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的故事(忆苦饭)
文革可是一个大题目, 说的人多, 说法也多. 大部分人控诉, 也有一些人说好的. 还也一些人更怪, 居然不知道文革, 这怪不了他们, 他们年轻, 没经过文革, 没人告诉他们. 我到美国来了后, 心血来潮跑去读书, 到学校发现, 绝大多数中国同学都比我年轻差不多二十岁, 太太戏称我当了娃娃头. 他们对文革的印象是, 一, 人人说话都必须带一句语录, 这是从那个著名的相声里来的. 二, 人人都吃不饱, 这一定是他们的爸妈教育他们节约时说的. 但我知道文革可远不只这些.
我是在一个颇有名气的大学里长大的, 是公认的文革重灾区. 我父母又是三十年代的大学生, 无疑是革命的对象, 我理所当然认为文革是一场灾难. 我后来有了一些家庭是工人农民的朋友, 在他们看来, 文革挺好玩, 不用上学, 没有作业, 可以瞎胡闹, 不好的是, 浪费了光阴. 我完全能理解, 屁股决定脑袋嘛, 文革并不是人人都倒了霉.
但我也希望其他人能理解在那个时候, 在有些地方确实发生了一些灭绝人寰的事, 而更叫人不可思意的是, 干这些事的人, 并不是什么东厂西厂培养的冷血怪物, 而就是像你我一样的普通人, 昨天他们还对你真诚的笑嘻嘻, 一旦革命需要, 他们就能眼都不眨把你打入十八层地狱. 是这种革命造成了恶? 还只不过是人性的恶在这种革命中得到了暴露? 也许二者都有? 我不知道.
随着革命的深入, 越来越多的人被揪了出了. 家被抄了. 我们小朋友之间见面第一句问候语也变成: 你的家抄了吗? 就像今天: 你炒的股长了吗? 我记得有个朋友一天抱怨, 红卫兵把他一套三国的洋画都抄走了, 他可花了几年的时间攒的, 我们一起笑话他是守财奴, 老土, 谁还玩那呀, 我们那时开始玩扑克了.
听说北京文革开始时就有了暴力, 到底是首都, 什么都走在前面. 我们那里暴力是从转达那个旗手的讲话逐渐开始的. 据传她说, 好人打好人, 误会; 坏人打坏人, 活该; 坏人打好人; 嚣张; 好人打坏人; 应该. 谁都认为自己是好人, 对手自然是坏人, 动武就成为应该的了. 对阶级敌人用不着客气,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不是绣花吗.
母亲再也不带我看大字报, 辩论了, 一方面因为害怕 “保护现场”, 而且又出现了她的大字报. 母亲一贯很左, 阶级觉悟也很高, 但还没有高到让她未成年儿子去看诬蔑她的大字报的程度. 她基本不出门, 我也只能呆在家里, 可把我憋坏了.
有一天, 我突然听到外面有喇叭声, 乘母亲不注意, 飞快地跑出门, 哦, 原来他们在抄李教授的家. 等我一回家, 母亲有点紧张地慌忙问我:
“外面出了什么事, 怎么这样吵?.”
“他们在抄李教授的家.”
“抄李教授的家? 李教授可是受保护的民主人士.”
“什么民主人士, 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母亲没做声. 我问到:
“谁是八大山人?”
“几百年前住在江西南昌的一个画家. 为什么问这个?”
“他们把他的画烧了.”
“为什么不收走, 非要烧呢?”
“他们问李教授这个画是真的还是假的, 李教授说是假的. 张叔叔说, 把它烧掉看他表情就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了.”
“ 张叔叔, 哪个张叔叔?”
“就是我们在李教授家里看到的戴眼镜的张叔叔.”
“你看错了吧, 那怎么可能? 张叔叔可是李教授最喜欢的学生.”
“怎么不可能, 我百分之百肯定, 他还带我看过电影了, 你忘了?”
“他还说了什么?”
“说李教授不学无术, 不让他革命, 还诬蔑新社会, 很多很多, 我也不知道. 他还把李教授的头按下去, 说是必须低头认罪.”
“总不能他说什么就是什么, 要相信组织上会给一个正确的结论.”
“怎么不是, 他说李教授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人家就给他脖子上挂上牌子游街去了.”
母亲沉着脸, 又一声不作. 我又问:
“你说那画是假的吗?”
“我哪知道. 唉, 李教授可是嗜画如命.”
她突然想起来什么, 急忙地问我:
“他没有要你搬东西的吧?”
“没有.”
“你没有喊口号吧?”
