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驻战区青年外交官讲述：以身涉险救人质
2008年05月03日 中国青年报
他们是活跃在外交舞台上的一群热血青年，他们是辗转在境外硝烟中的一支青春劲旅。他们的足迹，曾经镌刻在刚果(布)、刚果(金)、伊拉克、阿富汗的广袤大地上。为了祖国的利益和尊严，也为了世界的和平与安宁，他们曾孤军深入援救医疗队、临危受命解救中国人质、甘心做阿富汗复馆工作的“人梯”……
对他们个人来说，在战区的时光无疑是人生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对祖国来说，他们的工作是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越来越多的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的见证；对于那些正陷于战火中的人民来说，他们展示的，是中国人民的浓浓友情。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本报编辑部特地编发这组报道，并向年轻的外交官们致敬。
杨涛：驻阿富汗使馆复馆的人梯
1994年，外交学院毕业的杨涛进入外交部工作。同年，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因当地不断升级的战争而暂时撤馆。
2001年12月，杨涛忽然接到一个紧急电话：“参加张敏领导的6人复馆小组，尽快赶到阿富汗。”从2001年12月到次年2月初,为了在“百废待兴”的状态下迅速复馆，杨涛度过了他一生中最累的58天。
是中国人给我们带来了鱼
“出发前，我们只知道要面对的是一个被战争摧残得面目全非的国家。1994年撤馆后，信息隔绝，我们不知道馆舍还能不能使用，当地有没有人帮我们。”由于中国驻阿富汗使馆距总统府仅一墙之隔，因此在战火中经常处于风口浪尖。“听撤馆前的同事说，他们曾亲眼看见一枚导弹往使馆主楼飞，所幸没有爆炸。”
这些情况让小组出发前就作了最坏打算。为了确保能在阿富汗正常生活，光羽绒服、复馆物资、安保物品就带了40个纸箱。“但是，直到飞机从伊斯兰堡起飞时，我们都还不知道自己要在哪里过夜，所以还带上了睡袋。”
尽管事先有思想准备，但当小组于2001年12月19日抵达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时，馆舍的惨状仍然让杨涛傻了眼。“楼外全是弹眼，窗户上挂着黑色的棉被，楼顶还有一个巨大的弹坑。屋里除了1994年留下的沙袋外，东西都被抢走了。”此情此景让每一个人心酸，大家立刻投入到复馆工作中。第二天，使馆上空就在8年后第一次飘起由中国外交官亲手升起的五星红旗。
“我们在阿富汗的第一夜，是在使馆旁的一家宾馆度过的。”杨涛说。由于年久失修，这家曾经的五星级宾馆在天寒地冻的12月却没有暖气供应，还经常停水停电。但在复馆期间，阿富汗人对中国的深厚友谊却一次次感动着杨涛，让温暖始终与他相伴。
“我们下飞机时，阿富汗还是个没有走出战乱的国家。《波恩协议》尚未执行，北方联盟、美军和塔利班残余等各种势力都云集喀布尔，路上随处可见装甲车、重兵器和背着火箭筒的人，晚上更是枪声不断。”杨涛告诉记者，在当时的危险局势下，是身后的“祖国”保证了复馆的顺利进行。
为了联络地方官员，小组经常要出门访问，但安全问题却从没给他们带来困扰。“在阿富汗，无论哪派武装都对中国人充满感情。”杨涛说，因为当地流传着一个美丽的传说。很久以前，阿富汗是没有鱼的，是修水坝的中国人把鱼带到了这里，从此阿富汗才有了鱼。他回忆道，每当小组出门时，街上的阿富汗人看到中国国旗总会亲热地凑过来，把这个故事讲给他们听。“西方国家的大使出门，一般会带上两卡车卫兵。”他骄傲地说，“我们却不用任何特殊措施，因为‘中国’的效力胜过防弹衣。”
“尽管双方8年没打交道，但阿富汗新政府的官员说起中国，没有不竖大拇指的。他们听说我是为中国复馆而来，都反复告诉我只有中国在阿富汗没有利益，只有中国人没欺负过阿富汗人。”有了当地官员的积极配合，小组不仅顺利见证了阿富汗临时政府成立这一历史性时刻，他们为复馆所做的努力也终于在次年2月“开花结果”。
来接我们的只有地雷、狙击手和一辆车
尽管有“人和”作保证，但既不占“天时”也不占“地利”的客观境况依然让复馆任务阻力重重。因为，复馆不仅意味着馆舍的修复，更重要的是要与阿新政府建立联系。但旷日持久的战争已经打坏了电网，一切现代通讯手段都陷入瘫痪；频繁的政权更迭，又让小组与新政府之间连个牵线人都没有。
面对横在眼前的不利因素，杨涛和同事们为了当好这架“人梯”，决定以最原始的方式接触。
“过去，我只能从新闻、报纸和电话中看到一个战乱的国家。但到了阿富汗才明白，战争对基础设施、国家机器的破坏能达到怎样的程度。”杨涛告诉记者，当时喀布尔与外界联系的渠道，只有一个70公里外的美国军用机场。当小组乘坐联合国的16座小飞机降落的时候，迎接他们的，只有遍布狭窄道路两旁的地雷、美国的狙击手和一辆新政府派来的车。
