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的蒙古后妃15

十五. 尾声



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
几处夫妻同罗帐,几个飘零在外头?



这首耳熟能详的民歌深刻地揭示了在乱世中，无论是天潢贵胄，还是寻常百姓，都随时面临着家破人亡的厄运，不知有多少妻离子散的人间悲剧在一幕又一幕地上演着。1644年又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中原农民起义军李自成率部攻陷北京，走投无路的崇祯帝在煤山自缢，明朝灭亡。不久，八旗军在归附的辽东军阀吴三桂的引导之下进入山海关，击败李自成，将其逐出北京，接着迁都北京，参与逐鹿中原。后金从努儿哈赤开始，经过几代君主的努力，到了1661年的时候，基本上歼灭了明朝及农义军的残余势力，初步奠定了大一统的局面，他们成功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之一就是在入关之前斩断了明朝的羽翼，征服了漠南蒙古，而征服漠南蒙古的关键在于消灭了林丹汗这个强劲的对手。



林丹汗在战乱中败亡，后裔也一样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他有两个儿子，长子叫额哲，次子叫阿布奈，与后金统治者交往时真是伴君如伴虎，饱受欺凌。皇太极的堂兄弟济尔哈朗娶了额哲的母亲苏泰福晋，而皇太极为了怀柔额哲，又将自己的女儿固伦公主，许配给他，表面算是亲上加亲了，但是暗地里双方互相猜疑，面和心恨。



1636年四月，后金于盛京召开大会。蒙古十六部四十九台吉与后金贵族、汉人官僚一起，给皇太极上“博格达彻臣汗”的称号，尊其为蒙古大汗。皇太极锐意革新，将女真旧号改为“满洲”，并废金国号，改为“大清”。清朝为了加强对额哲所部的管理，封额哲为和硕亲王，将其部落改编为察哈尔旗，牧地划分在西拉木伦河以南（今库伦旗）一带。



可是，额哲一向自负为蒙古正统大汗的后裔，对固伦公主反应冷淡，不够热情。皇太极决定找机会挫一挫这个年轻人的傲气。1636年八月，额哲陪同固伦公主一起到盛京朝觐皇太极，当固伦公主进入清宁宫的时候，提前一步到达的额哲及其亲信衮定顾实喇嘛没有及时起立迎接，为此，他们都遭到都察院的劾奏。皇太极抓住这件事大作文章，高调宣布额哲犯了错误，但年纪尚幼，暂不拟追究，而衮定顾实喇嘛则交由刑部议罪，最后竟然定了个死罪。幸好皇太极不想把事情闹大，他见敲山震虎的目的已经达到，便以衮定顾实喇嘛是出家之人为理由，从宽处理，免去死罪。[1]



额哲受此挫折，对自己寄人篱下的地位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傲气自然收敛了不少，他于五年之后郁郁而终，没有留下后裔，妻子固伦公主遵从蒙古习俗改嫁给其弟阿布奈。



阿布奈是囊囊福晋在丈夫林丹汗去世的当月生下的，她降清不久便成为了皇太极的女人，阿布奈自然也被皇太极所收养。[2]阿布奈在额哲死后继承了和硕亲王的爵位，顾盼自雄，于1659年擅自处理发生在察哈尔内的一起刑事案件，既没有经各旗会盟审理，也完全绕过清朝的理藩院。[3]为此，他受到了继皇太极之后即帝位的顺治的处罚。[4]阿布奈负气不进宫朝觐清帝，甚至不抚养自己与清朝公主所生的幼子罗卜藏，将罗卜藏寄养于已经分家的长子布尔尼那里。



阿布奈以蒙古大汗的后裔自居，蔑视清朝，他犯了与额哲一样的错误，但没有象额哲那样得到清帝的原谅。顺治死后，继承帝位的康熙忍无可忍，终于怪罪下来，在1669年将连续八年拒绝进宫朝觐的阿布奈削爵，并拘禁于盛京，命其长子布尔尼袭爵。



布尔尼是孝子，他心中怨恨清朝，默默地在等待时机，准备拯救被拘于狱中的父亲。1673年，爆发了危及清朝统治的“三藩之乱”——云南的吴三桂、广东的尚可喜、福建的耿精忠三位汉族军阀反清，并得到全国各地一些汉族官员的响应，半壁江山陷入战火当中，四方震动，人心动摇。在此其间，布尔尼乘清军主力南下平叛之机，与其弟罗卜藏一起在北方起兵，企图救出拘禁于盛京的父亲。然而，布尔尼兄弟反清的军事行动在漠南蒙古只有少数人响应，没有得到大多数蒙古贵族的支持，因为满洲贵族早已经用联姻、封爵等形式与蒙古贵族结成比较牢固的联盟。东蒙古的王公们纷纷跟随清军镇压布尔尼，双方在在西拉木伦河以南的达禄山决战，察哈尔军大败，布尔尼兄弟俩在逃亡时，被蒙古科尔沁沙律亲王从后赶上，用箭逐一射杀。



