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滂先生的父亲是著名化学家张子高先生。他
个学部委员。所以张先生没有被评为学部委员,但大家都知道他的水平就是学部委员的水平。
我们
级教授有机化学大课,并且宣布这是他的最后一次给本科生讲大课。同学们得知都大喜过望,殷切期待听剑桥博士张先生的课。
张先生个头不高,国字脸,戴眼镜。浓眉,眼光炯炯有神。腰板挺得笔直,衣着永远干净笔挺,头发总是梳的整整齐齐,走路不急不慢。每次上课提前几分钟到教室,然后开始写黑板。粉笔字洒脱而不潦草,版书整齐有序。上课铃一响,准时上课。每次都将要讲的讲义油印好,助手提前发给大家。张先生不用教科书,他说他看了一些市面上的大学化学教材,包括统编教材,觉得都不满意,于是就自编讲义。说那些书做参考,但并不要求学生买。他的讲义言简意赅,基本上是一个一个小题目,然后是相应的反应式加一些简单的解释。每行都留下足够的空间,为学生加注用。他基本按照发的讲义讲。他说他希望大家主要听他讲,而不是埋头记笔记,所以发讲义。听懂了就看得懂,没有必要记笔记。但是可能除了我和另外一两个同学,所有其他同学都拿着笔记将张先生的话一字不漏地记下。
张先生的讲义反映了他对有机化学的深刻独到的理解。他不像其他教材从简单的烷烯炔讲起,他从羰基讲起。他说羰基是有机化学的一个最重要的官能团,是酮,醛,酸,酯的共同基团,还可以还原成醇。几乎涵盖了有机化学的大部分重要分子与反应。而烷烯炔显得要简单得多,他用的时间不多。这种讲法是抓住了纲,纲举目张,对学生来说很容易懂。
张先生将南大编的统编教材
作为参考书籍,但没有要求大家买。听了张先生的课后,就觉得那本书太简单了。
张先生讲课不紧不慢,非常简练准确,没有一句废话。如果记下来,不用修改,就是一篇很好的教材。所以大部分同学们都尽力一字不漏地记下来。张先生不愿意看到学生埋头记笔记不看黑板,但在劝告过大家几次没有什么效果后,他也就算了。不知是有意照顾学生记笔记还是他的习惯,在说了一句比较长的句子后,他会有一个长的停顿。这样同学们基本上都可以记下来他说的每一句话。张先生每次讲课都可以将授课内容恰到好处地讲完,常常在下课铃响的前一两分钟结束,从来不拖堂。
听张先生讲课是一种享受,他讲课让你觉得他将我们带到一个有机化学的制高点往下看,让你觉得很清晰,各种化合物之间的关系一目了然。然后带着我们一个一个去认识它们,找出它们的共性,区别。不但传授了知识,而且教你怎么去分析问题。所以大家特别喜欢上他的有机课。有些同学不但记录,还买了录音机将课从头到尾录下来,回去再听。
大家对张先生非常敬重,有时会觉得他有一种威严感。他其实对学生很好,有问必答。但同学都不太敢问他问题,去问也是毕恭毕敬的。
开学不久的一天,张先生在课间休息时,突然拿着一张纸条大声喊我的名字,问我来了吗。我有点吃惊,同学们也望着我,因为张先生从来没有这么叫过学生。我战战兢兢地走向前告诉他我就是他要找的学生,他问我:“你认识邹尚纯老师吗?”我说:“认识啊。他是我老家的邻居,怎么了?”他说:“他来北京了,昨天到我家看我,提起你来,说刚刚考到北大化学系,问我认识你吗。我说你应该在我教的班里,但
年代就去了”。张先生又问:“他这么多年都还好吧?”。我告诉他:“他还可以。就是有癫痫病,基本上不工作”。张先生若有所思地“哦,是吗?那时好像没有”。然后我告诉他,我家与邹老师家有几年是邻居,他夫人林梦茹老师教过我初中数学。他们有三个孩子,都比我大,是老三届的。文化革命开始受到一点点冲击,后来就没有人管他们了。
课间休息时间不多,说了这些张先生又要上课了。他敦促我务必去看邹老师,说邹老师很想见你。
下课后我打了一个电话过去,原来是邹老师的一个亲戚。他让我周末去,告诉怎么坐车。我周末去见了邹老师,很感谢他到北京来还打听我。他几十年没有到北京了。过去我知道他是大知识分子,是西南联大毕业的,学物理。邹老师原来是南开的,张先生原来是燕京的,他们都去了西南联大,在那里是同学。看起来,邹老师应该与同期也在西南联大的杨振宁是同学,而且都是学物理的。
张先生讲课很严谨,所有的讲义都是他准备。他说,我在课堂上讲的或在考试中考的理论或反应式,都是有化学文献佐证的。因为化学是一门实验科学,有时候理论上可以,但实验室做不出来。有时候实验时做出来了,理论不能解释。化学家应该尊重实验结果,而不能想数学物理那么推演。
他的考试题常常与我们在书上看到的不一样,更加灵活,更具挑战性,大家总觉得不太适应。他说,我出题会有
的题。
前几次考试大家考得还可以,虽然高分不多,但还说得过去。到了期终考试时,张先生出了一份很难得考卷。前面还是有一些基本题,比原来难,需要花点时间做。后面大约有
分也不容易。不用老师改,大家都知道这次考得非常差。
考完很久都不公布考分,协助张先生教课的老师们只说考得很不好,卷子不发,成绩也暂不公布,要与张先生研究以后再说。一个星期以后,张先生在课堂上对大家说,这次大家都考得不太好,很多人包括老师们来求情让他改变评分标准,比如那个
为最后分数。这已经是张先生的破例之举了。
回去想了一下,觉得这个开方乘
分,就及格了。大家都可以涨分数,只是多少不同而已。
分数下来了,我得了
,这也和我自己原来估计的差不多。
后来在美国教数学时我碰到过一回类似的情况。在一次考试中,大部分学生对一个
多分。这个办法学生们懂,也认为公平,无人抱怨。
张先生是剑桥的博士,英文很好,加上专业好。有时外国教授来北大做学术讲演,如果能请到张先生来翻译,那是大家最高兴的。别人做翻译,一般是专家说一句英文,就翻译一句,偶然可能两三句一起翻。有时候搞不懂,翻译还得问讲演者什么意思。听起来觉得断断续续,不连贯。而且大多翻译的专业水平不高,在没有听完全文来翻单句,往往会出错,或让人听不懂。
张先生一般会让讲演者完整地讲完一段,五分钟或十分钟,他再用中文讲其内容重复出来,不一定会完全按照讲演者的顺序讲,但内容一定是准确的,而且是以大家都能听懂语言来表述。因为他不论是英语还是专业都是最好的,所以他的翻译特别受欢迎。
由于张先生讲课讲得好,使同学们对有机化学的兴趣大增。在四年级选专业方向时,选有机的同学最多。后来考研究生也是考有机的多,报张滂先生的尤其多。
我毕业时没有上研究生,还在政府工作过几年,学的东西都忘记了。十年后留学时才捡起来,到了美国考化学的
。这是张先生的功劳,那个有机底子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