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律师的职业道德
作者：胡果威
2008年4月12日美联社的一篇报道引起了我的注意。一位当事人向他的律师承认他杀死了一家麦当劳的保安，他的律师为他保密整整26年，直到当事人去世 才公开这个秘密。来源请见：http://news.yahoo.com/s/ap/20080412/ap_on_re_us /the26_year_silence
1982年1月，芝加哥一家麦当劳的保安被人枪杀，造成一死一伤。警方逮捕了一位名叫阿尔顿·罗根（Alton Logan）的嫌疑人。1982年2月，一个名叫安德鲁·威尔逊（Andrew Wilson）的嫌疑人被芝加哥警方逮捕，涉嫌谋杀两名警察。威尔逊有两位辩护律师戴尔·康凡特里（Dale Conventry）和杰米·昆茨（Jamie Kunz）。威尔逊告诉他的律师，麦当劳的保安其实也是他杀的，而此时罗根正在为麦当劳保安的谋杀案受审。
美国律师的职业道德规定，律师必须为当事人保密，除非当事人告诉律师他将去谋杀、伤害他人或行骗（death, bodily harm or fraud）。即使在上述例外的情况下，律师通常也还是不能直接向警方举报当事人，但是可以公开宣布撤销委托关系（noisy withdrawal），以引起注意。
然而威尔逊向他律师坦白的事情已经过去，麦当劳的保安已经死了，如果他们将此秘密告诉检方，他们的客户将会罪加一等，那是违反律师的职业道德的，因为他们的职责是为当事人辩护，而不是检举当事人。然而矛盾的是，清白的罗根正在为此受审。
面临这样两难的境地，他们怎么办呢？1982年3月17日，两位律师商量下来决定将威尔逊坦白的谋杀写成一份宣誓书（affidavit），并经过公证， 如果今后情况有所变化，他们能够帮助罗根的时候，他们能有一份当年的记录，免得人家说他们是现编的。康凡特里把宣誓书放在一个防火的铁盒子里锁着，这一锁 就是整整26年。
因为威尔逊的两位律师保持沉默，罗根因谋杀罪成立而被判死刑，后来经过两次重审和上诉改判无期徒刑，含冤坐了26年牢。
威尔逊也因谋杀两名警察被判处死刑，上诉时，威尔逊指控警察对他折磨逼供，最后改判为无期徒刑，不得保释。
26年间，威尔逊的律师曾多次告诉先后代表罗根的三位律师，他们的当事人是清白的，但是却没有告诉他们威尔逊才是真凶，这还是无法挽救罗根的命运。在罗根 很可能被处死的时候，他们俩曾商量，在执行死刑之前，他们将一起去向伊利诺伊州长求情，请求赦免罗根。此外，他们还请教了无数著名的法学家，在略去细节的 情况下征求他们的意见，所有的法学家都认为他们不能公开当事人的秘密。康凡特里认为威尔逊很可能被执行死刑，曾问过他，如果他死后能否公开他枪杀麦当劳保 安的秘密，威尔逊同意了。
2008年1月，威尔逊终于死在牢中。昆茨于是打电话告诉康凡特里，让他把那张锁在铁盒子里的宣誓书拿出来。2008年4月18日，法庭将重审罗根案。除 了那张宣誓书外，罗根的新律师还有新的目击证人，证明案发时罗根不在麦当劳。此外还有一封威尔逊的狱友写的信，说威尔逊曾在狱中签署过一份陈述书，承认麦 当劳的保安是他杀的，与罗根无关。重审之后罗根是否能够被无罪释放尚未可知。
还记得在法学院修律师道德课时，曾学过一个经典案例。1974年夏天罗伯特·伽洛（Robert Garrow）被控强奸谋杀，两位律师为他辩护。伽罗向他的律师坦白，他还杀过其他三个人，其中一个就在邻县。律师贝尔基（Belge）根据伽罗的叙述找 到了尸体，为了便于照相，他还搬动了尸体，证实确实就是伽罗所说的受害人，然后把尸体重新埋上。但是贝尔基并没有告诉警方。
此后便是冗长繁杂的庭审程序，其间一个20岁被害女孩的父亲还曾求过贝尔基，希望能得到有关他女儿的线索，贝尔基还是缄口不言。最后当伽罗将被判处死刑 时，律师为了当事人的利益，决定用伽罗有精神病为他辩护。在直接盘问中，伽罗当庭承认他还杀过其他三个人，并已经将三宗谋杀案告诉了他的律师。
当公众得知贝尔基知情不报时，社会舆论大哗。因为贝尔基为当事人保密，使得被害人不能及时体面地下葬（decent burial）。为此，被害人之一的家属到纽约律师协会请求惩戒两位律师，律师协会认为他们为当事人保密并不违反律师道德，拒绝处分两位律师。此外，纽约 州的检察官还召集了大陪审团调查两位律师，最后大陪审团决定仅起诉贝尔基，因为只有他一个人去过藏匿尸体的现场。检察官其实也是律师，他们也知道律师道德 的有关规定，所以除了控告贝尔基耽误被害人体面下葬之外，他们还控告他妨害公共卫生的一项轻罪（misdemeanor）。最终，法庭基于律师道德规定的 保密义务驳回了妨碍体面下葬的指控，仅判处贝尔基妨害公共卫生。