布尔尼发动的叛乱仅仅两个月就被清朝平息，康熙帝获胜之后，决意斩草除根，下命绞杀狱中的布尔尼之父阿布奈，又拘捕布尔尼与罗卜藏两人所有的子女，男的于军前正法，女的入宫为奴婢。此举使蒙古大汗的后裔彻底灭绝。清朝还惩罚了追随布尔尼发动事变的蒙古人，并取消了察哈尔旗，将其壮丁分散编入八旗满洲和八旗蒙古，在佐领的管辖之下披甲服兵役，老弱则赏给平叛有功将士做奴。[5]从此，铲除异己的清朝在漠南蒙古的统治进一步巩固。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蒙古大汗后裔灭绝的同时，也意味着蒙古后妃退出了历史舞台。本文写到这里，到了将要结束的时候，最后交待一下蒙古人在清朝统治下的命运：



清朝征服了漠南蒙古，经略漠北蒙古是迟早的事。康熙帝平定了“三藩之乱”，利用西域的卫拉特（即明代的“瓦剌”）中最强大的准噶尔部入侵外喀尔喀的机会，军事介入漠北蒙古，将发生内讧的准噶尔驱逐出外喀尔喀牧地，外喀尔喀部众因此而臣服于清朝。准噶尔部于1717年秘密进军藏传佛教的圣地——西藏，攻占了拉萨，扶持傀儡政权。当时藏传佛教格鲁派已经在漠南、漠北、西域等地的蒙古部落中发展得如火如荼，很多虔诚的信徒唯西藏的宗教领袖马首是瞻，因此清朝不会对准噶尔控制西藏坐视不顾。康熙帝派军入藏击败准噶尔部，将青藏地区纳入势力范围。退回西域的准噶尔部由于继位问题接二连三地发生内讧，破坏了统一，削弱了实力。使清朝有机可乘，经过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的不懈努力，终于在十八世纪中叶彻底征服了包括准噶尔在内的卫拉特各部。准噶尔部在战乱中损失惨重，既遭到清军不分良莠的野蛮屠杀，又受到传染病的袭击，“痘役盛行”，[6]致使大部分人死掉，还有一些人逃离故土，迁移到哈萨克、沙俄境内。至此，清朝逐步实现了统一蒙古诸部的宏伟霸业。



清朝在征服蒙古的过程中，为了加强对蒙古诸部的管理，设立了理藩院，制定相应的法规，陆续将归附的蒙古部落分为蒙古八旗、内属总管旗、外藩扎萨克旗三大部分，定期编审丁册。



蒙古八旗是仿效满洲八旗而设的，与汉军八旗一样，待遇从优，同属清朝的裔系部队，驻扎在京畿及全国各地。内属总管旗则分散驻牧在热河、宣大同边外、漠北、新疆等地，[7]没有世袭的封建统治者，由清朝直接管辖，虽然不用纳税，但需要服兵役、站役等等。外藩扎萨克旗是游牧在漠南、漠北、青海、新疆等地的蒙古部落改编而成，每一扎萨克旗均直属清政府，旗主由王公、台吉等封建贵族世袭，在划分的牧地之内放牧，不用纳税，可是也有为清政府效劳的责任，例如战时奉调出兵等等。清朝在扎萨克旗之上设立“盟”，各旗需要定期会盟议决大事。



蒙古地区的人民，只有获得清政府的准许，才有机会来到内地进行朝觐、拜佛及商贸等活动，平时不能随意进入塞内。满清同时限制汉人迁入蒙古，长期禁止汉人与蒙古人通婚，用各种措施费尽心机以达到将蒙汉两个民族隔离的目的。



虽然清朝统治者早已经认为藏传佛教可能会使“国运衰微”，[8]因而严禁在满洲人居住的地区传教，[9]但是却鼓励蒙古人信教，处心积虑地在蒙古推广藏传佛教。清朝不断拨款捐资在蒙古各地兴建寺庙，大力扶持蒙古宗教领袖，对上层喇嘛实行等级制度，册封了两大活佛（分别是外蒙古的哲布尊丹巴；内蒙古的章嘉[10]），承认他们是蒙古地区拥有崇高社会地位的宗教领袖，还设立了专门由活佛管治的喇嘛旗。根据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制度，活佛圆寂之后，就会化身灵童转世，以此来解决宗教首领继承问题。通过转世制度，各个活佛可以一代一代地传袭下去，从而保证了宗教政策在蒙古地区的一贯性。清朝统治者还规定每个蒙古家庭要有一个以上的男子当喇嘛，并在嘉庆年间正式立法禁止出家的喇嘛娶妻组织家庭，[11]这样做的直接后果就是令到蒙古繁殖率底下，人口不断减少。时间越往后移，问题越严重，到了清末民初，人口“已减少至五十万人”，[12]而且，这五十万人当中喇嘛亦占了很大一部份，根据1918年的统计数据，仅仅在漠北的喀尔喀地区，喇嘛就“约占蒙古人男性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四。”[13]



