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滩谜一样的女人：张阿姨
六岁半的时候从北京回到上海，迪对一切感到陌生：上海人的语音语调，家里暗棕色的的配套家具，房间里的气氛，都和迪住过的另外一个家是那么的不同。迪亲的衣服柜子满满的，打开橱门，一股蟑螂丸的味道扑鼻而来。
最让迪好奇的，是一位张姓阿姨。张阿姨比迪妈大十岁。她生于广东，是父亲的姨太太的孩子。十七岁的时候，因为和自己母亲怄气，离家出走。她在上海当过交际花，没有大红，却在舞厅认识了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国民党军官，两人一见倾心，她做了他的妾。
第一次见到张阿姨，迪能感到她打扮的和街上的女人不太一样。迪父也嘲笑过她穿的一种裙子，说上面迭花太多，不够大气。迪母瞪他一眼说：“你懂什么？这些都是老货。”后来迪明白，张阿姨要保持她与众不同的身份感。
她的过去，听迪母提起过：那个国民党军官对她极好。给她不少的零用钱。有一次，当炸弹丢下来的时候，那位军官扑到她的身上，为她遮挡危险。
至于这件事情发生在哪一年，哪一场战争，迪妈是不屑搞清楚的。转述的时候。迪母的眼睛瞟向迪父，顺口说：“侬看，格样子的男人好伐？”
迪一放学回家，张阿姨也到了。一到迪家就朝窗门口的大衣镜走去，对着镜子里的做出不同内容的微笑，又摆出不同的pose。当迪母从洗手间出来，张阿姨脸上的微笑便消失了。迪注意到，她的鼻梁很明显地比一般的中国人高，出过国门的迪父很自信地认为那是希腊式的鼻梁，但又说她的脸型略略长了一点，似乎有点破坏了那种精致的希腊风格。
张阿姨和迪亲之间好像有说不完的话，有时候。迪父看见张，总显得不太高兴，也许是因为迪母常常因为聊天而忘记做晚餐。迪父觉得一家人老出去吃饭，不像做“人家”的。迪母说；“那侬做饭。你做伐？” 迪父撇嘴说；“a-la男人不下厨房的。”
迪初中就住读了，一周回家一次。难得见到张阿姨了。寒假的一天，迪去看望小学语文老师。那天她在学校值班，她们聊了一些体己话。老师说好几次看见迪母和一个有神精病的女人在淮海路上走，要迪劝告她母亲不要和这样的女人来往。老师说，每天这样在淮海路上逛的神经兮兮的女人大约有十二个。迪听了，心像被一捆稻草堵住。她想过要向迪母转达老师的意思，但觉得对迪母这么说话有些不恭敬。不过，“神经病”这个称呼让迪记得很牢。
上高中时，迪问过迪母张阿姨的军官丈夫后来去了哪里。迪母说，他在建国后被关了些年，后来放出来了。有一天，张阿姨在外滩附近，看见一个坐着修皮鞋的鞋匠，认定是他，但没有招呼他。迪听了很失望。既然那个男人舍得为她牺牲生命，张阿姨怎么可以不和他相认？迪母说，她也不清楚。不方便问，想来她也有难处吧？张阿姨已经是一名工厂的工人，自食其力了。
迪想过把张阿姨和她和军官的故事写成一个短篇小说，但觉得她老公的形象太模糊了。迪对张阿姨观察得比较仔细。很明显的，她对有点帅的青年男子感兴趣。她们楼里有个长相不错，没有考上大学的年青男人，曾经明确表明很欣赏张阿姨的身材。迪母也知道他们偶尔会相约去大都会跳交际舞。张阿姨还告诉迪母，小赵说她的腰身“jiejie细”（上海话，很细的意思吧？）
回想起来，张阿姨总是面带欢欣，好像沉浸在回忆中。一直让迪迷惑的，是她的丈夫是否真的在炸弹来临的时候用身体挡住她。在她长大成人之后，迪觉得那可能是张阿姨的幻觉。
迪姆到美国的时候，告诉迪张阿姨疯了。问她怎么疯的？她说不太清楚，据说是她是有过一个孩子的，一直寄养在广东的乡下，有点白痴兮兮的。一直没娶上媳妇，不到四十岁就死了。张阿姨后来一点点不行了，开始是说居委会监视她，派人在淮海路上跟踪他。后来在淮海路的商店里唱起歌剧江姐里的《红梅赞》，载歌载舞。再后来，在那个没考上大学的青年家的楼下叫他的名字，问他是不是真爱过她。居委会仁慈地把她送进上海精神病总院。
大学毕业那年，迪回国探亲。上海已经化了浓妆，迪还能找到家门。最高兴的是去餐馆吃饭，还四处打听广东早茶。迪父终于在贵都饭店找到早茶。迪问起父亲关于张阿姨的现况。迪母给迪五百美金，说是要给张阿姨的。迪父神情黯然地说，她已经离世。说她进了医院后，神经病更加严重了，常常说有人在她的饭里下毒，不肯吃饭，还和护士扭打。晚期曾经被送入一级病区。回美国后，迪将她的情况如实告诉母亲，迪母不胜唏嘘。埋怨迪父没有及时告诉他。迪父解释说，是怕迪母伤心。再说她的情况特殊，作为朋友帮不上忙。迪姆骂完后，喃喃自语：好友的凋谢令人心惊。
这个曾经让迪着迷过的一个creature, 有一天突然令她感到心痛。无法忘记的，是她在迪家的大衣镜子前面的笑容和摆出来的身段。若干年后，迪实在忍不住地把张阿姨的一些生活片段摆进她的一本小说里。
