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最为玄妙的一个字，最富有哲理的一个字，也是中国人最为得意的一个字。客观地说，道家思想对中国文人的影响极深，如唐代的诗仙太白；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乃至清代《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皆可以说是道派文人。
然千年之前，有这样一个人，他曾如此地描述“道”：“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其为物，无不将也，无不迎也，无不毁也，无不成也。”此人姓庄明周，即庄子。后唐玄宗封之为“南华真人”。晚生不逊，尝略览诸子经典，然独爱庄子。何者？正以此“真”字也。援此杂诗，以为提纲。
逍遥形骸才华隐，返璞归真子规吟。
道若可道非恒道，辩言岂将游龙擒！
智者德星劳力尽，愚人贱士养神频。
生死相化驹过隙，名利安能扰我心！
狂瞽不肖，列无端涯之词于此，幸毋为过。
言？还是不言？
现今有一句老话变得非常流行，即“言传不如身教。”早在几千年前，是中国的先哲们首先道出了这一点。真人说得妙：“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是故圣人行不言之教。” 换言之，“不言之教”乃知者之教人也，此亦“教”之最高境。言？还是不言？这是个问题。
“道可道也，非恒（常）道也。”《道德经》开篇箴言，已经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了。如老子所讲，“道”是不可以“道”出来的，即使是像老子这般有大智慧的神人都无法用具体的语言来阐述究竟什么是“道”。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的“绝对理念”，似乎便是用语言所表述出来的“道”，然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其言未及之处，最终使黑格尔败在了本体论的怪圈之中。而咱们中国人的心眼就活份多了，既然不可“道”，那便不道了。是故道家的先哲们并不尚“言”，他们不会孔席墨突般地四处游说，弄口。譬如，老子本人便投冠幽居去了，而唯一传世的《道德经》，不过五千言耳。然须知，庄子之不言，非辞穷也。
在《庄子》中，记有庄子与其素交惠子（惠子乃天下公认之善辩者也）同游，适而在桥上小憩，庄子说：“水里的鱼真快乐啊！”惠子出于职业本能，辩道∶“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闻见，便道：“我不是你，自然不知道你在想什么；然你也不是鱼，自然也不知道鱼是否快乐，全矣！”若是一般人，说到这儿便被问住了，而庄子对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也。”呜呼，这不正是所谓的朴素辩证法吗！庄子直接到惠子的定义系统中做出评价，进行反驳。此等技艺，乃古希腊哲学们相互辩论时的杀手锏，而庄子在不经意中便将他们的看家本领运用得如此之妙。所以善辨的惠子顿时哑口无言。庄子雄辩之才，由此可见一斑呐！所以说，老庄之所以反对“言”，并不是什么“酸葡萄”心理。道家认为，世人没有善用上苍所赐的这项技能。因为人们工于言辞的华美而不务其是否合乎道义，越来越多的人以“言”驳倒对方为目的。如此这般，“言”便不再是纯洁、朴素而美好的了。“辩”是当时，以至于现今，“言”的最大功能之一。这个辨则是所谓的“辨是非”。
众所周知，据西方Holy Bible中记载，Adam与Eva之所以被LORD逐出Eden，正是因为他们听信了serpent的花言巧语，继而偷吃了禁果，而那个禁果所代表的恰恰就是“knowledge of good and evil”。人类最珍贵的本真，便在理解“是非”的霎那化作了灰烬。在东方的国度，我们的先哲对“是非”与“辩言”的理解是不可分而论之的。我们少了西方神话而激情的剧变，而多了几分理性的论证与思考。墨子说道：“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是故交相非也”，“交相非”者，反“兼相爱”也。然小子以为墨子之言仅限其表，而根却归于他本人理想中的“爱人如己”，是故窃以为此论不及庄子之力透纸背。
