生产的各种新型材料，至少研究出6000多种。“两弹”的攻关工程，使中国的军事和民用工业的整体水平，跃上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台阶。
王翰飞（时任812厂厂长）：我们搞出来的时候，应该说大概是500克左右，一块金属致密的金属铀，银灰色，非常漂亮的一块铀。
解说：在青海高原稀薄的空气中，人们一次又一次地进行着，局部缩小尺寸的分解爆轰试验，要从其中找到释放原子力量的标准答案。在那段日子里，中国最担心的就是来自空中的威胁。
李英杰（时任221基地建设指挥部副总指挥）：当时我们掌握的情报，赫鲁晓夫那时候要想着搞我们，说中国人不能掌握原子弹，说中国人要掌握了原子弹，那可了不得了。他说把我们的核武器消灭在摇篮之内，那就不让你诞生。
张丕绪（时任504厂党委书记）：我们工厂里面经常还演习，美国来轰炸了，大家怎么样疏散，怎么样搞。我们那个工厂，本身附近驻了一个高炮师。
王真富（时任504厂副党委书记）：飞机，一个是拉警报，按照防空备战的方案，就是赶快撤出去，主要是工作技术人员，用汽车运走，工人技术干部，大概要这么几条线。剩下的那些，就是留下来的，那就是和工厂共存亡了。
李觉（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飞机经过青海湖的上空，然后就是到包头，那个时候我们地面的防空部队，也是比较注意的了，事先不联络这些事，都已经准备好了，结果就给它打下来了一架U-2飞机。
解说：1963年美国《时代》周刊，以“罗布泊”为题报道说，数月以来，在新疆深入沙漠的试验场，有明显的道路、车辆、住房和供应站，试验场地上活动频繁，U-2飞机和侦察卫星看得十分清楚。这更加深了总统肯尼迪的紧迫感，他曾在与美国且报部门负责任的谈话中说道，必须阻止中国成为一个有核国家，原则上不管用什么手段。
几十年之后，一位美国前高官透露了当时设计的“美苏合作”的具体细节，即在一次“先发制人”的打击行动中，苏美两国将各出动一架携带核武器的轰炸机，飞临中国原子弹试验场所在的罗布泊上空，各自投下核弹，并引爆其中的一枚。
苏联多次决绝讨论合作阻止中国核武研制计划后，美国仍在寻求单方面，采取打击行动的可能性，并寻找愿意冲在前面的盟友。1963年4月29日，代表美国军方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上，针对“迫使中共未来遵守核武禁试条约的手段”的研究报告中，认为台湾是最佳的选择。一个由美国主导设计，但台湾“操刀”的预先军事摧毁行动计划出台了。
解说：1963年9月11日，肯尼迪会见台湾来访的蒋经国，蒋经国提出，台湾愿意空降300至500人的特种部队到中共的核子设施附近，加以武力摧毁，要求美国提供运输机运送突击队。
大有兴趣的肯尼迪反复询问，运送那么多人，飞行那么远的距离，是否可行，飞机有没有被击落的危险。会谈后美台双方达成三点合作计划，其中第三点“战略标的”即为，以秘密军事行动，直接对中共关键军事及工业设施进行攻击，死神就要扑向即将点燃的中国火。
就在肯尼迪正在考虑中央情报局与台湾的特种部队如何联手动武的时候，一个惊动世界的事件突然降临。1963年11月22日，在达拉斯一颗横飞来的子弹，正中美国第35届总统肯尼迪的头部，使他成为了美国历史中第四位遇刺身亡的总统。
坐在总统专车后面一辆轿车里的副总统林登·约翰逊猛然发觉，自己已经是第36届美国总统了。约翰逊上台后，在迫在眉睫的中国核试验的问题上，启用的正是在肯尼迪时代不受重用的国务院政策规划局的罗伯特·约翰逊，这让美国对中国核试验的态度，发生了大逆转。
1964年4月14日，罗伯特·约翰逊将题为《采取行动轰炸中共核设施的可能性》的研究报告提交给白宫，报告的结论是，中国核武能力的意义，实在不足以让我们冒如此浩大的政治成本与军事风险任务。
正在白宫办公室里，仔细审视这份报告的美国总统约翰逊，肯定不知道，4天前大洋对岸的一位中国工人，正在启动车床，为那个他们最担心的东西，完成至关重要的三刀。