“当时阿新政府刚刚成立，人心惶惶。车子把我们从机场送到使馆后，就再没出现过。”他说。为了尽快与新政府恢复接触，第二天上午，小组干脆自己找了一辆车，绕过满街的线、旗子，冒着遭遇地雷的危险，去了阿富汗外交部。
“但是，因为没有电话系统，你在去之前根本不知道要找的人在不在。”杨涛说，找不到人是家常便饭，又没有电话、手机，怎么办？“为了不漏过任何联络的机会，没说的，坐在那儿等！有时一等就是一天，第二天接着去。”
就是这样的锲而不舍铸就了一系列辉煌“战果”：在复馆小组的推动下，卡尔扎伊在政权成立后不到两个月，就对中国进行了访问。2002年2月，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也顺利恢复了运作。就在新一批使馆人员前来阿富汗交接工作一周后，杨涛却与同事们一道，悄然离开了阿富汗。
回首这段“人梯”岁月，已经是外交部国际司安理会事务处处长的杨涛满怀深情。它也许并不惊心动魄，但琐细与坚韧同样值得珍藏，因为它们才是人生的底色。
蒋旭：为了人质的命运
2005年1月20日晚上10时，刚完成中国驻伊拉克使馆复馆任务回国才4个月的蒋旭接到外交部电话：“你的护照还有效吗？”
蒋旭立刻明白了自己的使命：参加由时任亚非司司长翟隽为首的3人工作小组，赶赴伊拉克解救人质。蒋旭当即赶到外交部查航线，“要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伊拉克！”
“用我们换也要把人质换回来”
2005年1月18日晚，有报道称8名中国公民在伊拉克被劫持。
人质事件发生后，外交部、中国驻伊使馆立即与伊拉克临时政府及当地上层宗教人士广泛接触，并联系了在中东很有影响力的半岛电视台和阿拉比亚电视台。北京时间2005年1月19日零时、上午5时、下午1时，翟隽先后3次接受电视台的连线采访，指出被劫持者是普通中国公民，呼吁劫持者尽快释放人质。
1月20日晚，外交部又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翟隽率领特别工作小组赶赴伊拉克，靠前指挥、解救人质。
21日，小组立即取道法兰克福飞抵约旦首都安曼。23日，工作小组终于搭乘每天唯一一班航班抵达巴格达。一个小时之后就传来消息，有人通知中国使馆接人质的时间和地点，还提供了8名人质所处位置的信息：距离巴格达100多公里的逊尼三角地带。
去还是不去？这消息准确吗？万一是个陷阱怎么办？
组长翟隽很坚定：不管是真是假，都得去一趟。我们的任务不就是安全解救这8名中国公民吗？蒋旭说，当时翟司长的话让人印象深刻：就是用我们几个人换，也要把这8名人质换回来！
时局混乱，小组及使馆工作人员戴着钢盔、穿着防弹衣，在使馆武警的保护下立刻前往逊尼三角地带，争取与劫持者正面接触。在一处清真寺里，他们与几位当地宗教人士和武装分子见了面，经过一番交涉，劫持者终于同意把8名人质交给工作组。人质在清真寺一看到中国人，就知道自己有救了，他们从惊惧转为激动。
蒋旭和同事们把这8人安顿好，迅速护送他们回国。为了以最快的速度到达他们的福建老家，小组选择了衔接最紧密的航线：在一天之内，从巴格达到安曼，从安曼到巴林，从巴林到香港，马不停蹄。最后经过四起四降抵达福州。踏上了家乡的土地，8名中国公民的心踏实了，蒋旭也松了一口气。
圆满完成解救人质的任务后，第二天早上蒋旭在饭店的院子里散步，身边没有战火，院子里鸟语花香。“很宁静，周围是和平的气息。从巴格达回来之后，才真的感到在安宁的环境里生活是多么幸福。”蒋旭感叹道。
25小时解救人质
其实，蒋旭不是第一次解救人质了。9个月前，身为中国驻伊拉克使馆复馆小组成员的蒋旭就参与了在伊解救7名中国人质的行动。
2003年6月，蒋旭在组长孙必干的带领下前往伊拉克，着手恢复在战争中遭到严重破坏、处于暂时闭馆状态的中国使馆。次年2月，伊拉克局势已迅速恶化，中国政府正式派遣武警保卫外交人员进入伊拉克。就在他们史无前例地带着“保镖”复馆期间，发生了7名中国人被劫事件。
4月11日晚上8时多，蒋旭和同事们正在看阿拉比亚电视台的新闻，忽见屏幕下的字幕显示：7名中国人在伊拉克被绑架。同时，中国驻约旦和驻叙利亚使馆的同事也看到了这条消息，3个使馆马上沟通。
先核实消息的真实性。蒋旭他们即刻行动，首先向中国驻阿联酋使馆询问阿拉比亚电视台消息的来源，同时与驻约旦使馆联系，在约伊边防站核查4月10日和4月11日的出境记录。一查，果然有7个中国人从约旦进入伊拉克。联系到的阿拉比亚电视台记者也证实，有目击者看见7名持中国护照的公民被扣押在费卢杰的一个秘密地点。双方信息均显示，确有7名中国人遭绑架。
在向国内报告情况的同时，复馆小组迅速与伊拉克新任内政部长、外交部、临管会、过渡政府的成员和穆斯林长老会等各界人士联系，并广泛接触当地民间组织和朋友。对一切可能发挥作用的人员和组织，他们都全力做工作，尽可能找各方施加影响，从官方、民间和舆论三个渠道展开营救，以确保人质尽快获释。
