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钱包里，夹着一张照片。一个光屁股男孩，可爱极了。照片上的男孩，不是我，也不是弟弟小南，而是我们三兄弟中最小的一个。那时候他一岁，本来应该叫伟南，现在却改了名，而且还改了姓。
这里面有故事，一个关于袍泽情谊、一诺千金、骨肉离散、终极团圆的故事。
父亲不善交往，难得有一位好朋友，姓储，既是同乡，也是同事。从县银行到上海，一直在一起。储先生比父亲年长许多，高而瘦，那模样，有点像马三立。膝下仅有一子，所以非常羡慕我父亲的儿女满堂。
储先生的独子十多岁了，自然是金贵得很。越金贵的东西，往往也越脆弱。一场车祸，独苗夭折了。老夫妇悲痛欲绝。
那时候，我母亲刚怀上老五，还不知道是男是女。
储先生来同我父亲商量，想认领小南：“老万啊，你看，你有两个儿子，而我……你嫂子也不可能再生育了……”大男人的戚戚然，有时候让人更加恻隐。
我母亲舍不得。无奈当中，出于袍泽情谊，父亲便作了一个承诺，如果老五是男孩，那就续你们储家的香火。
老储家香火命不该绝，老五恰恰是男孩。储家老俩口欢天喜地，准备了全套婴儿用品，高高兴兴来接驾了。母亲还是舍不得。父亲也舍不得，但一诺千金，也不忍让老俩口再绝望。于是伟南就变成了储忠——要忠于储家的意思。
母亲没有少伤心。父亲内向，表面上不露声色。但钱包里的婴儿照，不时凝视照片的沉思，当时我们不懂，现在回忆起来，颇能理解父亲当年心中的痛。
好在两家一直有往来。逢 年过节，不是我们去储家看小忠，就是储家夫妇带着小忠来团聚。
储先生的老家是宜章，离我外婆家也就三、四里地。文革期间，我串联串到外婆家。听说小忠在那里插队，便去了一趟宜章，想接小忠回外婆家玩几天。也许是因为文革，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紧了，储家突然变得小器起来，只让我们兄弟俩在田埂上空站了一会儿。我是独往又独回。回到外婆家，很是伤心了一阵。
文革以后，小忠上了复旦，念的是金融系。八五年，四通创业的艰难期，正经历新生事物诞生过程的阵痛——被告状、受调查。当时我父亲在四通管财务，压力很大，苦于没有帮手，危难中想到了小忠。当时小忠在上海工商行工作，又是新长征突击手，又是第三梯队人选。听到父兄召唤，小忠放弃了大好前途，义无反顾来北京入伙四通，上了贼船。演绎了“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的现代版。
谁也没有料到，我们一家会用这种方式团了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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