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绝】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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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绝】读史

赤色新朝换旧符，焚书祸起再坑儒。

千人里面诛其一，敢笑秦皇不丈夫。

（2010-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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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语录：

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辨论过，你骂我们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大笑）。

（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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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还是谦虚了，其实，他要超过秦始皇不止一千倍。什么叫冷血暴君？什么是草菅人命？什么叫滥杀无辜？什么叫有计划的人口灭绝？什么是反人类罪？请读读以下文字：

整个“镇反”运动究竟“杀”、“关”、“管”了多少人？毛泽东后来有过一个说法，叫杀了70万，关了120万，管了120万。毛的这个说法来自于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1954年1月的一份报告。

在毛泽东的极力推动下，全国各大中城市从3月开始，陆续实施了有计划的，极具震慑性的大逮捕和处决的行动。此举在各个城市都造成了相当强烈的震撼性效果。

随着各地大张旗鼓地开始开展“镇反”，民众的热情和要求节节升高，处决人犯的规模也一波胜过一波。毛泽东对此同样感到欢欣鼓舞。在3月18日表扬天津一个半月准备先处决500，以人民之口赞扬这“比下一场透雨还痛快”之后，他进而又于4月22日借公安部的报告，公开表扬北京一天处决200个反革命“杀得好”，说“这是正确执行毛主席关于人民政府要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的指示的第一次”，“证明害怕震动过大而束手束脚是不对的，是没有根据的”。①这种表扬，无疑进一步刺激了各大中城市负责人放手大杀的勇气。上海在这方面就后来居上，落实了公安部报告中关于处决人犯要“行动猛、火力足”的要求。各地随后也都比着突破这一数字。上海4月27日大逮捕之前，所处决人犯之数不过100多人，除受到毛泽东批评3月底匆忙一次处决人犯掉90以外，历次处决人犯多不过 9人，一般只有二至三人。而4月27日大逮捕一举就捕了8359人，仅4月30日一天就枪毙了285人，[38](p105~106)5月9日再毙28 人，6月15日又一天枪毙了284人，以后即每隔数天枪毙一批，少则二三十名，多则一百四五十名，到11月初，半年时间就已处决到将近2000人之数了。 [39](1951年5月1日-11月2日）

自3月以来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的结果，是各地杀、关、管的数字都大大突破了原先的设想和计划。由于多数地方按照原先掌握的情况，无法完成千分之零点五至千分之一的处决人犯比例，不得不勉强凑数，加上各地都没有足够的公检法机构和人员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审理如此多的杀、关、管案件，结果是多数案件都未能经过严格审理。相当多的人犯只是基于历史上有所谓“劣迹”，量刑的标准已远远超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中的规定，自然更不重视“现行”与否③。不讲证据，滥捕滥杀的现象相当普遍。　　

福建长汀郑冠岑，世代书香门第出身，受过高等教育，一生从事教育，毫无民愤或血债，只因抗战期间做过三年国民党县党部书记，就被作为历史反革命逮捕，并硬是张冠李戴地将他人的罪过也扣到他的头上。而且既无口述交待材料，亦无检举揭发材料，甚至全无审问笔录，更谈不上证人证言，只凭县公安局长一纸罪状，即被轻易枪杀。[43]

湖南衡阳茶市以刘伯禄为首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因多数人出身地主，再加上南下工作组干部靠“逼供信”怀疑当地有“反共救国军”，因此相信以刘为首的当地党组织和其所领导的青年团、农会和励淬学友会等组织，即系“反共救国军”及其外围，进而将刘定为“匪特头子”、“恶霸地主”。结果200余人受到株连，许多人被吊打逼供，8人被枪毙，5人被判刑，4人被开除公职，1人下落不明。[44](p129~137)

朱自清的儿子朱迈先，早年积极追随中共，投身抗日活动，八年抗战期间亦因中共指派随宣传团集体参加了国民党军队，解放战争后期并策动桂北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成功，同样既无民愤，亦无血债，却在镇反运动中被当成历史反革命判处死刑，执行了枪决。[45]

因挟嫌报复造成冤假错案，乃至于草菅人命的现象，在农村地区尤其严重。1953年春，因各地“错捕、错押、错判”的情况相当普遍，湖南在镇反运动期间曾复查过一些明显存在问题的案件。在查出的763件各种反革命案件中，仅颠倒黑白的就有82件之多，占到需要改正案件的10.7%。其中湘潭县人民法院认定的一名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罪行一是解放前充当“圈子会”的“大爷”：二是曾勒索他人光洋1200元：三是解放后组织地富300余人进行反革命暴乱，殴打干部，企图推翻农会和篡夺乡政权。经查，所定罪行全无证据，纯属诬陷。原因只是因为乡村农民和集镇居民竞选农会负责人时，曾组织农民游行助威，被人怀恨在心，以致乘机裁赃报复。[46](p412~413)