对于中国人来说，以上两个美国律师为当事人保密的案例确实有悖伦常。问题是，当事人的个人权利和社会利益之间必须有一个平衡。我在中国长大，大学毕业后留 学受的又是美国教育。作为一个美国的律师，我曾多次问过自己，如果我是贝尔基，见到尸体后我将怎么办？首先会想到的是，如果我泄露了当事人的秘密，那就违 反了律师的职业道德，我多年寒窗得到的律师执照将会被吊销。然而即使我有良知，权衡之后，决定为了正义而宁愿放弃我的执照，我还面临另一个困难的抉择，我 丢了执照事小，我的当事人将会因为我泄密而罪加一等，被判处死刑。美国宪法赋予犯罪嫌疑人保持沉默的权利，我公开秘密既损害了当事人的利益，也违反了宪法 的精神。在罗根案中，如果我保守秘密固然能保护我的当事人的权利，但又会使一个清白的人含冤入狱26年。对我来说，这是一对“心”和“脑子”之间的矛盾， 尽管我的心告诉我应该做对的事情，而我的脑子则告诉我，在某种特殊情况下，对的偏偏也还是错的。
这种没有余地的选择，在英文中叫霍布森的选择（Hobson's choice）。这个典故起源于16世纪的英国，当时有位名叫托拜厄斯·霍布森（Tobias Hobson）的商人，他的工作就是跑运输，驾着载人的四轮大马车在伦敦和剑桥之间往返，并且把闲置的马匹出租给剑桥大学的学生。霍布森总是对他的顾客 说：你们可以选择任何自己看中的马，只要它是离马厩门最近的那一匹。霍布森的不近人情使顾客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因此招致了不少租借马匹的人的微词。这个 例子其实与美国律师面临的选择并不完全相同，好像与莎士比亚的悲剧《汉姆雷特》所面临的“生存还是毁灭”（To be, or not to be）的抉择更为相似。
既然如此，为什么美国律师协会让律师承担如此不近人情的保密义务呢？原因很简单，因为许多当事人会对自己的律师撒谎。在法学院时，教授常说“不要轻信你的 客户”（Never take what your client says as true）。因为如果当事人对自己的律师不说真话，往往会为辩护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所以为了鼓励当事人对自己的律师说真话，当事人必须确信律师会对他所 说的一切严守机密，这样律师才能更好地为当事人辩护。然而律师所保守的机密往往又与社会利益和道德发生冲突，而且让律师对不同的个案作出是否应该保密的判 断又必定会掺杂进律师个人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于是律师协会只好采取一刀切的办法，只要客户的机密不会造成死亡、人身伤害或行骗，律师必须为客户保密。
1997年1月1日开始施行的中国律师法三十五条第（五）款规定“律师在执业活动中不得提供虚假证据，隐瞒事实或者威胁、利诱他人提供虚假证据，隐瞒事实 以及妨碍对方当事人合法取得证据”。由此可见，如果中国律师得知了被害人尸体的藏匿地点，或是一个清白的人正在为他们的当事人所犯罪行受审并可能被判处死 刑的话，他们是不会为当事人隐瞒（保密）的。在我与中国法律界的同仁交流之中，大多数的中国律师表示他们不会明明知情还为当事人作无罪辩护，而只会向法庭 作减刑的辩护。如果他们知情不报，非但会遭到律师协会的惩戒，还可能被检方起诉。
将在2008年6月1日开始施行的中国律师法第三十八条对律师的保密义务做了补充和修改：“律师应当保守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不得泄露 当事人的隐私。律师对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委托人和其他人不愿泄露的情况和信息，应当予以保密。但是，委托人或者其他人准备或者正在实施的危害国家安全、公 共安全以及其他严重危害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犯罪事实和信息除外。”
由此看来，中国的律师法将与国外接轨。然而如果遇到类似伽罗那样的藏尸案或罗根那样代人服刑的冤案，中国律师也将面临同样痛苦的抉择。
“心和脑子究竟那一个更重要呢？”这个问题让还是留给每个读者自己回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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