第二天晚上10点左右，蒋旭和复馆小组的同事们突然接到穆斯林长老会打来的电话，告知7名中国人质已获释，现已抵达长老会总部，请中方立即派人去接。“太好了！”蒋旭悬了一天的心放下了，复馆小组的成员都如释重负。
“保护我国在外公民安全是每个外交官的天职。”蒋旭说。当天深夜11时多，复馆小组冒着可能遭袭击的危险，驱车来到巴格达郊区的伊斯兰长老会，迎接7名同胞。仅仅过了25个小时，7名中国人质就全部被安全解救。
经过一年的艰苦努力，复馆工作也初现曙光。2004年7月9日，伊拉克曼苏尔饭店一间普通房间里，一面崭新的五星红旗见证了中国驻伊使馆的正式复馆。对蒋旭而言，此刻弥足珍贵。
“只有心怀坦然，才能临危受命。”如今回首在伊拉克的日日夜夜，已任外交部外事管理司副处长的蒋旭说，“事实证明我去伊拉克的选择是对的，那段经历确实很值得回忆。”
吴小俊：在战火中一下子就成长了
现驻法国使馆任一等秘书的吴小俊，10年前刚出校门，进入外交部不久，就被派往中国驻刚果(布)使馆工作。“那时我才24岁，但在战火中，一下子就成长了。”
“中国”二字就是保护神
1998年底和1999年初，刚果(布)先后发生了两次大的武装骚乱，吴小俊都赶上了。“一夜之间刚果(布)首都布拉柴维尔南城全沦陷了，最危险的时候，两军交火的战线离中国使馆也就一公里。”
亲历战火后，吴小俊对国家稳定的重要性有了深刻的体会。“当地老百姓把所有的家什顶在头上，拖家带口地逃亡。他们没什么财产，见得最多的是被子和缺了一条腿的椅子。”他感慨说，“那儿的老百姓太苦了，战争中连个安身之处都没有，在难民营里没东西吃，也没有地方看病。一个国家的稳定太重要了。在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老百姓能过安稳的日子，真是太幸福了。”
同样令吴小俊印象深刻的，还有烽火中的刚果(布)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感情。吴小俊和同事们把中国侨胞往外送的时候，总要把一面巨大的国旗插在车上。“刚果(布)人对中国人是比较友好的，‘中国’二字就像是我们的保护神。有了这面国旗，我们总能把侨民平安地送上码头。”
两次战乱间隙，布拉柴维尔物资奇缺，遍寻柴油不着。吴小俊找到刚果(布)国家石油公司总经理。总经理诚恳地对他说：“现在总统的官邸、机场我都保证不了用油。我现在确实手上没油，一旦有油我第一个给你。”
没多久，吴小俊接到总经理打来的电话，有油了。吴小俊说：“你能给我一点就给一点。”“你要多少？”“5桶。”他一咬牙，大着胆子说出这个数字。他知道当时柴油确实很紧张。
“我给你10桶。”出乎吴小俊的意料，总经理特别慷慨。
说起这10桶柴油，吴小俊总是感喟良多。“这其实和我个人没什么关系，主要缘于老一辈领导人、外交家在非洲奠下的良好外交基础。你只要一说中国，什么事都好办。”他说，“两国间的这种深厚友谊，真是我们年轻人享用不尽的财富。”
“虎口保车”与竹笋炒肉丝
说起自己在战区的经历，吴小俊觉得是“惊险与精彩交织”。惊险的一次是1998年底,吴小俊到刚果(布)的政府部门办事，车刚开到布拉柴维尔南城附近，就见大批南城的百姓正在举家搬迁。“这是怎么回事？”吴小俊问路人。“叛军要从南城打过来了！”他一惊：“说打就打进来了？”
仍在恍惚间，他被几个当地持枪军人拦下，“现在是紧急状态，我们要征用你的车。”
吴小俊马上说：“我们是中国使馆的，有任务在身，车不能给你。”
“我们不要你的车，你把我们带到前面去就行。”一个军人说。
他一看这形势，心想：“这车一旦交到他们手里，肯定就要不回来了，车上还有使馆的东西”，便说：“我们要执行任务，不行。”正在说话的当儿，当地司机被荷枪实弹的军人赶了下来。
一见这情景，吴小俊马上下车跟他们据理力争：“这是中国使馆的车，享受特权和豁免，你们无权征用。”幸好，其中有个懂点常识的军人对吴小俊说：“你赶紧开车走吧。”在其他军人的骂声中，吴小俊他们趁势开车回到使馆。车终于从“虎口”中保住了。
回到使馆没多久，反政府军就打进布拉柴维尔了。使馆领导迅速部署：立即安置侨民，使馆的女同志全部撤走，留守人员驻在使馆观察形势、收集信息。吴小俊成为7位男士中的一员，留在了炮火纷飞的前方。
惊险之外也有精彩。当时，迫击炮弹往来不断，刚果(布)政府已陷入瘫痪，外交部空无一人，负责使馆安全的武装警察也不知去向。更糟糕的是，食品供应紧张，虽然使馆储备了水、干粮和冻肉，但缺少蔬菜。
使馆院子里有一小片竹林。很久没吃蔬菜了，使馆的厨师把目光投向了竹笋。挖出竹笋，放在盐水里连泡几天去苦味，切一点肉丝，清炒，一盘竹笋炒肉丝摆在了吴小俊和同事们面前。
“这是我印象非常深的一道佳肴。”10年后，吴小俊说起它，还是一副陶醉的神情。“我相信共同经历过那个阶段的人对这道菜都印象深刻。到现在大家聚首，还是津津乐道。略带一点苦味，但味道还是很好的。”
两场漂亮仗
在刚果(布)，身为大使秘书，为了及时捕捉新情况，听广播、看电视是吴小俊每晚的“必修课”，可是刚果(布)晚上的“新闻联播”没有任何规律，时而八点播、时而九点播，时而20分钟、时而1个半小时，但吴小俊却能每晚不落。