以1953年经新华社记者和各级公安部门复核认定的贵州睛隆所谓“破坏土改同盟军”的冤假错案为例。该地三区共有马场、中营、鲁打、大田四个乡，是汉、彝、苗、倮、喇叭、革老等八个少数民族杂居地区。该案很大程度上因民族矛盾引起。原鲁打乡长为喇叭族人，后由汉族陈谨修接任。陈行事违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引起少数民族干部不满，陈即寻衅报复，藉“镇反”运动之机，用肉刑逼供出所谓反共委员会的组织。此案被吊打的地主305人，农民12人(致死6 人)，错杀7人，逮捕的269人，自杀的20人(地主13、富农1、农民6)。[47](1953年4月13日)

勉强凑数，滥捕滥杀的一个极其严重的后果，就是把大批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打成了反革命。在刚刚结束不久的国共战争当中，中共很大程度上是利用了对国民党起义及投诚人员“不咎既往”的优待政策，瓦解了国民党几百万大军的战斗力的。但是，在镇反运动中，所有这些曾经对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具有极大感染力的政策文件，在各级干部眼里，都成了一纸空文。在许多地方，除去大批起义投诚人员以外，很难找到更多的打击对象。

因此，为了达到上级所要求的数字比例，在一些地方，各级干部不可避免地要把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甚至包括曾受中共领导，但具有灰色掩护的地下武装人员，列入到“杀”、“关”、“管”的名单之中。湖南茶陵20余名国民党中将和少将，除去港台者外，参加起义或投诚的9人，镇反运动中多被定为反革命分子，其中4人被枪毙，3人被判刑(2人死于劳改期间)。[48]贵州省国民党统治末期的81个县的县长，无论是起义、投诚，还是被捕释放，虽多半已得到处理，甚至已安排工作，这时却因地方要凑够处决人犯数字，而全部被当作反革命分子给杀掉了。[49](p103)

抗日将领，曾历任军参谋长、代军长、集团军参谋长及代司令之职的田西园，内战后期加入民主同盟，受命“策应解放作战”，其组织的地下武装并直接接受了解放军第十二兵团肖劲光的指挥。其后还成功策动武汉警察总队起义，保障了武汉市的通讯交通、水电供应，免遭破坏。他却在镇反运动中被当成历史反革命杀害。甚至像在全国范围内十分著名的抗日将领李杜，在1951年的镇反运动中，也曾因信奉一贯道，而被定为反动会道门首领密谋叛乱而被捕。只是因为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出于统战工作的需要，调阅了国民党军团长以上、文官县长以上被捕者名单，偶然发现了李杜的名字，马上指示放人，李杜才逃过一死。[50]

李杜，乃至于大批官至将军的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原本既在地方统战名单之列，而他们的命运尚且如此，又可想而知大批官阶在团营以下的普通国民党军官兵的命运将会如何。正因为如此，镇反开始后，沿海地区就不断发生内地居民纷纷偷渡逃难到香港和境外的情况，影响所及，至今余波未尽。 ①而留在内地，能够活下来的起义投诚人员或者家属，改革开放纷纷要求平反。已知仅湖南一省，经认定身份列入复查的17145人中，就有13530人得以撤销判决，恢复名誉，约占复查数的79%。而列入复查的被打成反革命的中共地下武装人员3011人，2291人得以撤判纠正。[46](p425)在全国范围，总共有15万起义投诚人员被摘去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得到平反。由此，不难看出当时情况之一斑。[51]

镇反运动刚一开始，就会出现各地捕杀范围迅速扩大，且一发不可收拾的局面，固然有《条例》的规定太过宽泛，一些基层干部无法无天，少数人挟嫌报复，以及被鼓动起来的群众缺乏理性等种种原因，但全国范围出现处决人犯失控的现象，显而易见还是与毛泽东的全力推动分不开的。由于中共党政不分，组织结构自上而下高度集权，形成金字塔式的干部任用与监督体制，从而决定了毛泽东提出的任务指标，不可避免地会被一层层化解为十分具体的形式分派下去。而每一级干部又势必要通过努力完成上一级领导提出的任务指标，来表现自身能力和政绩。再加上许多地方干部原本是军人出身，任务观点极重，习惯于简单地用武力将一切隐患消灭干净。恰好毛泽东本人又非常习惯于运用数字来量化其任务指标和政策要求，结果也就使得各级干部对完成，乃至于超额完成上级分派的数字指标格外热心。②各地处决人犯数字的攀比而上，在相当程度上就是与地方干部争先恐后地想要向上级显示自身政绩和喜欢干净利落地彻底解决问题的心态密切相关的。

