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有空，约一位朋友见个面，聊些无聊的话题。正好一个艺术家朋友主持的歌唱社请了个戏剧舞美教授做化妆美容的讲座，就和朋友约好讲座处见。
出门时，和儿子打个招呼，妈妈去听个讲座。儿子顺口问，什么讲座？我顿了一下，说，教怎么化妆的。儿子也顿了一下，说，Mom, that’s the last thing you want to know. 不是儿子认为我该不该化妆，而是儿子太了解我了。因为，除礼仪场合之必须外，我是不化妆的。
今天是昨日的延续。从小到大，不曾有一个人教导过我，一个女孩子应该怎样打扮，如何化妆，才更象个女孩子，才更美丽。恰恰相反，从懂事起，总是有人用思想用规矩用忽视，来限制一个女孩子的天性，让她在最应当学习怎样做个精致女人的阶段，稀里糊涂地混过来了。
我有两个哥哥，没有姐妹。从小就跟着男孩子瞎跑，粗拉的很。小学没念两年，文革开始了。那时，男孩女孩的教育没有什么区别，“男女都一样”。女孩儿们还特别被教导，要“不爱红装爱武装”。不要说洋娃娃，记忆中，我没有过任何小姑娘的玩具。妈妈偶尔用一件鲜艳的衣服将我包装一下，哥哥们还很不适应，说我是“臭美妞”。那时，“美”总是和“臭”联系在一起的。
中学时住校，女生们正是身心发育最快的时候。虽然学校里这不准那不准，可爱美的天性是顽强的。小姑娘们会把头发这么梳梳那么弯弯，从或蓝或灰的外套里翻出个浅色小花领儿什么的。记忆里，班里有漂亮女生把前面的刘海搞得整齐了些，就受到了舆论的压力。这舆论自然是从阶级斗争的理论高度来分析批判这撮头发的。那时，“美”不是理直气壮的，而是躲躲闪闪，不能露出声色。
后来当兵，留给“臭美”的空间就更加狭小了。所谓打扮也就是把那种老式军裤偷偷改改瘦，上衣收收紧之类的小把戏。后来国门打开些，在大学里跟风，学着在衣着上用了些心思，裤腿瘦一阵肥一阵地忙活了几年。但还是没有任何往脸上涂脂抹粉的企图和举动。
加之我从小学到大学一直混迹于各级运动队，自然更少了许多打扮的由头和心境。至今，每天下班回家立即换上运动衣，就象孙悟空被摘下紧箍咒，解放了一样，浑身舒服的很。
到国外多年，也没有动过描眉画眼的心思。周围虽然满是浓妆艳抹的洋人，但她们是洋人，就该和我们不一样。我们安了家以后，认识了一伙台湾人。同是黄皮肤，可这群台湾女人就妖艳多了，衣着考究繁杂，脸上浓墨重彩，发式精心炮制，让我感到了视觉上的冲击。我意识到，被革命风暴洗礼过的大陆女生和台湾同龄女人的成长环境是大相径庭的。回过头再来看我那些大陆的朋友，于是想起来有“素面朝天”这么个词。
毕淑敏是主张“素面朝天”的。我十分推崇毕淑敏的作品，但对于化妆，我没有她那么斩钉截铁的主张。她认为“化妆品不过是一些高分子的化合物、一些水果的汁液和一些动物的油脂，它们同人类的自信与果敢实在是不相干的东西。”我不化妆，不是因为我看透了化妆的本质虚假，不是因为化妆所要遮掩的忧虑和无奈。我不化妆，是因为我没有这个习惯，因为它从来没有机会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
漂亮的老师还在台上优雅地讲解着身材的最佳比例、人的六种脸型、“三停五眼”的面部分割、粉底腮红冷色暖色唇线眼线唇膏睫毛膏轮廓投影浓妆淡妆上妆卸妆……台下的半嫩半老之徐娘及资深之美女们都纷纷投以殷殷目光，翘首聆听。假如“女为悦己者容”，面对此情此景，我相信男人们一定会被自己的女人感动了。而我同时遗憾地发现，除了没有养成习惯，在未来实施化妆的上下求索中，我还将缺少足够的耐心和时间。
女人都是希望美丽的。假如化妆能让女人感觉更美丽，更怡然，更自信，就请尽情享用那些缤纷的色彩和精致，并乐在其中。如果不化妆的女人能用自然的容貌展现女人的味道和风采，能在素洁淡雅中显示自信和勇气，能用保持“原生态”来让生活更轻松而随意，也请顺其自然，继续“素面朝天”吧！
经老师的巧手妆点，在台上做模特的女士以异常美丽的新面容赢得了大家的赞美和掌声。下台后，我想看看贴在她一只眼睛上的假睫毛是怎么会事。她用手一拈，将它摘下，递给了我。随后，艺术家朋友麻利地将其贴在了我的一只眼睛上，然后连声说好看。我因此忽闪着一只有着长长翘翘黑睫毛的眼睛和一只正常的眼睛，和朋友去咖啡馆聊天了。
临走时，我对艺术家说，哪天，我也化化妆，浓妆。不过，参观者后果自负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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