由于使馆人手少，他的角色还要不停地“乾坤大挪移”。他时而会办理起领事方面的业务，给去中国的刚果(布)人办签证；时而会把西服一脱，作为办公室人员与布拉柴维尔机场、码头的警察头目称兄道弟。去海关办事，为使馆采购物品，包括安玻璃这样的后勤事务，他都乐此不疲。
1999年初，刚果(布)战事又起，这时使馆要护送国内一个团组迅速撤离。但到了码头才发现，由于那天战时封航，平常过刚果河的费用是每人20到40美元，那天唯一能过河的船竟对每人要价800美元。
吴小俊一听，这不是发战争财吗？于是对船主说：“你不能这么黑，不坐你的船，你就没了挣钱的机会，而我们使馆还能通过其他途径找到船，马上就能找到！”一番心理较量后，他硬是把价格砍了下来。整个团组坐上船平安离境。
柴油是维系战时使馆运转的重要物资，否则整个使馆将陷入瘫痪。紧缺柴油的采购是另一场考验人的战役。一度，中国使馆只剩下两桶油了。经多方打听，使馆得知刚果河畔有一个市场有柴油卖，虽然外面炮火不断，吴小俊还是和一位同事开着皮卡车，带着4名刚果(布)警察前去打探。
“到市场一问：有油吗？呼啦啦出来一大群拎塑料桶的当地人。虽然每人的油只有25到50升，但价格是平时的5倍以上。”吴小俊说，“我一看：有戏。”但鉴于局势混乱，想想手里还拿着钱，就对一起来的警察说，让卖油的人分4个队排好，每队找一个召集人，算好钱，依次让他们往自己带来的大桶里倒油。有的人倒完一桶，回家又弄一桶往里倒。就这么一下子运回使馆10桶油！
刚果(布)的两场烽火给了吴小俊独一无二的成长机会。“那段岁月是我宝贵的成长舞台，它让我明白无论平凡还是艰险，外交工作都值得我付出全部力量。”吴小俊说。
邵顺：孤军深入援救医疗队
14年外交生涯，外交部干部司计划调配处副处长邵顺最难忘的，还是在刚果(布)营救医疗队的那次经历。
1997年6月15日，26岁的外交官邵顺背着一个书包，里面装着几条烟、一堆清凉油、国产威士忌酒，穿着一双球鞋，坐着从比利时公司租来的飞机，与中国驻刚果(布)使馆商务参赞一起从刚果(金)首都金沙萨起飞，踏上了一次特殊的旅程。
在机场，飞行员告诉空管人员飞机将飞往刚果(金)的奥旺多。但飞机升上蓝天后，却转而穿越刚果河，向刚果(布)飞去……
1996年7月，刚果(金)燃起战火，卡比拉从东部起兵，次年5月就任总统。同年6月初，邻国刚果(布)首都布拉柴维尔又起硝烟。几批中国侨民、专家组、首都附近的医疗队、使馆人员都已撤离，唯独在刚果(布)奥旺多省的一支中国援非医疗队却杳无音信、生死未卜。
中国驻刚果(金)使馆和驻刚果(布)使馆共同决定，要尽快将这支身陷战火的医疗队解救出来。谁临危受命？“我去”，一个声音传来，是驻刚果(金)使馆的邵顺。
邵顺是个胆大心细的人，因为下了飞机不知是什么情况，他想，穿球鞋吧，如果没有交通工具，走也要走到中国医疗队驻地去。当地人有的吃，我也有的吃。至少要见到医疗队，能救他们出来就救出来，不能救也至少要跟他们在一起。
没想到，飞机刚降落在没有任何指挥系统的柏油路机场，刚果(布)的军车就呼啸而至。
邵顺灵机一动，赶快向眼前的军人解释，自己是刚果(布)使馆的。“现在打仗，我们的医疗队不太安全。使馆委托我接他们去布拉柴维尔，一旦局势平定了，医疗队会再回来。”说完，还送了他们一桶航空燃油。
军人们一听：上军车吧。于是邵顺和参赞坐着军车，和荷枪实弹的军人一起去了中国医疗队驻地。这倒出乎他的意料，脚上的球鞋愣没派上用场。
他们抵达医疗队驻地的时候，恰好中午。正在吃饭的医疗队员一见参赞和邵顺，热泪长流。
信息很快传遍当地，地方官员迅速赶来。在战乱中，这支医疗队坚持工作，听说他们要走，当地百姓都很舍不得。邵顺向百姓们解释：“我们两国的友谊是长存的，不会因为战争而停止。撤离只是暂时的，是为了医疗队员的人身安全。如果他们受伤，也不可能给你们提供医疗服务了。”
这段入情入理的话得到了当地百姓的理解。于是在征得当地官员的同意后，邵顺他们准备出发。启程前，他还委托医疗队队长把汽车、设备这些不能带走的资产交给一个信得过的人保管，有军方和政府作证，对国家也是一个交待。把这一切速战速决地处理完后，一看表，不到半个小时。临走时，当地官员盛情欢送，老百姓载歌载舞。
回想此情此景，邵顺感慨地说：“你既能感受到战争的威胁，也能感受到当地百姓对中国医疗队的依赖和淳朴的感情。”
从飞机降落到带着医疗队坐着军车疾驰回机场，整个过程不到40分钟，顺利得超乎想象。直到飞上蓝天，医生们才哭开了，“真像做梦啊！几天来我们几乎绝望了，一听到飞机的声音，就想如果这飞机是来接我们的该多好！”
15日，飞机顺利返回金沙萨。一看邵顺，脸上已是泪千行。
其实执行这次特殊任务前，邵顺刚经历了一次生离死别。他才到刚果(金)半年，他的父亲就因脑溢血突然去世了。远隔万里，他没能回来见父亲最后一面。经历了失去亲人的痛苦，邵顺对生命有了更深的理解。在责任面前，他义无反顾：要保证医疗队员的人身安全，没说的，我去！
虽然3年零10个月都经历炮火的洗礼，但邵顺对刚果(金)仍有着难以言说的感情。“这个国家面积很大，水利和森林资源都很丰富，可以说没有一丝沙漠，却有极其丰富的物种。” 本报记者 杨亮庆 实习生 陈振云 王梦婕