1964年4月10日，原子弹的核心部件加工，到了最后一道工序。领导决定，由上海青年的高级机工原公甫，来加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核部件。
原公甫（时任404厂房机械加工班副班长）：领导找我谈话，第一句话就是，就是你所担负的这项工作是天下大事，国家大事，所以一丁点问题也不能出，只能成功。
李觉：他的技术水平比较高，但是怎么又那么难呢，紧张，有放射性啊，你去车那个玩意儿，就要吃剂量的，这是一个。另外车的时候如果不注意，还可能引起燃烧。
周秩（时任404厂厂长）：要他休息好，吃好，那是照顾得很好的，要他精力充沛啊，还要给他做思想工作，不要压力过大，压力很大啊，头一个咱自己做。
解说：终于只剩下最后三刀了，这是关键的三刀，车多了，整个铀球就要报废，车少了，达不到标准，原子弹也不能爆炸了。原公甫定了定神，向总工程师报告，要加工最后三刀了。
张忱（原核工业部部长）：这三刀为什么那么关键，就我刚才说的，只要这一颗的原料，你要这三刀不成啊，这第一颗原子弹就废掉了，你再从头搞铀235，那就不是1964年爆炸，那至少要拖很长时间了。所以当时的公安部部里面的保卫部门都在现场，亲自在现场看着。
解说：1964年5月1日凌晨3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核心部件加工成功，车完最后一刀，大汗淋漓的原公甫几乎瘫倒在地。
6月6日进行原子弹一比一模型爆炸试验，获得圆满成功，与此同时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基地的飞机场、道路、通讯等工程基本完工。8月青海211厂历经三天，组装完成首次原子弹试验装置，不久在这个站台上被装上火车，启程运往西北核武器试验场。
中央专委任命当时任副总参谋长的张爱萍为中国首次核试验委员会主任，当时任二机部副部长的刘西尧为副主任，中国首次核试验的最后时刻即将到来。
针对中国的核计划，新上台的约翰逊政府做出了理性的判断，1964年美国时间的9月15日，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召集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麦·邦迪，中央情报局局长梅肯等，主要人物齐聚白宫。
在午餐会的餐桌上，终于达成了对中共核武发展的共识，排除并且否决了美国进行单独，片面的摧毁中共的核武设施行动，就目前情况宁可成全中共试爆，也绝不采用此一选项。
据此，约翰逊选择了以外交和宣传手段相对应的策略，武力打击计划被暂时束之高阁。也就在北京时间的这一天，中国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中南海主持第九次中央专门委员会，听取和研究了试验的准备情况。
原子弹的研发进程越逼近爆炸之日，全国备战的气氛就越紧张，由于之前美国一直威胁，要武力报复中国的核试验，与会者一时拿不准原子弹能不能进行试爆。
刘洁：有人讲，再不试验我就退休了，应该试验。另一种意见的话，就是说我们是不是把第二套，建设起来了以后再做试验。
解说：9月22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了，关于原子弹早响和晚响的两个方案。
朱光亚（两弹一星元勋、中国科学院工程院院士、时任二机部第九研究所副所长）：毛主席说，原子弹这个东西是吓人的，也不会用的，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吧。你们认为现在有把握了，就早点试，你别怕，大概这么一个意思。
解说：此时罗布泊的核试验基地，已经矗立起高102米，重大76吨的铁塔，塔顶端的金属小屋，就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装置的最后归宿。
1964年10月5日，美国总统约翰逊召集政府首脑，再次讨论中国的核问题，此时距美国大选只有一个月的时间，由于担心在此关键时刻出现冒险事件，他下令取消了先前决定的对中国罗布泊地区进入U-2侦察的计划。
