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四运动”与“爵士时代”
1910年代，林徽因，短裙打扮。
林徽因，1904年六月生于浙江杭州，随祖父母居住。5岁，由大姑母林泽民授课发蒙。8岁，移居上海，入虹口爱国小学学习。1916年，因父在北洋政府任职，举家迁往北京。她就读于英国教会办的北京培华女中。
林徽因(右一)就读于英国教会办的北京培华女中的校服
1920年4月，林徽因随父游历欧洲，在伦敦受到房东女建筑师影响，立下了攻读建筑学的志向。
1920年代穿短袄套裙的妇女
从1920年代开始，世界才真正意义上告别了19世纪，迈入了20世纪。
朝气蓬勃的“新中国”迎来了它的第一次破蛹，便是“五四运动”。它是20世纪头20年以来“诸子放恣，处士横议，百家之言盈天下”的一次行为释放。天下青年蠢蠢欲动，开始追求着“新生活”。甚至当时正值青春期的宣统皇帝溥仪也戴上西洋眼镜、读《新青年》、做新诗、学英文、梦想出国留学。
二十年代的女性，也呈现出一派与过往截然不同的新气象。中国传统的“批风抹月，沾花弄草，能为伤春惜别之语，成诗词集数卷”(梁启超语)才女形象，遭到了“新思潮”冲击。“新女性”们喊出了“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的口号。这些接受过“新思潮”洗礼的女性开始从精神到肉体地认识自我。她们解开束胸马甲，从传统家庭里出走，像男人一样去读大学，跻身于主流运动中去，追求自己的爱情，拥有自己的事业。
二.剪掉头发 穿上男装 戴上眼镜
1919年，北平的《晨报》刊登了一篇文章《论妇女们应该剪头发》，这位撰文的黄女士道：“女人比男人不自由的地方——因为女人受了头发的束缚……男女平权，剪发不应是男人特有的权柄，男人所作的事女人没有不能的。”
这篇文章只是当时众多提倡短发的报刊文章中的一篇。这些文章痛陈长发之弊，短发之利，女子剪短发成为了进步的象征。一时间，街上剪短发的女子，有如过江之鲫。
1920年代梳短发的名媛陆小曼
不过，女人毕竟爱俏，她们在短发上翻出很多花样来。是时，还没有电发机，爱时髦的女子，用铁质的手工烫发夹把短发烫出弯曲的波浪。没有此设备的女子，甚至把火钳、剪刀在火盆上烤热来制造弯曲卷发。
到20年代后期，还流行一种由好莱坞默片明星Louise Brookes兴起的“头盔式的短发”。Louise Brookes这种平齐刘海、脑海短如男发的假小子发型，即适合东方人的发质，又叛逆性感，还带着几分顽皮，即使现在看来也相当摩登富有个性。革命仅仅剪发还不够。新潮女子们还矫枉过正地穿起了男装，并视之为摩登。
张爱玲的《更衣记》中提到“五族共和之后，全国妇女突然一致采用旗袍，倒不是为了效忠于清朝，提倡复辟运动，而是因为女子蓄意要模仿男子。”
游行队伍里，有女子穿长衫的；参加集会，有见女子穿短衣戴礼帽的；还有梳着分头、一身西装出入的(如联华电影公司的女星袁美云)；而很多名媛更爱以猎装示人，标榜摩登个性(如杨耐梅1927年主演的电影《湖边春梦》中扮相)……
袁美云《化身姑娘》定型照
1920年代女明星杨耐梅的《湖边春梦》(1927年)
不少有钱人家的小姐，干脆让下人呼她们“二爷”、“三爷”，孔祥熙家的二小姐孔令侃就是直叫人家唤他少爷，毕生长衫西装着身，让人莫辨雄雌；而张学良少帅的那位小情人天津赵家四小姐赵一荻，当年在上海读中西女塾时，初见她这位叔叔辈的恋人就是一身男装打扮。
宋美龄与垂垂老去的孔令侃(右)、孔令伟(孔二小姐)，1987年农历春节于士林官邸合影。
赵四小姐男装照
当时女子在配饰上有两件“法宝”：“白丝巾”与“眼镜”。白丝巾是时髦女性的标准配置：阴丹士蓝布衫，脖子上丝巾散散松松围上一圈。以至于现在我们回忆起“五四”，都说是围白丝巾的五四青年。而这眼镜则算是一件奢侈品了。
张爱玲在她的小说中，多次提到“眼镜”的装饰：《五四遗事》中的密斯周“戴的是圆形黑框平光眼镜”,《心经》中许小寒的同学邝彩珠“戴着金丝脚的眼镜”，《金锁记》中芝寿结婚时也要“戴着蓝眼镜”。可见眼镜有在当时真是极端时髦的配饰了。眼镜代表着学识、进步和西洋做派，而且价格不菲。因此，当时的摩登女性对之无不向往了。