2008年05月03日 中国青年报
他们是活跃在外交舞台上的一群热血青年，他们是辗转在境外硝烟中的一支青春劲旅。他们的足迹，曾经镌刻在刚果(布)、刚果(金)、伊拉克、阿富汗的广袤大地上。为了祖国的利益和尊严，也为了世界的和平与安宁，他们曾孤军深入援救医疗队、临危受命解救中国人质、甘心做阿富汗复馆工作的“人梯”……
对他们个人来说，在战区的时光无疑是人生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对祖国来说，他们的工作是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越来越多的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的见证；对于那些正陷于战火中的人民来说，他们展示的，是中国人民的浓浓友情。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本报编辑部特地编发这组报道，并向年轻的外交官们致敬。
1994年，外交学院毕业的杨涛进入外交部工作。同年，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因当地不断升级的战争而暂时撤馆。
2001年12月，杨涛忽然接到一个紧急电话：“参加张敏领导的6人复馆小组，尽快赶到阿富汗。”从2001年12月到次年2月初,为了在“百废待兴”的状态下迅速复馆，杨涛度过了他一生中最累的58天。
是中国人给我们带来了鱼
“出发前，我们只知道要面对的是一个被战争摧残得面目全非的国家。1994年撤馆后，信息隔绝，我们不知道馆舍还能不能使用，当地有没有人帮我们。”由于中国驻阿富汗使馆距总统府仅一墙之隔，因此在战火中经常处于风口浪尖。“听撤馆前的同事说，他们曾亲眼看见一枚导弹往使馆主楼飞，所幸没有爆炸。”
这些情况让小组出发前就作了最坏打算。为了确保能在阿富汗正常生活，光羽绒服、复馆物资、安保物品就带了40个纸箱。“但是，直到飞机从伊斯兰堡起飞时，我们都还不知道自己要在哪里过夜，所以还带上了睡袋。”
尽管事先有思想准备，但当小组于2001年12月19日抵达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时，馆舍的惨状仍然让杨涛傻了眼。“楼外全是弹眼，窗户上挂着黑色的棉被，楼顶还有一个巨大的弹坑。屋里除了1994年留下的沙袋外，东西都被抢走了。”此情此景让每一个人心酸，大家立刻投入到复馆工作中。第二天，使馆上空就在8年后第一次飘起由中国外交官亲手升起的五星红旗。
“我们在阿富汗的第一夜，是在使馆旁的一家宾馆度过的。”杨涛说。由于年久失修，这家曾经的五星级宾馆在天寒地冻的12月却没有暖气供应，还经常停水停电。但在复馆期间，阿富汗人对中国的深厚友谊却一次次感动着杨涛，让温暖始终与他相伴。
“我们下飞机时，阿富汗还是个没有走出战乱的国家。《波恩协议》尚未执行，北方联盟、美军和塔利班残余等各种势力都云集喀布尔，路上随处可见装甲车、重兵器和背着火箭筒的人，晚上更是枪声不断。”杨涛告诉记者，在当时的危险局势下，是身后的“祖国”保证了复馆的顺利进行。
为了联络地方官员，小组经常要出门访问，但安全问题却从没给他们带来困扰。“在阿富汗，无论哪派武装都对中国人充满感情。”杨涛说，因为当地流传着一个美丽的传说。很久以前，阿富汗是没有鱼的，是修水坝的中国人把鱼带到了这里，从此阿富汗才有了鱼。他回忆道，每当小组出门时，街上的阿富汗人看到中国国旗总会亲热地凑过来，把这个故事讲给他们听。“西方国家的大使出门，一般会带上两卡车卫兵。”他骄傲地说，“我们却不用任何特殊措施，因为‘中国’的效力胜过防弹衣。”
“尽管双方8年没打交道，但阿富汗新政府的官员说起中国，没有不竖大拇指的。他们听说我是为中国复馆而来，都反复告诉我只有中国在阿富汗没有利益，只有中国人没欺负过阿富汗人。”有了当地官员的积极配合，小组不仅顺利见证了阿富汗临时政府成立这一历史性时刻，他们为复馆所做的努力也终于在次年2月“开花结果”。
来接我们的只有地雷、狙击手和一辆车
尽管有“人和”作保证，但既不占“天时”也不占“地利”的客观境况依然让复馆任务阻力重重。因为，复馆不仅意味着馆舍的修复，更重要的是要与阿新政府建立联系。但旷日持久的战争已经打坏了电网，一切现代通讯手段都陷入瘫痪；频繁的政权更迭，又让小组与新政府之间连个牵线人都没有。
面对横在眼前的不利因素，杨涛和同事们为了当好这架“人梯”，决定以最原始的方式接触。
“过去，我只能从新闻、报纸和电话中看到一个战乱的国家。但到了阿富汗才明白，战争对基础设施、国家机器的破坏能达到怎样的程度。”杨涛告诉记者，当时喀布尔与外界联系的渠道，只有一个70公里外的美国军用机场。当小组乘坐联合国的16座小飞机降落的时候，迎接他们的，只有遍布狭窄道路两旁的地雷、美国的狙击手和一辆新政府派来的车。