据报，不到5月，两广地区就已捕了188679人，处决了57032人，其中“广东四月份即处决一万零四百八十八名”[52]。“至今年四月底止，华东共捕反革命罪犯三十五万八千余人，共杀反革命罪犯十万零八千四百余人，占人口的千分之零点七八。”③中南地区更是惊人，不到5月中旬，“杀人已近二十万，距人口千分之一点五只差五万左右”，远超出处决人犯一般不超过人口千分之一的原则规定。而根据中南地区还要在7000万人口的地区进行土改，还没有消灭会道门，城市镇反也才开始进入高潮，“还有一大批人要杀”，不难想象其处决人犯数必定要大大突破毛泽东此前所提出的最高限度，即千分之一点五。[53]

更为重要的是，各地其实很快就已经发现大张旗鼓的“镇反”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偏差。据报，“广西省委和省公安厅之检讨可杀可不杀的而被杀了的占总数的杀人数的百分之三十左右，甚至龙州、雷平提出要杀的四十人既无犯罪事实，连出身、简单历史及年龄都没有。县区个人都有杀人的，邕宁县委组织部长个人就批杀二百二十六人，苍梧一区先杀后报十四人，又一个区杀而不报二十四人，宜山批准杀五十二人，贵县一次夜间从后门拉出八人执行处决，有的地区乱棍打死，甚至割耳挖心，并都要求增大比例。钦廉专区二月份即押一万三千人，内钦县一县即捕八千人，钟山县委不经讨论批准各区自行逮捕，结果全县捕一千一百二十六人，送到公安局之犯人有的连材料都没有，仅写一个坏字。广东偏差的事实虽然不很多，不大，但高雷现押已达两万多人，连平县擅自杀死二人，并让群众割肉回家。东江发生电刑审讯致死现象，湛江自杀者十三人。中山县自杀者三十七人，确值注意。”[52]

对这种情况，有过太多肃反扩大化和前一期土改杀人过多教训的一些地区的负责人，已经开始紧急约束下级部门。山东分局5月初即下达指示，规定：“山东无论在农村，无论在城市，镇反杀的比例数，均应低于千分之一为妥。”[54]

中南局4月中即明令湖南、河南、江西、湖北四省停止大捕大杀，四省处决人犯权收归省委掌握。但是，杀戒开起来容易，关起来却远不那么便捷了。特别是许多基层乡县，人际关系原本就十分微妙复杂，其中又难免涉及到一些原本就带有挟嫌报复性质的案件，自然是捕人容易放人难。结果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边上级下令停捕停杀，那边下级因害怕政策有变，纷纷抓紧杀人。捕杀范围严重扩大化的中南地区，就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中南局明令停止大捕大杀之后，在不及一个月的时间里，其杀人数字不仅没有减少，反而一下子从15万猛增到20万人之多，凭空就增加了5万人，弄得中南局负责人一时间莫名所以。[53]

毛泽东这个时候对杀人失控，而各地还一个劲儿地想要大杀特杀的情况，也感到不妥了。4月20日，他专门致电各中央局书记称：虽然2月中央会议决定先规定杀人数以人口千分之零点五为准，但“现在西南已达千分之一，中南和华东的某些省区亦达到千分之一，个别地方且已超过。一般地看来，华东、中南、西南三大区似乎均须超过千分之一的比例才能解决问题。但是，超过太多似乎不妥。柳州专区要求杀千分之五，显然是错误的。贵州省委要求杀千分之三，我也感觉多了。我有这样一种想法，即可以超过千分之一，但不要超过得太多，不要规定一般以千分之二为标准。而(应)将许多犯人列入为无期徒刑，离开本县，由国家分批集中，从事筑路、修河、垦荒、造屋等生产事业。例如西南区准备再杀的六万人，杀掉三万左右以平民愤，而将其余的三万人左右各省区负责分批集中生产……如果以人口千分之点五计算，西南、中南、华东三区就有十五万人以上，是一批很大的生产力。贵州省认为不杀千分之三就不符合准和狠的原则，我倒觉得按贵州人口一千万已杀一万三，省委要求再杀二万二千至二万五千，我们可以允许他们再杀一万多一点，留下一万多不杀，已经超过千分之二的比例，已是按照贵州这样的特殊情况办事，已经算得准和狠了。上述意见的缺点就是执行起来很麻烦，不如杀掉好，爽快。其好处就在经济方面有利益，政治方面也有某一方面的利益，使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好说话。苏联过去对许多重罪犯就是这样处理的。此事是否可行，请你们和一些同志商量一下，以其结果电告为盼”。

（节选自杨奎松教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1》第三章《新中国镇反运动始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