再看庄子：“辨者，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也！何以为据哉？”先是针砭时弊，指出了“交相非”的本质，而后他又对此加以详解，并分类讨论，他说，你说服了我，你真是正确的而我真是错误的吗？我说服了你，我真是正确的而你真是错误的吗？还是我俩都是正确的或是都是错误的呢？那找一个“局外人”来评理，他若和你的意见相同，怎么可能评出真理呢？他若和我意见一致，又怎么可能公平待之呢？如果和咱俩的意见都不一样，那不就成三足鼎立之势了吗？若此，焉能得知谁是谁非！最后，庄子得出结论，“是非之彰，道之所亏也。”所以说不要去分辨谁是谁非，就是顺乎自然了。彰是非，分胜负，此辩言之所为作也。如庄子所说，辩者，亏道之行也。然则何以不亏？自然以不辨，何能使人不辨？或返璞归真？以知“物化”也。
正是“道若可道非恒道，辩言岂将游龙擒！”
有用？还是无用？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此乃李义山之绝句，而“物化”一词便是出于庄周梦蝶的故事里。物化，即万物同化。庄子曰：“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此言万物必有其价值所在，亦必有其值得肯定的一部分。
俾众周知，辩证法三大理论中的“否定之否定”阐述到：否定的东西也同样是肯定的；自相矛盾的东西并不消解为零，消解为抽象的无，而是基本上仅仅消解为它的特殊内容的否定。也就是“否定”只是否定了整体中特殊的一部分，而不是全盘的否定。这与庄子之言有异曲同工之妙，皆言“无价值”中的价值。盖李太白有感于此意，作“天生我才必有用”云云。庄子又曰：“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唯达者知通为一，唯不庸予诸用”，故天下间没有无用之物，只有不知用之人。诚然，人们有时候的确只执迷于外物具体存在的表象，而不去探究其内部抽象的本质价值，在《南华经》中，“有用无用”的例子可谓是俯拾即是，庄子以这些例子讽刺了那些只注重“外”的凡夫俗子，而用他的想象展现给世人一个新的世界，一个讨论物质内在矛盾、内在价值的世界，也就是另一个角度的世界，以此与识内外之分者共勉。譬如，庄子记载了看似大而无当的葫芦，而他却将其做成腰舟，逍遥于江海；又比如社神与木匠在梦中的交谈；再比如可以用来修心养性的参天栎树，等等等等。
其中，庄子假社神之口，讲出了这样一番道理：说人之长寿，体健者也；木之长寿，不才者也。木之能成材者，或作栋梁，或作棺椁，或作舟车。言而总之，无一不死于非命。是故“不材”，乃木之福相也。在世人眼中，能成材的木头才是有价值的木头，而在“木头界”，能成材却是夭折、早衰之相。当人们习惯以约定俗成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时，庄子却以木头的角度，借木头之口，讲出了上面的那番道理，足见其目光之锐利与心怀之悲悯啊！后来的荀子，盖基于其意，作曰：“质地张而弓矢至焉，林木茂而斧斤至焉，树成荫而众鸟息焉。是故言有招祸，行有招辱也。”荀子之言旨在教人敛藏，莫行极端以道中庸。而只有庄子真正做到了人与自然融为一体，这不正是“周之梦蝶，蝶之梦周”吗？
《庄子》中还记述了一些奇人异士，支离疏，就是其中的一个，庄子形容道：“支离疏者，颐隐于脐，肩高于顶，会撮指天，五管在上，两髀为胁。”这样一个人，给人缝衣服就可以养活自己；帮人干干庄稼活，足以养活十人。主上征兵，没人抓他戍边；主上接济残疾人，他能拿十斤米面及三捆柴火。“夫支离其形者，犹足以养其身，终其天年。”像支离疏这样的人，才可谓是知者之形，正应了那句老话“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是故真人识此以明内外。内者，知物化而得其真也。然则外者何如哉？
正是“智者德星劳力尽，愚人贱士养神频。”
实？还是宾？