“当时阿新政府刚刚成立，人心惶惶。车子把我们从机场送到使馆后，就再没出现过。”他说。为了尽快与新政府恢复接触，第二天上午，小组干脆自己找了一辆车，绕过满街的线、旗子，冒着遭遇地雷的危险，去了阿富汗外交部。
“但是，因为没有电话系统，你在去之前根本不知道要找的人在不在。”杨涛说，找不到人是家常便饭，又没有电话、手机，怎么办？“为了不漏过任何联络的机会，没说的，坐在那儿等！有时一等就是一天，第二天接着去。”
就是这样的锲而不舍铸就了一系列辉煌“战果”：在复馆小组的推动下，卡尔扎伊在政权成立后不到两个月，就对中国进行了访问。2002年2月，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也顺利恢复了运作。就在新一批使馆人员前来阿富汗交接工作一周后，杨涛却与同事们一道，悄然离开了阿富汗。
回首这段“人梯”岁月，已经是外交部国际司安理会事务处处长的杨涛满怀深情。它也许并不惊心动魄，但琐细与坚韧同样值得珍藏，因为它们才是人生的底色。
2005年1月20日晚上10时，刚完成中国驻伊拉克使馆复馆任务回国才4个月的蒋旭接到外交部电话：“你的护照还有效吗？”
蒋旭立刻明白了自己的使命：参加由时任亚非司司长翟隽为首的3人工作小组，赶赴伊拉克解救人质。蒋旭当即赶到外交部查航线，“要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伊拉克！”
“用我们换也要把人质换回来”
2005年1月18日晚，有报道称8名中国公民在伊拉克被劫持。
人质事件发生后，外交部、中国驻伊使馆立即与伊拉克临时政府及当地上层宗教人士广泛接触，并联系了在中东很有影响力的半岛电视台和阿拉比亚电视台。北京时间2005年1月19日零时、上午5时、下午1时，翟隽先后3次接受电视台的连线采访，指出被劫持者是普通中国公民，呼吁劫持者尽快释放人质。
1月20日晚，外交部又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翟隽率领特别工作小组赶赴伊拉克，靠前指挥、解救人质。
21日，小组立即取道法兰克福飞抵约旦首都安曼。23日，工作小组终于搭乘每天唯一一班航班抵达巴格达。一个小时之后就传来消息，有人通知中国使馆接人质的时间和地点，还提供了8名人质所处位置的信息：距离巴格达100多公里的逊尼三角地带。
去还是不去？这消息准确吗？万一是个陷阱怎么办？
组长翟隽很坚定：不管是真是假，都得去一趟。我们的任务不就是安全解救这8名中国公民吗？蒋旭说，当时翟司长的话让人印象深刻：就是用我们几个人换，也要把这8名人质换回来！
时局混乱，小组及使馆工作人员戴着钢盔、穿着防弹衣，在使馆武警的保护下立刻前往逊尼三角地带，争取与劫持者正面接触。在一处清真寺里，他们与几位当地宗教人士和武装分子见了面，经过一番交涉，劫持者终于同意把8名人质交给工作组。人质在清真寺一看到中国人，就知道自己有救了，他们从惊惧转为激动。
蒋旭和同事们把这8人安顿好，迅速护送他们回国。为了以最快的速度到达他们的福建老家，小组选择了衔接最紧密的航线：在一天之内，从巴格达到安曼，从安曼到巴林，从巴林到香港，马不停蹄。最后经过四起四降抵达福州。踏上了家乡的土地，8名中国公民的心踏实了，蒋旭也松了一口气。
圆满完成解救人质的任务后，第二天早上蒋旭在饭店的院子里散步，身边没有战火，院子里鸟语花香。“很宁静，周围是和平的气息。从巴格达回来之后，才真的感到在安宁的环境里生活是多么幸福。”蒋旭感叹道。
25小时解救人质
其实，蒋旭不是第一次解救人质了。9个月前，身为中国驻伊拉克使馆复馆小组成员的蒋旭就参与了在伊解救7名中国人质的行动。
2003年6月，蒋旭在组长孙必干的带领下前往伊拉克，着手恢复在战争中遭到严重破坏、处于暂时闭馆状态的中国使馆。次年2月，伊拉克局势已迅速恶化，中国政府正式派遣武警保卫外交人员进入伊拉克。就在他们史无前例地带着“保镖”复馆期间，发生了7名中国人被劫事件。
4月11日晚上8时多，蒋旭和同事们正在看阿拉比亚电视台的新闻，忽见屏幕下的字幕显示：7名中国人在伊拉克被绑架。同时，中国驻约旦和驻叙利亚使馆的同事也看到了这条消息，3个使馆马上沟通。
先核实消息的真实性。蒋旭他们即刻行动，首先向中国驻阿联酋使馆询问阿拉比亚电视台消息的来源，同时与驻约旦使馆联系，在约伊边防站核查4月10日和4月11日的出境记录。一查，果然有7个中国人从约旦进入伊拉克。联系到的阿拉比亚电视台记者也证实，有目击者看见7名持中国护照的公民被扣押在费卢杰的一个秘密地点。双方信息均显示，确有7名中国人遭绑架。
在向国内报告情况的同时，复馆小组迅速与伊拉克新任内政部长、外交部、临管会、过渡政府的成员和穆斯林长老会等各界人士联系，并广泛接触当地民间组织和朋友。对一切可能发挥作用的人员和组织，他们都全力做工作，尽可能找各方施加影响，从官方、民间和舆论三个渠道展开营救，以确保人质尽快获释。
第二天晚上10点左右，蒋旭和复馆小组的同事们突然接到穆斯林长老会打来的电话，告知7名中国人质已获释，现已抵达长老会总部，请中方立即派人去接。“太好了！”蒋旭悬了一天的心放下了，复馆小组的成员都如释重负。