三.天乳运动与性启蒙
1.天乳运动与新式内衣
“妇女解放运动，须要从自身的乳房解放做起。”
自古以来，女性的身体是最让人讳莫如深的地带。女性的胸部更是与私处一样，被传统文人以为淫秽之物，提它不得。因此，一种以平胸为美的价值观，令女子们都以帛束胸，泯灭性别的魅力。
民国前女子这样束胸
民国初年，一种由“捆身子”内衣演变而来俗称“小马甲”的内衣。
1910年代西方的胸罩式样
1927年7月27日，广东省革命政府颁布了《禁革妇女束胸》的决议案，“今后妇女解放运动，须要从自身的乳房解放做起。”并以三个月为限，全省女性禁止束胸，违者50银元以上处罚。法案一出，在全国范围内一场“天乳运动”。
此时，上海才创刊不久的时尚杂志《良友》刊出了一期文胸专题，介绍欧洲女性胸罩的式样与使用方法。对于当时，这就像一颗重磅时尚炸弹，在时髦女性中开了花。沪上百货公司纷纷引进这些“舶来品”，并将其摆放在橱窗最醒目位置。太太小姐、新女性、交际花，无不争相抢购至脱销。
1920年代上海橱窗里的西方文明，奥地利画家希夫作。
此时，胡适刚刚回国，在中西女塾毕业典礼上，做那个著名的“大奶奶主义”的演讲。他提出“中国现在的女学生如不解放胸部，将来就不配做母亲，是种族上一个很大的问题。……没有健康的大奶奶，就哺育不出健康的儿童！”
胡适与上海中西女塾学生
广告总是能第一时间反映时代的审美动向。此时的招贴画、月份牌，出现了半裸美人，以薄纱、布帛略盖胸部，呈现出丰腴性感的审美趣味。甚至很多广告商以西洋名画中的裸女为基础，换以中国美人的头部，以招揽生意。这在1925年之前是难以想象的，此前的美人图皆是平胸削肩、不露半寸肌肤的调调。
1930年代的烟画，广告上女子以公然袒露胸怀于众人面前以为美。
而就在20世纪之前，女子还会“因一只胳膊被陌生男子拉了一把，便将它砍掉”为美德。
乳罩广告广而告之
2.性博士与裸体模特的启蒙课
“性就像水，人要学会游泳”——张竞生
自1916年陈独秀主张“男女社交公开”，1918年周作人介绍谢野晶子《贞操论》到国内，新青年们基本上一致达成了贞操是以由“自由恋爱”产生的“灵肉一致”为前提。“性”这种传统中不堪言的“淫秽”事物也开始在媒体中被关注、被讨论。
1926年，北京上海发生了两个轰动性的桃色新闻：从巴黎回来的在北大开课的“性学博士”张竞生“公然”出版了《性史》一书来谈“性的美好”；“上海美专”校长刘海粟“怂恿”第17届西画系的学生在课堂上使用裸体模特来进行写生，并举办画展公开这些“裸体淫画”。
裸画风波
两案一出，社会哗然，报刊学界纷纷撰文声讨。张竞生的《性史》被禁，刘海粟则差一点被当时占领上海的军阀孙传芳抓起来了。其实，他们只是比那个“谈性色变”的时代超前了几步而已。
不过，这对于民众，这不啻于一场性启蒙。据林语堂说，《性史》开卖之时，买书的卖书的忙成一团，警察要用水管子冲散人群。被禁后，地下作坊盗版翻印不计其数。《国民日报》的副版上也开始介绍起“曲线美”的概念了。
到20年代末，市面上的广告招贴、月份牌开始凸显女性的身体曲线，审美上开始与西方看齐。这些广告画面上呈现出立体的西洋技法绘画风格，女子各个凹凸有致，大胆地强调“性别魅力”。
张爱玲的《更衣记》中云：“现在要紧的是人，旗袍的作用不外乎烘云托月忠实地将人体轮廓曲曲勾出。革命前的装束却反之，人属次要，单只注意诗意的线条，于是女人的体格公式化，不脱衣服，不知道她与她有什么不同。”
阮玲玉是最早戴“义乳”的中国妇女之一。
戴上义乳的阮玲玉旗袍合身，胸乳圆润，与旗袍的曲线结合的近似完美。
于此同时，女性们也开始露出自己的肌肤：高耸的领子开始变瘦、变低、最后变成“鸡心”、“烘月”，露出了脖子、胸部；半透明的“乔其纱”、“印度纱”大行其道，女人们用它做袖子、领襟、裙边，半虚半掩地露出胳膊、胸口和大腿。到了20年代末，“玻璃丝袜”更是代替了机织袜受到追捧。女人们开始热衷于炫耀性地打扮，统统“薄、露、透”起来。
四. “娜拉”出走了！
1918年，《新青年》的“易卜生号”发表了易卜生的三部剧作，其中《娜拉》的影响最大。新女性们都期望获得“亦夫妇，亦朋友，亦伴侣”的自由恋爱婚姻。