“没有哪! 你不是不让我喊吗? 我记住了嘛.” 她怎么变得这样啰嗦.
“你记不记得上次你在李教授家抓了一大把糖?”
“我不记得了.” 我到别人家总是抓一大把糖, 只要别人要我抓, 这是我的特征.
“李伯母还给你一个泥人娃娃, 怎么会不记得呢.”
“呃, 我想起来了, 我们去给他们拜年.”
“对呢. 你想想看, 你吃他的东西, 又拿他的东西, 还要去打倒他, 这可有点不对. 再说, 革命是大人的事情, 你们孩子就别跟着瞎起哄.”
母亲知道不可能把我总这样关在家里. 就鼓励我打乒乓球, 而以前我打得老做不了功课, 她把我球拍都收掉的. 我住的那个学校很多建筑是依山而建的, 因此有很多所谓的半地下室结构, 即窗子挨着地, 房间有一半在地下. 我们去打球的地方就是这样的一个大房间, 玻璃早被人打破, 我们打开窗子, 跳进去, 球台就在房间正中间.
那天我们刚刚走近窗子, 就听到了声音, 从窗子往下一看, 房间里有人. 我想真倒霉, 今天打不成球了. 仔细一看, 可就吓了一跳. 只见房间里黑黝黝的跪了一大片人, 一些全套军装的红卫兵有的手里拿着棍棒皮带, 有的端着像是脸盆星星点点地站在这些人中间. 就听到一个红卫兵说:
“…..应该多吃一些劳动人民过去吃的东西, 这样你们才能知道你们的罪恶, 你们这些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封建地主的孝子贤孙……”
原来是红卫兵在要坏分子吃忆苦饭. 所谓忆苦饭一般就是米糠加上青菜黄叶, 据说解放前劳动人民就靠吃这个维生, 不过给坏分子吃的还加了什么我就不知道了, 我想为了帮助他们认识罪恶, 恐怕还加了别的东西.
我仔细一看, 里面大部分好像都是我知道的一些大教授, 离我最近的是头发花白的中文系吴教授, 不久前母亲刚带我听了她讲毛泽东诗词. 突然我看到了生物系的余教授, 他和我家住过一栋. 母亲跟他太太挺熟, 见面有时讲一会. 有一次讲着讲着, 余太太突然突发奇想, 居然想要抱我, 我那时大慨六,七岁. 母亲有点幸灾乐祸地看着我在挣扎, 见我最终挣脱, 笑着说:
“你还想抱他, 好久他都不让我抱了, 除非病了.”
“养男孩就是没意思, 怎么都养不家.” 余太太恨恨地说.
她没有女儿, 儿子比我大得多. 余教授熬到了文革结束, 风光了好一阵, 余太太就没有这样幸运了, 在文革中先疯后自杀.
我听到一个红卫兵说: 好不好吃? 一片好吃, 好吃的回答. 突然听到一个声音 “不好吃.” 这人跪在吴教授旁边, 比较年轻, 我不认识. 站在他边上的一个女红卫兵转身就是一皮带, 他脸上顿时开了花, 血流满面. 又有几个人围过来举起手里的家伙. 只见他用双手紧抱着头, 哭喊到:
“小将, 小将, 革命小将, 你们让我把话说完好不好, 唉哟….”
这时过来一个像头头的红卫兵, 说道:
“等一等, 看他怎么狡辩, 再来专他的政也不迟.”
“我的意思是, 正因为这不好吃, 我才更深地感觉到我罪恶深重.”
打人的那个女红卫兵就站在窗下, 我清清楚楚看见皮带的铜头正往下滴着鲜血.
我有一段时间认为这不过是我的一个梦罢了, 我没有跟任何人说过, 包括我的母亲. 我完全想不起来时间. 地点和同伴. 但到了我成年以后, 几次从这种恶梦中惊醒, 我开始肯定这不是梦. 理由有二: 第一, 人不可能梦到从未见过的东西. 比如说, 你可能梦到龙, 但龙的身体却是蛇形, 爪是鸡形. 我小时候从来没有见过这种血腥的暴力,那时的电影里也没有, 怎么可能梦到完全不知道的东西. 第二, 文革中学校许多人自杀, 这可绝不是梦, 人不到了活不下去, 哪会想到自杀. 至于我记不起细节, 好像可以用心理学的选择性遗忘来解释.
那女红卫兵不过十七, 八岁, 现在也应该有六十了, 如没有意外, 现早已做奶奶外婆了, 不知她是否和我一样也会从恶梦中惊醒.