“保护我国在外公民安全是每个外交官的天职。”蒋旭说。当天深夜11时多，复馆小组冒着可能遭袭击的危险，驱车来到巴格达郊区的伊斯兰长老会，迎接7名同胞。仅仅过了25个小时，7名中国人质就全部被安全解救。
经过一年的艰苦努力，复馆工作也初现曙光。2004年7月9日，伊拉克曼苏尔饭店一间普通房间里，一面崭新的五星红旗见证了中国驻伊使馆的正式复馆。对蒋旭而言，此刻弥足珍贵。
“只有心怀坦然，才能临危受命。”如今回首在伊拉克的日日夜夜，已任外交部外事管理司副处长的蒋旭说，“事实证明我去伊拉克的选择是对的，那段经历确实很值得回忆。”
现驻法国使馆任一等秘书的吴小俊，10年前刚出校门，进入外交部不久，就被派往中国驻刚果(布)使馆工作。“那时我才24岁，但在战火中，一下子就成长了。”
“中国”二字就是保护神
1998年底和1999年初，刚果(布)先后发生了两次大的武装骚乱，吴小俊都赶上了。“一夜之间刚果(布)首都布拉柴维尔南城全沦陷了，最危险的时候，两军交火的战线离中国使馆也就一公里。”
亲历战火后，吴小俊对国家稳定的重要性有了深刻的体会。“当地老百姓把所有的家什顶在头上，拖家带口地逃亡。他们没什么财产，见得最多的是被子和缺了一条腿的椅子。”他感慨说，“那儿的老百姓太苦了，战争中连个安身之处都没有，在难民营里没东西吃，也没有地方看病。一个国家的稳定太重要了。在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老百姓能过安稳的日子，真是太幸福了。”
同样令吴小俊印象深刻的，还有烽火中的刚果(布)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感情。吴小俊和同事们把中国侨胞往外送的时候，总要把一面巨大的国旗插在车上。“刚果(布)人对中国人是比较友好的，‘中国’二字就像是我们的保护神。有了这面国旗，我们总能把侨民平安地送上码头。”
两次战乱间隙，布拉柴维尔物资奇缺，遍寻柴油不着。吴小俊找到刚果(布)国家石油公司总经理。总经理诚恳地对他说：“现在总统的官邸、机场我都保证不了用油。我现在确实手上没油，一旦有油我第一个给你。”
没多久，吴小俊接到总经理打来的电话，有油了。吴小俊说：“你能给我一点就给一点。”“你要多少？”“5桶。”他一咬牙，大着胆子说出这个数字。他知道当时柴油确实很紧张。
“我给你10桶。”出乎吴小俊的意料，总经理特别慷慨。
说起这10桶柴油，吴小俊总是感喟良多。“这其实和我个人没什么关系，主要缘于老一辈领导人、外交家在非洲奠下的良好外交基础。你只要一说中国，什么事都好办。”他说，“两国间的这种深厚友谊，真是我们年轻人享用不尽的财富。”
“虎口保车”与竹笋炒肉丝
说起自己在战区的经历，吴小俊觉得是“惊险与精彩交织”。惊险的一次是1998年底,吴小俊到刚果(布)的政府部门办事，车刚开到布拉柴维尔南城附近，就见大批南城的百姓正在举家搬迁。“这是怎么回事？”吴小俊问路人。“叛军要从南城打过来了！”他一惊：“说打就打进来了？”
仍在恍惚间，他被几个当地持枪军人拦下，“现在是紧急状态，我们要征用你的车。”
吴小俊马上说：“我们是中国使馆的，有任务在身，车不能给你。”
“我们不要你的车，你把我们带到前面去就行。”一个军人说。
他一看这形势，心想：“这车一旦交到他们手里，肯定就要不回来了，车上还有使馆的东西”，便说：“我们要执行任务，不行。”正在说话的当儿，当地司机被荷枪实弹的军人赶了下来。
一见这情景，吴小俊马上下车跟他们据理力争：“这是中国使馆的车，享受特权和豁免，你们无权征用。”幸好，其中有个懂点常识的军人对吴小俊说：“你赶紧开车走吧。”在其他军人的骂声中，吴小俊他们趁势开车回到使馆。车终于从“虎口”中保住了。
回到使馆没多久，反政府军就打进布拉柴维尔了。使馆领导迅速部署：立即安置侨民，使馆的女同志全部撤走，留守人员驻在使馆观察形势、收集信息。吴小俊成为7位男士中的一员，留在了炮火纷飞的前方。
惊险之外也有精彩。当时，迫击炮弹往来不断，刚果(布)政府已陷入瘫痪，外交部空无一人，负责使馆安全的武装警察也不知去向。更糟糕的是，食品供应紧张，虽然使馆储备了水、干粮和冻肉，但缺少蔬菜。
使馆院子里有一小片竹林。很久没吃蔬菜了，使馆的厨师把目光投向了竹笋。挖出竹笋，放在盐水里连泡几天去苦味，切一点肉丝，清炒，一盘竹笋炒肉丝摆在了吴小俊和同事们面前。
“这是我印象非常深的一道佳肴。”10年后，吴小俊说起它，还是一副陶醉的神情。“我相信共同经历过那个阶段的人对这道菜都印象深刻。到现在大家聚首，还是津津乐道。略带一点苦味，但味道还是很好的。”
两场漂亮仗
在刚果(布)，身为大使秘书，为了及时捕捉新情况，听广播、看电视是吴小俊每晚的“必修课”，可是刚果(布)晚上的“新闻联播”没有任何规律，时而八点播、时而九点播，时而20分钟、时而1个半小时，但吴小俊却能每晚不落。
由于使馆人手少，他的角色还要不停地“乾坤大挪移”。他时而会办理起领事方面的业务，给去中国的刚果(布)人办签证；时而会把西服一脱，作为办公室人员与布拉柴维尔机场、码头的警察头目称兄道弟。去海关办事，为使馆采购物品，包括安玻璃这样的后勤事务，他都乐此不疲。