这一天台湾的蒋介石对来访的美国《时代周刊》创办人亨利·卢斯说，美国国务腊斯克关于中共即将爆炸核武器的声明，只不过是痴人说梦。而就在前一天，中国首次试验的原子弹装置，已经运抵核试验场。
张爱萍：10月1日啊，原来总理他也并没有否定说是10月1号不炸，他就批准，反正你们准备一切，10月1日以前准备好。最后10月1号以前，9月30号总理打电话给我，说10月1号不炸，说原因就是10月1号啊，各国国家的元首都来了，他们还要给他们打个招呼。
解说：1964年10月14日，现场总指挥张爱萍在新疆核试验基地，向中国首次核试验委员会全体成员，宣布中央的命令，原子弹试验的零点时间定为，1964年10月16日15时。
陈能宽：当时作为很主要的是要保证响，炸不响你就是一个臭蛋了，那就糟糕了，太不能交差了，要保响。
李觉：我坐不住，我说这家伙我还得看看，最后按电纽的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安全电纽非常重要，按电纽的这个人如果他有顾虑，他按下去是不实的，这可了不得。
张爱萍：按这一下就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按，怎么按下去，好几个人去弄，都不敢弄，都说我不敢，我不敢。最后选中了一个，我们在一起，我们也不懂，我们最后就说，你有多大的力气，你就使劲按下去算了。因为他就是怕按不住，它炸不响怎么办，你反正用大力气压下去，不就完了。所以这样子最后他们才放心，都试验了好几次，最后，哗，一按下去了，响了。
就总理拿电话，我在里面数，9、8、7、6这样子数到最后，炸响了，我就嘴里面就说炸响了，我们很高兴，结果总理冷静一想，马上问我，是不是真的原子弹爆炸。这个我也不懂啊，是不是真的原子弹爆炸，我马上再一看，旁边坐着王淦昌。
王淦昌：轰，这个大得不得了，轰，这个东西，我们离爆炸的地方60公里，60公里那么远，60公里很远轰那听得见的，那不是吗一下子光，光以后轰起来了，那当然部是说普通炮弹那么大，是不可能的，他们说是不是，我说当然是。
彭桓武：我们造的那个头一次氢弹飞投空投的试验，算的是三百万吨，三百万吨怕算不准，拿三百万吨吗，保证它有一百万吨（安全余量），可是对那个飞机讲，算一千万吨（安全系数），给他三百万吨，他可以逃掉。
解说：原子弹以它超自然的巨大力量，被称之为人类的终极武器，在中国西部戈壁黄沙上爆炸的原子武器，一夜之间使一个贫弱的国家与世界超级大国坐在一起握手言和了，战争的天平最终走向平衡。
陈晓楠：不到一年之后的1965年八九月间，美苏两个超级核大国向联合国提交了一份“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草案。1970年3月5号，经联大两年前核准的这一条约正式生效，该条约其中一条就规定，非核国家保证不制造核武器。
1964年10月的那一响，为中国赢得了这个历史的机遇。
中国核试验的进程，更加深了对手的紧迫感，几十年之后，当时设计的一场“美苏合作”的具体细节被透露出来，而一场中国人释放原子力量的惊雷，也正在中国西部的戈壁滩上，迅速奔向倒计时的终点。
解说：60年代初，赫鲁晓夫认为，撤走了苏联专家，就等于是抽走了中国原子弹研发队伍的脊梁骨，他虽然不像某些人那样，嘲笑中国20年也造不出原子弹，但他也认为，中国起码还需要好几年才能研制出核武器，现在还没有到关注中国核问题的时候。
彭桓武（两弹一星元勋、中国科学院院士、时任二机部第九研究所副所长）：在拿苏联技术的时候，中央的政策是苏联专家加中国青年，所以像我，像王淦昌，都不可能参加这些工作，我们根本就不能沾边，我们培养别的干部，给他们输送干部。等苏联专家撤退了，中央政策改了，要自力更生了，那就不是苏联专家让中国人去了，我们去的时候是中苏（关系）已经破裂以后了。我们1961年才去，1959年就撤退嘛，专家。原子弹专家所以1959年6月就撤退了，不过这个事倒是好事，要是让他帮助的话，中国是肯定没有氢弹的。