信奉喇嘛教的蒙古上层统治者利用女性修法；中下阶层也由于男女配偶比例不平衡的原因，婚外滥交非常严重，导致性病在蒙古社会各个阶层大流行。清末民初，据说“蒙古青年十七岁至二十五岁者百分之八十五都患有花柳病；二十五岁以上者，所占百分比自然更大了。”[14]流行病长期猖獗，下至牧民，上至活佛都未能幸免。民国初年出访外蒙古的冯玉祥将军曾经记录下所见所闻，道：“其时，蒙古喇嘛教领袖即是活佛，名哲布尊丹巴。在过去，活佛的地位等于专制时代的皇帝，一切生死予夺之权都归他一人掌握。他可以为所欲为，没有任何的顾忌。每年各地的王公及其眷属要来朝拜一次；王公的眷属中有年轻貌美可使活佛中意的，活佛便有权强她留在宫内，与他们做‘欢喜佛’。王公们一则忧于他的淫威，二则恐怕也已积久成习，视为当然，对此横行，丝毫不加反抗。这位活佛因淫欲无度，不但患有花柳病，烂塌了鼻子，而且闹得身体虚弱达于极点，两眼渐致失明，甚至坐着不动时，也须人扶持。”[15]



政治、文化、生活都与经济息息相关。自从清朝在乾隆年间击败准噶尔之后，蒙古地区再也没有爆发大规模的战争，与中原的商品贸易也有急促的进展，过去的朝贡互市贸易已经逐渐被城镇贸易所替代，经贸市场由张家口等传统处所扩散到大漠南北新兴的呼和浩特、库伦、乌里雅苏台等处。尽管客观环境如此有利，蒙古本民族的经济却不容乐观，仍然是以单一的畜牧业为主，只在某些地方形成了农业，而工商业则没有多大的发展，篷勃的商业主要被汉商所控制。造成这种经济日益衰颓的局面，原因是多方面，可是，求神拜佛的世界观禁铟着人们的思想，大批喇嘛脱离生产，不耕不牧，是经济发展步伐缓慢的原因之一。蒙古人将大量金钱捐献给寺庙，不过，很多喇嘛并不满足，还利用替人念经、放货等各种手段进行敲骨吸髓式的敛财，有学者生动地容易：“在广漠无际的草原上耸立着堂皇富丽的喇嘛庙宇，试将其内部的绚烂威仪和那污损成灰色的蒙古包一比，便可大致了解它压榨旗民膏血到如何地步。”[16]



整个清代，喇嘛教虽然给蒙古带来文化上的繁荣，但也在政治、经济等方面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促使积弱的蒙古在近现代沦为沙俄、日本等东西方列强的附庸，任人宰割，这是当初在蒙古人当中宏扬喇嘛教的元世祖忽必烈、俺答汗等贵族们所预料不到的，当然，他们的子孙后代默守常规，不思变法也应该负一部分责任。



一首佛教偈颂说得好：“猛虎行步处，野豻不能行，狮子跳跃处，驴跳必致死。有福成甘露，无福乃为毒。”[17] 活生生的事实就摆在眼前，如果不顾及本国国情而盲目全盘接爱外来先进的文化，很可能会引起灾难性的后果，殆及后世，这一点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正所谓“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18]





[1]《清太宗实录》崇德元年八月丁亥条

[2]乌兰《〈蒙古源流〉研究》第473页

[3]《清世祖实录》顺治十六年五月庚辰条

[4]皇太极于入关前夕病死，年仅六岁的顺治即位，成了入关之后首位清帝，但实权被叔父摄政王多尔衮所操纵，多尔衮于1650年病卒，顺治开始亲政，于1661年病死，时年二十四岁，南明最后一位皇帝永历亦在同一年被清军所俘杀。

[5]《清圣祖实录》康熙十四年五月丁丑条

[6]魏源《圣武记》卷四《乾隆荡平准部记》

[7]新疆，古代属于西域的一部分，清朝乾隆年间逐步统一卫拉特诸部，平定该地的叛乱，改称新疆。

[8]魏源《圣武记》第十二卷

[9]《东华录》天聪五年闰十一月庚戌条

[10]西藏地区的两大活佛是达赖与班禅

[11]《呼和浩特掌印扎萨克.达.喇嘛印务处档案》，嘉庆二十二年，字94项，蒙文付抄本，转引《蒙古史论文选集》第二辑，第108页《喇嘛教与蒙古封建政治》，金峰著

[12]冯玉祥《外蒙古纪行》

[13]迈斯基《外蒙古共和国》下，第299——306，转引田山茂的《清代蒙古社会制度》，第126页

[14][15]冯玉祥《外蒙古纪行》

[16]田山茂的《清代蒙古社会制度》，第218页

[17]《道果延晖集》第50页

[18]杜牧《阿房宫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