真，非贵于知之，所谓知“道”，易也。而真，贵于守之。庄子正是守真之人。他所参破的东西实在太多太多。我不能一一列举，亦无法敷陈，故只能勉力试言其万一而已。
庄子曰：“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辨乎荣辱之境，斯已矣。”这“内外之分”便是玄机所在了。我以为，内者，乃孟子所谓之“本心”，亦可为道家所谓之“本真”者也。而所谓外者，则如名利、贵贱、美丑，乃至乎生死。庄子曰“死生、存亡、穷达、贵贱、贤与不肖、毁誉，是事之变，命之行也。不足以滑和，不可入灵府，故能接而生时于心也。”
所谓美丑者，言形象也，在《庄子》中，有个奇人叫做哀骀它，其相貌可谓是恶骇天下。然丈夫见之，思而不能去；妇人见之，宁为其妾而侍；国君见之，甘舍其国以遗之。何者？以其德高也。这个哀骀它并不贪图荣华富贵，他不矜己功，不非人能。只是和而不唱，也不言四界之外的神说给人以殚见洽闻的形象。所以任何人与他交往都能找到自己的价值所在，这大概就是哀骀它韬光养晦的大德吧！古者形象虽恶而道行高者，如仲尼、士元、洪武云云，皆非“奶油小生”，而后世重其德而忘其形，此类之人，不可胜计。而今者为其形貌之美而伤其体肤，不亦惑乎？
从古至今，小人为利所惑，而士则为名所惑。留盛名于后世而以其身躯殉国者，宋有文天祥，近有六君子，实繁有徒。世人皆以孟子之“舍生取义”为安身立命之本。殊不知，儒家所行的是人道，而道家所法的却是人道之上的天道。庄子曰：“轩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傥来，寄者也。”在庄子眼中，功名利禄不过是过眼烟云，不足以挂之于心而系之于意。对于庄子本人，他宁愿曳尾于涂中，亦不屑桎梏于堂上。在庄子这里，不论是那些为利所迷的小人，还是为名所累的君子，通统谓曰：“皆损性也”。然古者未损性者亦不可胜记，譬如许由，昔尧让天下于洗耳翁，翁不受，对曰：“名这个东西啊！实之宾也，我要它来根本没用。你还是拿回去吧！”尧再让，许由曰：“看那小鸟，即使它拥有一整片森林，而它所能享用的不过是那其中小小的一枝；再看看那小鼹鼠吧！即使它拥有一整条黄河，而它所能喝的也不过是满腹而已。这虚名对我来说，又有何用呢？”许由之论真可谓是深中肯綮啊！而今者多不识此，是故相比以宫室之造价、衣服带履之艳丽、饮食之奢华、舟车之文饰，夫离道斯不远乎！
对于高人，看破前两者实非难事。然庄子之高，便高在他也看破了生死。庄子对生、死作喻，他说，“生”就如同长了个瘤子，而“死”恰恰是把这块瘤子切除掉了。正所谓“人浮于世”，道家认为人生在世，止一个“浮”字；人死，亦一“休”字。生与死，都是生命状态的表现形式，或者说是过程，庄子云：“生老病死，止化耳。”出生或是死亡，不过是这两种形态之间的转化而已。关于这个“化”，《庄子》记载了这样篇游记：支离疏与滑介叔观于冥伯之丘，昆仑之虚，黄帝之所休。两人看得出神，不知何时，在滑介叔的胳膊肘上长出了个大瘤子，支离疏问道：“您厌恶它吗？” 滑介叔对曰：“‘生’这个东西啊，本质上就是假借着我这个形体而存在着的，那么，假之而生生者，尘垢也。这个瘤子对我来说不过像是一粒微尘落在我身上而已，再者说，今天我与您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观赏天地间的‘化’，而现今这个‘化’就降临到我的身上，那我为何要厌恶它呢？”呜呼啊！呜呼啊！此境何等之高！“假之而生生者，尘垢也。”好一个“化”！所谓“生死亦大矣”，庄子对生死尚如此豁达，何况他者哉？如此，则慎内而闭外，故外魔不能扰，是以能守其本真。
正是“生死相化驹过隙，名利安能扰我心！”
庄子散文之潇洒，忽而雄奇壮丽，高于九天之外；忽而过化存神，甚于谲云诡波。嬉笑怒骂，犹如不羁之野马；振聋发聩，好似乏时之浓茶。若说庄子是纯粹的圣人，并非不可，但却有点对不起他那真性灵；若说庄子是十分的狂士，亦非不行，但也忽视他留给世人对生命、自然的思考。看来看去，还是唐玄宗封得最妙，好一个南华“真人”啊！
小文不知堪入巨目否？万祈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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