解说：在中国的史书里，苏联撤退专家的事件，一直被认为是背信弃义的行为，而激起人们的愤慨。但确很少有人意识到，此事的另一面，它将一个撤空了的广阔舞台，摆在了中方知识分子的面前，这让一大批“英雄”几乎在一夜之间，找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这大概是当年事件的始作俑者没有预料到的。
1962年12月，包头核燃料元件厂投产；1963年8月，衡阳铀水冶厂投产；1964年1月，兰州浓缩铀厂生产出合格产品；1964年春节期间，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解决了核部件铸造中消除气孔的问题，至此重新起步的中国核武器工程，已经完全摆脱了苏联专家撤走的阴影。
原子弹的研制不仅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原子物理、基本粒子等理论自然科学的研究，也极大地拉动了建国初期简陋的工业基础。曾有人统计，用于尖端武器生产的各种新型材料，至少研究出6000多种。“两弹”的攻关工程，使中国的军事和民用工业的整体水平，跃上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台阶。
王翰飞（时任812厂厂长）：我们搞出来的时候，应该说大概是500克左右，一块金属致密的金属铀，银灰色，非常漂亮的一块铀。
解说：在青海高原稀薄的空气中，人们一次又一次地进行着，局部缩小尺寸的分解爆轰试验，要从其中找到释放原子力量的标准答案。在那段日子里，中国最担心的就是来自空中的威胁。
李英杰（时任221基地建设指挥部副总指挥）：当时我们掌握的情报，赫鲁晓夫那时候要想着搞我们，说中国人不能掌握原子弹，说中国人要掌握了原子弹，那可了不得了。他说把我们的核武器消灭在摇篮之内，那就不让你诞生。
张丕绪（时任504厂党委书记）：我们工厂里面经常还演习，美国来轰炸了，大家怎么样疏散，怎么样搞。我们那个工厂，本身附近驻了一个高炮师。
王真富（时任504厂副党委书记）：飞机，一个是拉警报，按照防空备战的方案，就是赶快撤出去，主要是工作技术人员，用汽车运走，工人技术干部，大概要这么几条线。剩下的那些，就是留下来的，那就是和工厂共存亡了。
李觉（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飞机经过青海湖的上空，然后就是到包头，那个时候我们地面的防空部队，也是比较注意的了，事先不联络这些事，都已经准备好了，结果就给它打下来了一架U-2飞机。
解说：1963年美国《时代》周刊，以“罗布泊”为题报道说，数月以来，在新疆深入沙漠的试验场，有明显的道路、车辆、住房和供应站，试验场地上活动频繁，U-2飞机和侦察卫星看得十分清楚。这更加深了总统肯尼迪的紧迫感，他曾在与美国且报部门负责任的谈话中说道，必须阻止中国成为一个有核国家，原则上不管用什么手段。
几十年之后，一位美国前高官透露了当时设计的“美苏合作”的具体细节，即在一次“先发制人”的打击行动中，苏美两国将各出动一架携带核武器的轰炸机，飞临中国原子弹试验场所在的罗布泊上空，各自投下核弹，并引爆其中的一枚。
苏联多次决绝讨论合作阻止中国核武研制计划后，美国仍在寻求单方面，采取打击行动的可能性，并寻找愿意冲在前面的盟友。1963年4月29日，代表美国军方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上，针对“迫使中共未来遵守核武禁试条约的手段”的研究报告中，认为台湾是最佳的选择。一个由美国主导设计，但台湾“操刀”的预先军事摧毁行动计划出台了。
解说：1963年9月11日，肯尼迪会见台湾来访的蒋经国，蒋经国提出，台湾愿意空降300至500人的特种部队到中共的核子设施附近，加以武力摧毁，要求美国提供运输机运送突击队。
大有兴趣的肯尼迪反复询问，运送那么多人，飞行那么远的距离，是否可行，飞机有没有被击落的危险。会谈后美台双方达成三点合作计划，其中第三点“战略标的”即为，以秘密军事行动，直接对中共关键军事及工业设施进行攻击，死神就要扑向即将点燃的中国火。