文革可是一个大题目, 说的人多, 说法也多. 大部分人控诉, 也有一些人说好的. 还也一些人更怪, 居然不知道文革, 这怪不了他们, 他们年轻, 没经过文革, 没人告诉他们. 我到美国来了后, 心血来潮跑去读书, 到学校发现, 绝大多数中国同学都比我年轻差不多二十岁, 太太戏称我当了娃娃头. 他们对文革的印象是, 一, 人人说话都必须带一句语录, 这是从那个著名的相声里来的. 二, 人人都吃不饱, 这一定是他们的爸妈教育他们节约时说的. 但我知道文革可远不只这些.
我是在一个颇有名气的大学里长大的, 是公认的文革重灾区. 我父母又是三十年代的大学生, 无疑是革命的对象, 我理所当然认为文革是一场灾难. 我后来有了一些家庭是工人农民的朋友, 在他们看来, 文革挺好玩, 不用上学, 没有作业, 可以瞎胡闹, 不好的是, 浪费了光阴. 我完全能理解, 屁股决定脑袋嘛, 文革并不是人人都倒了霉.
但我也希望其他人能理解在那个时候, 在有些地方确实发生了一些灭绝人寰的事, 而更叫人不可思意的是, 干这些事的人, 并不是什么东厂西厂培养的冷血怪物, 而就是像你我一样的普通人, 昨天他们还对你真诚的笑嘻嘻, 一旦革命需要, 他们就能眼都不眨把你打入十八层地狱. 是这种革命造成了恶? 还只不过是人性的恶在这种革命中得到了暴露? 也许二者都有? 我不知道.
随着革命的深入, 越来越多的人被揪了出了. 家被抄了. 我们小朋友之间见面第一句问候语也变成: 你的家抄了吗? 就像今天: 你炒的股长了吗? 我记得有个朋友一天抱怨, 红卫兵把他一套三国的洋画都抄走了, 他可花了几年的时间攒的, 我们一起笑话他是守财奴, 老土, 谁还玩那呀, 我们那时开始玩扑克了.
听说北京文革开始时就有了暴力, 到底是首都, 什么都走在前面. 我们那里暴力是从转达那个旗手的讲话逐渐开始的. 据传她说, 好人打好人, 误会; 坏人打坏人, 活该; 坏人打好人; 嚣张; 好人打坏人; 应该. 谁都认为自己是好人, 对手自然是坏人, 动武就成为应该的了. 对阶级敌人用不着客气,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不是绣花吗.
母亲再也不带我看大字报, 辩论了, 一方面因为害怕 “保护现场”, 而且又出现了她的大字报. 母亲一贯很左, 阶级觉悟也很高, 但还没有高到让她未成年儿子去看诬蔑她的大字报的程度. 她基本不出门, 我也只能呆在家里, 可把我憋坏了.
有一天, 我突然听到外面有喇叭声, 乘母亲不注意, 飞快地跑出门, 哦, 原来他们在抄李教授的家. 等我一回家, 母亲有点紧张地慌忙问我:
“外面出了什么事, 怎么这样吵?.”
“他们在抄李教授的家.”
“抄李教授的家? 李教授可是受保护的民主人士.”
“什么民主人士, 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母亲没做声. 我问到:
“谁是八大山人?”
“几百年前住在江西南昌的一个画家. 为什么问这个?”
“他们把他的画烧了.”
“为什么不收走, 非要烧呢?”
“他们问李教授这个画是真的还是假的, 李教授说是假的. 张叔叔说, 把它烧掉看他表情就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了.”
“ 张叔叔, 哪个张叔叔?”
“就是我们在李教授家里看到的戴眼镜的张叔叔.”
“你看错了吧, 那怎么可能? 张叔叔可是李教授最喜欢的学生.”
“怎么不可能, 我百分之百肯定, 他还带我看过电影了, 你忘了?”
“他还说了什么?”
“说李教授不学无术, 不让他革命, 还诬蔑新社会, 很多很多, 我也不知道. 他还把李教授的头按下去, 说是必须低头认罪.”
“总不能他说什么就是什么, 要相信组织上会给一个正确的结论.”
“怎么不是, 他说李教授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人家就给他脖子上挂上牌子游街去了.”
母亲沉着脸, 又一声不作. 我又问:
“你说那画是假的吗?”
“我哪知道. 唉, 李教授可是嗜画如命.”
她突然想起来什么, 急忙地问我:
“他没有要你搬东西的吧?”
“没有.”
“你没有喊口号吧?”