“离家出走”在当时的“反儒教道德”“反家长专制”呼声中，就被认定是一条摆脱“封建之家”，实现婚姻自由、自由恋爱以及“新家庭”的道路。于是，一大批女孩儿，拎着包，披着夜色，进城/出国上学了，去追求所谓的“男女社交公开”
1.黄素琼：张爱玲那位出走的小脚母亲
张爱玲的母亲黄素琼就是这样的一位新时代女性，黄素琼的婚姻生活一直不幸福，生活在一个衰败的大家族里，整天对着吸大烟的丈夫。她没有像一般的女性那样忍受自己心里的痛苦将就她的一生，她选择了出逃。
1924年，黄素琼借口小姑需要监护便一起出国了，成为中国第一代出走的“娜拉”。她在英国很快就从中国的小脚女子，进化成了西洋式的美妇人。
1930年，她携异国男友归国，向丈夫提出了一张离婚协议。
张爱玲的母亲黄逸梵，上世纪30年代中叶在法国
2.文绣：末代皇妃的革命
次年，已退位的宣统皇帝溥仪身边也爆发了一场“妃革命”，他小老婆文绣的向他提出了离婚。
溥仪、宛容、文绣(后排)
文绣与溥仪的“离婚证书”
她在给自己族兄文绮的信中说：“查民国宪法第六条，民国国民无男女、种族、宗教、阶级之区别，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妹因九年独居，未受过平等待遇，故委托律师商榷别居办法，此不过要求逊帝根据民国法律施以人道之待遇，不使父母遗体受法外凌辱致死而已。不料我族兄竟一再诬妹逃亡也、离异也、诈财也……理合函请我兄嗣后多读法律书，向谨言慎行上作工夫，以免触犯民国法律，是为至盼……”
不过，与黄素琼相比，文绣的生活就过于凄惨了。没有生存技能，文绣坐吃山空，最后死于贫病当中。
出走，选择自己喜欢的人结婚，对于当时女性是一件时髦又扬眉吐气的事情，虽然她们并没有想好出走以后怎么办。
3.潘玉良：从歌妓到女画家
潘玉良也许称不上20年代最著名的女性，也算不上是20年代人们眼中的时尚偶像。但，她的复杂性足以让她来讲述这个时代：晚清青楼歌妓的秘史、纠缠于旧式丈夫与同班男画家之间的多角恋爱、裸体作画、出走海外……
潘玉良
她原名杨秀清，幼年被卖入青楼做歌妓，唤名张玉良。17岁被一个开明知识分子、芜湖海关监督潘赞化赎出纳为小妾，改姓潘。1919年考入上海图画美术院(后改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画，同学们都叫她Miss潘。当任的校长就是刘海粟。据说在Miss潘进校之前，还当过刘海粟的第一任“人体模特”。
潘玉良自画像
Miss潘在泸上读了两年书，考取了公费留学，远渡重洋到巴黎读油画，与未来的大师徐悲鸿同班。毕业后，她又去罗马进修，以一幅《镜中裸女》在那里拿了枚金奖。
1928年潘玉良(左四)和巴黎中法大学部分旅沪同学合影。
潘玉良(中)在巴黎画室
潘玉良女士毕业礼及展览作品受意大利政府奖状之摄影
归国后，潘玉良作为名震中国美术界的新派人物，在美专艺大做油画系主任，时年34岁。
30年代潘玉良(前排左一)与友人摄于上海
1937年，由于不堪忍受潘家大夫人的打压，选择了和“娜拉”一样地出走，此后一直旅居巴黎。
歌妓、洋学生、女画家，这个浪漫故事的主人却不是你想象中的美人。她不是巩俐也不是李嘉欣。潘玉良长得很不漂亮，“真的是很丑，丑到什么程度，走在香榭丽舍大街上是有回头率的，不是因为漂亮，是因为长得实在不怎么样。长得怪，穿的也怪。”女画家周小燕这样回忆起1943年的潘玉良。
这样的一个长相不漂亮、出身微贱的女性，在一个男权社会中，如何来改变自身处境？
潘玉良这位“娜拉”用绘画来获得了她的新生。也许，潘玉良的画作在现在看来，她的油画基本功并不扎实，存在着透视不准、解剖混乱、色彩表现力不足、材质使用不当等问题，但她依靠这项技能，博得了社会的认可，即使后来流落法国，断了资金来源，也生存了下来。
在那个旧时代，潘玉良从一名以色事人的歌妓、依靠男人生活的小妾，到洋学生，到一代女艺术家、一个脱离封建家族的职业女性，她一步一步地完成了女性自我尊严的重树。
此文转摘自搜狐女人天下
部分照片及说明搜集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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