就在肯尼迪正在考虑中央情报局与台湾的特种部队如何联手动武的时候，一个惊动世界的事件突然降临。1963年11月22日，在达拉斯一颗横飞来的子弹，正中美国第35届总统肯尼迪的头部，使他成为了美国历史中第四位遇刺身亡的总统。
坐在总统专车后面一辆轿车里的副总统林登·约翰逊猛然发觉，自己已经是第36届美国总统了。约翰逊上台后，在迫在眉睫的中国核试验的问题上，启用的正是在肯尼迪时代不受重用的国务院政策规划局的罗伯特·约翰逊，这让美国对中国核试验的态度，发生了大逆转。
1964年4月14日，罗伯特·约翰逊将题为《采取行动轰炸中共核设施的可能性》的研究报告提交给白宫，报告的结论是，中国核武能力的意义，实在不足以让我们冒如此浩大的政治成本与军事风险任务。
正在白宫办公室里，仔细审视这份报告的美国总统约翰逊，肯定不知道，4天前大洋对岸的一位中国工人，正在启动车床，为那个他们最担心的东西，完成至关重要的三刀。
1964年4月10日，原子弹的核心部件加工，到了最后一道工序。领导决定，由上海青年的高级机工原公甫，来加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核部件。
原公甫（时任404厂房机械加工班副班长）：领导找我谈话，第一句话就是，就是你所担负的这项工作是天下大事，国家大事，所以一丁点问题也不能出，只能成功。
李觉：他的技术水平比较高，但是怎么又那么难呢，紧张，有放射性啊，你去车那个玩意儿，就要吃剂量的，这是一个。另外车的时候如果不注意，还可能引起燃烧。
周秩（时任404厂厂长）：要他休息好，吃好，那是照顾得很好的，要他精力充沛啊，还要给他做思想工作，不要压力过大，压力很大啊，头一个咱自己做。
解说：终于只剩下最后三刀了，这是关键的三刀，车多了，整个铀球就要报废，车少了，达不到标准，原子弹也不能爆炸了。原公甫定了定神，向总工程师报告，要加工最后三刀了。
张忱（原核工业部部长）：这三刀为什么那么关键，就我刚才说的，只要这一颗的原料，你要这三刀不成啊，这第一颗原子弹就废掉了，你再从头搞铀235，那就不是1964年爆炸，那至少要拖很长时间了。所以当时的公安部部里面的保卫部门都在现场，亲自在现场看着。
解说：1964年5月1日凌晨3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核心部件加工成功，车完最后一刀，大汗淋漓的原公甫几乎瘫倒在地。
6月6日进行原子弹一比一模型爆炸试验，获得圆满成功，与此同时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基地的飞机场、道路、通讯等工程基本完工。8月青海211厂历经三天，组装完成首次原子弹试验装置，不久在这个站台上被装上火车，启程运往西北核武器试验场。
中央专委任命当时任副总参谋长的张爱萍为中国首次核试验委员会主任，当时任二机部副部长的刘西尧为副主任，中国首次核试验的最后时刻即将到来。
针对中国的核计划，新上台的约翰逊政府做出了理性的判断，1964年美国时间的9月15日，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召集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麦·邦迪，中央情报局局长梅肯等，主要人物齐聚白宫。
在午餐会的餐桌上，终于达成了对中共核武发展的共识，排除并且否决了美国进行单独，片面的摧毁中共的核武设施行动，就目前情况宁可成全中共试爆，也绝不采用此一选项。
据此，约翰逊选择了以外交和宣传手段相对应的策略，武力打击计划被暂时束之高阁。也就在北京时间的这一天，中国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中南海主持第九次中央专门委员会，听取和研究了试验的准备情况。
原子弹的研发进程越逼近爆炸之日，全国备战的气氛就越紧张，由于之前美国一直威胁，要武力报复中国的核试验，与会者一时拿不准原子弹能不能进行试爆。
刘洁：有人讲，再不试验我就退休了，应该试验。另一种意见的话，就是说我们是不是把第二套，建设起来了以后再做试验。