1999年初，刚果(布)战事又起，这时使馆要护送国内一个团组迅速撤离。但到了码头才发现，由于那天战时封航，平常过刚果河的费用是每人20到40美元，那天唯一能过河的船竟对每人要价800美元。
吴小俊一听，这不是发战争财吗？于是对船主说：“你不能这么黑，不坐你的船，你就没了挣钱的机会，而我们使馆还能通过其他途径找到船，马上就能找到！”一番心理较量后，他硬是把价格砍了下来。整个团组坐上船平安离境。
柴油是维系战时使馆运转的重要物资，否则整个使馆将陷入瘫痪。紧缺柴油的采购是另一场考验人的战役。一度，中国使馆只剩下两桶油了。经多方打听，使馆得知刚果河畔有一个市场有柴油卖，虽然外面炮火不断，吴小俊还是和一位同事开着皮卡车，带着4名刚果(布)警察前去打探。
“到市场一问：有油吗？呼啦啦出来一大群拎塑料桶的当地人。虽然每人的油只有25到50升，但价格是平时的5倍以上。”吴小俊说，“我一看：有戏。”但鉴于局势混乱，想想手里还拿着钱，就对一起来的警察说，让卖油的人分4个队排好，每队找一个召集人，算好钱，依次让他们往自己带来的大桶里倒油。有的人倒完一桶，回家又弄一桶往里倒。就这么一下子运回使馆10桶油！
刚果(布)的两场烽火给了吴小俊独一无二的成长机会。“那段岁月是我宝贵的成长舞台，它让我明白无论平凡还是艰险，外交工作都值得我付出全部力量。”吴小俊说。
14年外交生涯，外交部干部司计划调配处副处长邵顺最难忘的，还是在刚果(布)营救医疗队的那次经历。
1997年6月15日，26岁的外交官邵顺背着一个书包，里面装着几条烟、一堆清凉油、国产威士忌酒，穿着一双球鞋，坐着从比利时公司租来的飞机，与中国驻刚果(布)使馆商务参赞一起从刚果(金)首都金沙萨起飞，踏上了一次特殊的旅程。
在机场，飞行员告诉空管人员飞机将飞往刚果(金)的奥旺多。但飞机升上蓝天后，却转而穿越刚果河，向刚果(布)飞去……
1996年7月，刚果(金)燃起战火，卡比拉从东部起兵，次年5月就任总统。同年6月初，邻国刚果(布)首都布拉柴维尔又起硝烟。几批中国侨民、专家组、首都附近的医疗队、使馆人员都已撤离，唯独在刚果(布)奥旺多省的一支中国援非医疗队却杳无音信、生死未卜。
中国驻刚果(金)使馆和驻刚果(布)使馆共同决定，要尽快将这支身陷战火的医疗队解救出来。谁临危受命？“我去”，一个声音传来，是驻刚果(金)使馆的邵顺。
邵顺是个胆大心细的人，因为下了飞机不知是什么情况，他想，穿球鞋吧，如果没有交通工具，走也要走到中国医疗队驻地去。当地人有的吃，我也有的吃。至少要见到医疗队，能救他们出来就救出来，不能救也至少要跟他们在一起。
没想到，飞机刚降落在没有任何指挥系统的柏油路机场，刚果(布)的军车就呼啸而至。
邵顺灵机一动，赶快向眼前的军人解释，自己是刚果(布)使馆的。“现在打仗，我们的医疗队不太安全。使馆委托我接他们去布拉柴维尔，一旦局势平定了，医疗队会再回来。”说完，还送了他们一桶航空燃油。
军人们一听：上军车吧。于是邵顺和参赞坐着军车，和荷枪实弹的军人一起去了中国医疗队驻地。这倒出乎他的意料，脚上的球鞋愣没派上用场。
他们抵达医疗队驻地的时候，恰好中午。正在吃饭的医疗队员一见参赞和邵顺，热泪长流。
信息很快传遍当地，地方官员迅速赶来。在战乱中，这支医疗队坚持工作，听说他们要走，当地百姓都很舍不得。邵顺向百姓们解释：“我们两国的友谊是长存的，不会因为战争而停止。撤离只是暂时的，是为了医疗队员的人身安全。如果他们受伤，也不可能给你们提供医疗服务了。”
这段入情入理的话得到了当地百姓的理解。于是在征得当地官员的同意后，邵顺他们准备出发。启程前，他还委托医疗队队长把汽车、设备这些不能带走的资产交给一个信得过的人保管，有军方和政府作证，对国家也是一个交待。把这一切速战速决地处理完后，一看表，不到半个小时。临走时，当地官员盛情欢送，老百姓载歌载舞。
回想此情此景，邵顺感慨地说：“你既能感受到战争的威胁，也能感受到当地百姓对中国医疗队的依赖和淳朴的感情。”
从飞机降落到带着医疗队坐着军车疾驰回机场，整个过程不到40分钟，顺利得超乎想象。直到飞上蓝天，医生们才哭开了，“真像做梦啊！几天来我们几乎绝望了，一听到飞机的声音，就想如果这飞机是来接我们的该多好！”
15日，飞机顺利返回金沙萨。一看邵顺，脸上已是泪千行。
其实执行这次特殊任务前，邵顺刚经历了一次生离死别。他才到刚果(金)半年，他的父亲就因脑溢血突然去世了。远隔万里，他没能回来见父亲最后一面。经历了失去亲人的痛苦，邵顺对生命有了更深的理解。在责任面前，他义无反顾：要保证医疗队员的人身安全，没说的，我去！
虽然3年零10个月都经历炮火的洗礼，但邵顺对刚果(金)仍有着难以言说的感情。“这个国家面积很大，水利和森林资源都很丰富，可以说没有一丝沙漠，却有极其丰富的物种。” 本报记者 杨亮庆 实习生 陈振云 王梦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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