六岁半的时候从北京回到上海，迪对一切感到陌生：上海人的语音语调，家里暗棕色的的配套家具，房间里的气氛，都和迪住过的另外一个家是那么的不同。迪亲的衣服柜子满满的，打开橱门，一股蟑螂丸的味道扑鼻而来。
最让迪好奇的，是一位张姓阿姨。张阿姨比迪妈大十岁。她生于广东，是父亲的姨太太的孩子。十七岁的时候，因为和自己母亲怄气，离家出走。她在上海当过交际花，没有大红，却在舞厅认识了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国民党军官，两人一见倾心，她做了他的妾。
第一次见到张阿姨，迪能感到她打扮的和街上的女人不太一样。迪父也嘲笑过她穿的一种裙子，说上面迭花太多，不够大气。迪母瞪他一眼说：“你懂什么？这些都是老货。”后来迪明白，张阿姨要保持她与众不同的身份感。
她的过去，听迪母提起过：那个国民党军官对她极好。给她不少的零用钱。有一次，当炸弹丢下来的时候，那位军官扑到她的身上，为她遮挡危险。
至于这件事情发生在哪一年，哪一场战争，迪妈是不屑搞清楚的。转述的时候。迪母的眼睛瞟向迪父，顺口说：“侬看，格样子的男人好伐？”
迪一放学回家，张阿姨也到了。一到迪家就朝窗门口的大衣镜走去，对着镜子里的做出不同内容的微笑，又摆出不同的pose。当迪母从洗手间出来，张阿姨脸上的微笑便消失了。迪注意到，她的鼻梁很明显地比一般的中国人高，出过国门的迪父很自信地认为那是希腊式的鼻梁，但又说她的脸型略略长了一点，似乎有点破坏了那种精致的希腊风格。
张阿姨和迪亲之间好像有说不完的话，有时候。迪父看见张，总显得不太高兴，也许是因为迪母常常因为聊天而忘记做晚餐。迪父觉得一家人老出去吃饭，不像做“人家”的。迪母说；“那侬做饭。你做伐？” 迪父撇嘴说；“a-la男人不下厨房的。”
迪初中就住读了，一周回家一次。难得见到张阿姨了。寒假的一天，迪去看望小学语文老师。那天她在学校值班，她们聊了一些体己话。老师说好几次看见迪母和一个有神精病的女人在淮海路上走，要迪劝告她母亲不要和这样的女人来往。老师说，每天这样在淮海路上逛的神经兮兮的女人大约有十二个。迪听了，心像被一捆稻草堵住。她想过要向迪母转达老师的意思，但觉得对迪母这么说话有些不恭敬。不过，“神经病”这个称呼让迪记得很牢。
上高中时，迪问过迪母张阿姨的军官丈夫后来去了哪里。迪母说，他在建国后被关了些年，后来放出来了。有一天，张阿姨在外滩附近，看见一个坐着修皮鞋的鞋匠，认定是他，但没有招呼他。迪听了很失望。既然那个男人舍得为她牺牲生命，张阿姨怎么可以不和他相认？迪母说，她也不清楚。不方便问，想来她也有难处吧？张阿姨已经是一名工厂的工人，自食其力了。
迪想过把张阿姨和她和军官的故事写成一个短篇小说，但觉得她老公的形象太模糊了。迪对张阿姨观察得比较仔细。很明显的，她对有点帅的青年男子感兴趣。她们楼里有个长相不错，没有考上大学的年青男人，曾经明确表明很欣赏张阿姨的身材。迪母也知道他们偶尔会相约去大都会跳交际舞。张阿姨还告诉迪母，小赵说她的腰身“jiejie细”（上海话，很细的意思吧？）
回想起来，张阿姨总是面带欢欣，好像沉浸在回忆中。一直让迪迷惑的，是她的丈夫是否真的在炸弹来临的时候用身体挡住她。在她长大成人之后，迪觉得那可能是张阿姨的幻觉。
迪姆到美国的时候，告诉迪张阿姨疯了。问她怎么疯的？她说不太清楚，据说是她是有过一个孩子的，一直寄养在广东的乡下，有点白痴兮兮的。一直没娶上媳妇，不到四十岁就死了。张阿姨后来一点点不行了，开始是说居委会监视她，派人在淮海路上跟踪他。后来在淮海路的商店里唱起歌剧江姐里的《红梅赞》，载歌载舞。再后来，在那个没考上大学的青年家的楼下叫他的名字，问他是不是真爱过她。居委会仁慈地把她送进上海精神病总院。
大学毕业那年，迪回国探亲。上海已经化了浓妆，迪还能找到家门。最高兴的是去餐馆吃饭，还四处打听广东早茶。迪父终于在贵都饭店找到早茶。迪问起父亲关于张阿姨的现况。迪母给迪五百美金，说是要给张阿姨的。迪父神情黯然地说，她已经离世。说她进了医院后，神经病更加严重了，常常说有人在她的饭里下毒，不肯吃饭，还和护士扭打。晚期曾经被送入一级病区。回美国后，迪将她的情况如实告诉母亲，迪母不胜唏嘘。埋怨迪父没有及时告诉他。迪父解释说，是怕迪母伤心。再说她的情况特殊，作为朋友帮不上忙。迪姆骂完后，喃喃自语：好友的凋谢令人心惊。
这个曾经让迪着迷过的一个creature, 有一天突然令她感到心痛。无法忘记的，是她在迪家的大衣镜子前面的笑容和摆出来的身段。若干年后，迪实在忍不住地把张阿姨的一些生活片段摆进她的一本小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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