解说：9月22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了，关于原子弹早响和晚响的两个方案。
朱光亚（两弹一星元勋、中国科学院工程院院士、时任二机部第九研究所副所长）：毛主席说，原子弹这个东西是吓人的，也不会用的，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吧。你们认为现在有把握了，就早点试，你别怕，大概这么一个意思。
解说：此时罗布泊的核试验基地，已经矗立起高102米，重大76吨的铁塔，塔顶端的金属小屋，就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装置的最后归宿。
1964年10月5日，美国总统约翰逊召集政府首脑，再次讨论中国的核问题，此时距美国大选只有一个月的时间，由于担心在此关键时刻出现冒险事件，他下令取消了先前决定的对中国罗布泊地区进入U-2侦察的计划。
这一天台湾的蒋介石对来访的美国《时代周刊》创办人亨利·卢斯说，美国国务腊斯克关于中共即将爆炸核武器的声明，只不过是痴人说梦。而就在前一天，中国首次试验的原子弹装置，已经运抵核试验场。
张爱萍：10月1日啊，原来总理他也并没有否定说是10月1号不炸，他就批准，反正你们准备一切，10月1日以前准备好。最后10月1号以前，9月30号总理打电话给我，说10月1号不炸，说原因就是10月1号啊，各国国家的元首都来了，他们还要给他们打个招呼。
解说：1964年10月14日，现场总指挥张爱萍在新疆核试验基地，向中国首次核试验委员会全体成员，宣布中央的命令，原子弹试验的零点时间定为，1964年10月16日15时。
陈能宽：当时作为很主要的是要保证响，炸不响你就是一个臭蛋了，那就糟糕了，太不能交差了，要保响。
李觉：我坐不住，我说这家伙我还得看看，最后按电纽的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安全电纽非常重要，按电纽的这个人如果他有顾虑，他按下去是不实的，这可了不得。
张爱萍：按这一下就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按，怎么按下去，好几个人去弄，都不敢弄，都说我不敢，我不敢。最后选中了一个，我们在一起，我们也不懂，我们最后就说，你有多大的力气，你就使劲按下去算了。因为他就是怕按不住，它炸不响怎么办，你反正用大力气压下去，不就完了。所以这样子最后他们才放心，都试验了好几次，最后，哗，一按下去了，响了。
就总理拿电话，我在里面数，9、8、7、6这样子数到最后，炸响了，我就嘴里面就说炸响了，我们很高兴，结果总理冷静一想，马上问我，是不是真的原子弹爆炸。这个我也不懂啊，是不是真的原子弹爆炸，我马上再一看，旁边坐着王淦昌。
王淦昌：轰，这个大得不得了，轰，这个东西，我们离爆炸的地方60公里，60公里那么远，60公里很远轰那听得见的，那不是吗一下子光，光以后轰起来了，那当然部是说普通炮弹那么大，是不可能的，他们说是不是，我说当然是。
彭桓武：我们造的那个头一次氢弹飞投空投的试验，算的是三百万吨，三百万吨怕算不准，拿三百万吨吗，保证它有一百万吨（安全余量），可是对那个飞机讲，算一千万吨（安全系数），给他三百万吨，他可以逃掉。
解说：原子弹以它超自然的巨大力量，被称之为人类的终极武器，在中国西部戈壁黄沙上爆炸的原子武器，一夜之间使一个贫弱的国家与世界超级大国坐在一起握手言和了，战争的天平最终走向平衡。
陈晓楠：不到一年之后的1965年八九月间，美苏两个超级核大国向联合国提交了一份“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草案。1970年3月5号，经联大两年前核准的这一条约正式生效，该条约其中一条就规定，非核国家保证不制造核武器。
1964年10月的那一响，为中国赢得了这个历史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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