“没有哪! 你不是不让我喊吗? 我记住了嘛.” 她怎么变得这样啰嗦.
“你记不记得上次你在李教授家抓了一大把糖?”
“我不记得了.” 我到别人家总是抓一大把糖, 只要别人要我抓, 这是我的特征.
“李伯母还给你一个泥人娃娃, 怎么会不记得呢.”
“呃, 我想起来了, 我们去给他们拜年.”
“对呢. 你想想看, 你吃他的东西, 又拿他的东西, 还要去打倒他, 这可有点不对. 再说, 革命是大人的事情, 你们孩子就别跟着瞎起哄.”
母亲知道不可能把我总这样关在家里. 就鼓励我打乒乓球, 而以前我打得老做不了功课, 她把我球拍都收掉的. 我住的那个学校很多建筑是依山而建的, 因此有很多所谓的半地下室结构, 即窗子挨着地, 房间有一半在地下. 我们去打球的地方就是这样的一个大房间, 玻璃早被人打破, 我们打开窗子, 跳进去, 球台就在房间正中间.
那天我们刚刚走近窗子, 就听到了声音, 从窗子往下一看, 房间里有人. 我想真倒霉, 今天打不成球了. 仔细一看, 可就吓了一跳. 只见房间里黑黝黝的跪了一大片人, 一些全套军装的红卫兵有的手里拿着棍棒皮带, 有的端着像是脸盆星星点点地站在这些人中间. 就听到一个红卫兵说:
“…..应该多吃一些劳动人民过去吃的东西, 这样你们才能知道你们的罪恶, 你们这些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封建地主的孝子贤孙……”
原来是红卫兵在要坏分子吃忆苦饭. 所谓忆苦饭一般就是米糠加上青菜黄叶, 据说解放前劳动人民就靠吃这个维生, 不过给坏分子吃的还加了什么我就不知道了, 我想为了帮助他们认识罪恶, 恐怕还加了别的东西.
我仔细一看, 里面大部分好像都是我知道的一些大教授, 离我最近的是头发花白的中文系吴教授, 不久前母亲刚带我听了她讲毛泽东诗词. 突然我看到了生物系的余教授, 他和我家住过一栋. 母亲跟他太太挺熟, 见面有时讲一会. 有一次讲着讲着, 余太太突然突发奇想, 居然想要抱我, 我那时大慨六,七岁. 母亲有点幸灾乐祸地看着我在挣扎, 见我最终挣脱, 笑着说:
“你还想抱他, 好久他都不让我抱了, 除非病了.”
“养男孩就是没意思, 怎么都养不家.” 余太太恨恨地说.
她没有女儿, 儿子比我大得多. 余教授熬到了文革结束, 风光了好一阵, 余太太就没有这样幸运了, 在文革中先疯后自杀.
我听到一个红卫兵说: 好不好吃? 一片好吃, 好吃的回答. 突然听到一个声音 “不好吃.” 这人跪在吴教授旁边, 比较年轻, 我不认识. 站在他边上的一个女红卫兵转身就是一皮带, 他脸上顿时开了花, 血流满面. 又有几个人围过来举起手里的家伙. 只见他用双手紧抱着头, 哭喊到:
“小将, 小将, 革命小将, 你们让我把话说完好不好, 唉哟….”
这时过来一个像头头的红卫兵, 说道:
“等一等, 看他怎么狡辩, 再来专他的政也不迟.”
“我的意思是, 正因为这不好吃, 我才更深地感觉到我罪恶深重.”
打人的那个女红卫兵就站在窗下, 我清清楚楚看见皮带的铜头正往下滴着鲜血.
我有一段时间认为这不过是我的一个梦罢了, 我没有跟任何人说过, 包括我的母亲. 我完全想不起来时间. 地点和同伴. 但到了我成年以后, 几次从这种恶梦中惊醒, 我开始肯定这不是梦. 理由有二: 第一, 人不可能梦到从未见过的东西. 比如说, 你可能梦到龙, 但龙的身体却是蛇形, 爪是鸡形. 我小时候从来没有见过这种血腥的暴力,那时的电影里也没有, 怎么可能梦到完全不知道的东西. 第二, 文革中学校许多人自杀, 这可绝不是梦, 人不到了活不下去, 哪会想到自杀. 至于我记不起细节, 好像可以用心理学的选择性遗忘来解释.
那女红卫兵不过十七, 八岁, 现在也应该有六十了, 如没有意外, 现早已做奶奶外婆了, 不知她是否和我一样也会从恶梦中惊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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