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先生是近年来研究中共党史与新中国建国前期政治史的历史学家中风头最盛的一位，其研究的学术性与客观性也令人瞩目。我最近拜读的他的《新中国镇反运动始末》一文就是此类研究成果之一。
所谓“镇反运动”，是指1950年下半年到1951年下半年的一年左右的时间内在全国范围进行的清查和镇压“反 革命活动”的政治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同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并称的三大运动之一。杨奎松先生的《新中国镇反运动始末》大致以相关原始档案——编入文集正 式出版的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人的相关指示、讲话，中共中央相关文件，中共各级组织的有关报告，当年党报党刊的有关报道，近年编辑出版的一些省志及当事者 的一些回忆文字，等等——为依据，“从建国初期中共中央具体决策形成和变化的过程及其与地方间互动的情况”等方面出发，“描述与分析”了“镇反运动”“形 成发展的复杂情形与其内在的一些问题”，是了解历史、同情历史、反思历史的好材料。另一方面，从对“镇反运动”的论说来看，主流史论基本上只讲其“成 就”，近年来一些海外的文章与回忆则给予了全盘否定与批判，相对这两种走极端的态度，杨先生的学者式的客观与严谨尤为令人信服。
在读杨文的过程中我也有一些思索，在此欲就“镇反运动”的因果略作浅析，与杨先生商榷一二。
其一，关于“镇反运动”的起因问题。杨先生文中指出了“镇反运动”与抗美援朝的关系：“中共中央（1950 年）10月8日正式决定出兵朝鲜，他（毛泽东）两天后就亲自主持通过了新的《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又称《“双十”指示》），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大规 模镇压反革命的工作。”但杨先生认为，“镇反运动”的发起之与“决定出兵朝鲜”几乎同时，“关键并不在于敌情突然严重，甚至也不是因为攘外安内的考虑”， 而主要是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利用抗美援朝战争这个“千载难逢”的时机以实施“共产党建政后早就决定必须采取的重大步骤之一”——“彻底清除反革命分子”。 也许正因此，杨先生的文中虽然也谈到“朝鲜战争的爆发，特别是美国及联合国军的大举卷入……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定的恐慌心理，特务分子以及各种不满中共政权的旧势力散布的各种谣言更是在许多偏远地区和农村造成了民众的惊恐不安，甚至一些地方还发生了已经被剥夺的地主和旧富农进行反攻倒算的事件”，但总的来说他对朝鲜战争对国内的影响着墨不多。不过在我看来，朝 鲜战争所导致的“敌情突然严重”和“决定出兵朝鲜”所带来的“攘外安内”的需要正是“镇反运动”在彼时彼刻发起的最主要的最关键的原因。杨先生在文中指 出，从1949年“中共中央进城”到1950年10月之前的这段时间内毛泽东对“开展镇反运动不甚积极”，是因为他把“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列为 “首要任务”，而决定“不要四面出击”、“不可树敌太多”，“用他（毛泽东）的话来说，‘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而朝 鲜战争爆发时距新中国成立尚不到一年，显然谈不上“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有关史料显示中共高层“决定出兵朝鲜”的决策是很艰难的，可以说是没有太 大把握的，这时所需要的不正是避免“四面出击”、“树敌太多”、“全国紧张”吗？所以“镇反运动”的主要目的应该说还是为了“安内”以便无后顾之忧地“攘 外”，而杨先生文中所列举的毛泽东对公安部长罗瑞卿说“你们不要浪费了这个时机”、“千载难逢”与刘少奇后来所说的“抗美援朝很有好处，……因为抗美援朝 的锣鼓响起来，响得很厉害，……镇反的锣鼓就不大听见了，就好搞了”之类的话明显带有激发属下“四面出击”信心的意味。我以为，如果没有朝鲜战争爆发和“决定出兵朝鲜”，“镇反运动”应该还会发生，但其发生的时间与进行的方式很可能会大不相同的。
其二，关于“镇反运动”中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的命运问题。杨先生的文章以比较详实的档案史料披露了“镇反运动”时“把 大批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打成了反革命”，从而违背了“‘不咎既往’的优待政策”，比如“在全国范围内十分著名的抗日将领李杜，……也曾因信奉一贯道而被定 为反动会道门首领密谋叛乱而被捕，只是因为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出于统战工作的需要调阅了国民党军团长以上、文官县长以上被捕者名单，偶然发现了李杜的名 字，马上指示放人，李杜才逃过一死”，而其他许多不像李杜这样有名的国民党起义投诚将军却“被当成历史反革命杀害”了，读来令人震惊、感慨不已。不过，杨 先生由此断言：“李杜，乃至于大批官至将军的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原本既在地方统战名单之列，而他们的命运尚且如此，又可想而知大批官阶在团营以下的普通 国民党军官兵的命运将会如何。”这似乎有点儿不够严谨。别的资料且不提，只说我至今健在的老父亲，他就曾是“普通国民党军官兵”的一员，“起义”后加入解 放军，到1976年转业前任南京军区某炮团的政治部主任，而他所在的师内有相似出身的师团级及以下的干部也很不少。是不是留在部队与回到地方的国民党起义 投诚人员待遇迥异？尚待考证。无论如何，当时应该不存在明确的对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的“清除”政策。
总而言之，《新中国镇反运动始末》是不错的研究文章，让读者对历史有较全面的认识。“镇反运动”固然有其巩固新 政权的必要性，但其许多做法，比如下达具体的杀人数据指标、为“发动群众”而一时放任、定罪规定含糊随心等等，现在看来都是不足为训的。放在人类历史的长 河中看，类似“镇反运动”的现象并不孤立，“革命”的胜利者对“反革命”的清算屡见不鲜，且不说十九世纪之交法国大革命中的血腥，也不说1927年国民党 南京政府对共产党人的“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只说现在被某些人奉为“民主人权圣地”的美利坚合众国，当年南北战争结束后北方人对南方“叛乱分 子”也进行过残酷迫害——许多以南北战争为背景的美国小说和电影对此都有所表现。简而言之，“革命”会带来社会动乱，社会动乱中往往人命如草芥，所以我们 的老祖宗有言：宁为太平犬，不作乱世人。知史而鉴，当下某些国人那种不顾一切也要“革命”的心态是不可取的（只不过这“革命”换成了“民主自由”的“普世 价值”），我们需要的是国家安定前提下的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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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镇反运动始末》，载杨奎松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9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