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自组织性

社会的自组织性

[摘要]人对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和对外能量和信息的交换，使人类社会不断由低级向高级、简单到复杂、无序到有序。一个开放的社会系统具有自我消除不稳定因素的能力，这种自组织能力，可以使系统在稳定条件不满足时，产生一种高度组织化的新组织，这可以看作是在保持高能状态下系统稳定演进的过程。封闭的社会系统会向着“熵增”的方向发展，走向无序或“死寂”。



熵增原理和系统的自组织原理是自然界的根本原理。

任何物质系统除了都受到或多或少的外部约束外，其内部总是具有一定的自由度，这种自由度导致系统内的各元素处于不同的状态。而状态的多样性，状态的丰富程度（混乱程度、复杂程度）的定量计量标尺就是熵，熵最大就是事物状态的丰富程度自动达到最大值。最后达到最大的无序或者“死寂”。这看作是自然界的根本原理。而达尔文进化论却通过对生命现象的观察，得出了一个相反的结论，生命和智慧在自身的发展中，不断演化和发展从低级向高级、简单到复杂、无序到有序进化。我们中的许多人对达尔文的理论心存怀疑，本文无意在此探讨达尔文理论的真伪，单单从这一百年文明的发展，我们也不能否定生命的不断进化过程。

自组织理论理论对这两个相反的现象作出了合理的解释。使物理学和生物学得到了统一。自组织理论是复杂系统理论的一个分支，它主要用来描述系统内部有序状态实现的机理。这一自组织原理如果借用耗散结构理论来解释，它正好可以被视为一种克服热力学第二定律（熵增原理）的系统存续机制。伊里亚·普里高津创立的耗散结构理论，主要用于是研究一个系统从混沌无序向有序转化的机理、条件和规律的科学。耗散结构理论认为孤立系统的演进总是指向“熵增”的方向，总过程从有序向无序；对开放系统而言，由于系统和环境的能量和信息的交换，系统会不断由低级向高级、简单到复杂、无序到有序。并且经一步指出：这种自组织能力，可以使系统在稳定条件不满足时，产生一种高度组织化的新组织，这可以看作是系统稳定演进的过程。

一个开放系统的演化过程就是系统和环境的共同演化、共同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系统在新陈代谢中不断更新。而更新的条件是系统与外界不断的信息和能量交换。在这个交换中，系统把自身的“熵”排出结构之外，并在演化中形成新的复杂结构，系统在保持高能状态下，在稳定中不断的优化和完善。

人的需求是社会发展的动力。

就一个稳定的人类社会的演化过程而言，社会环境要提供人类日日增长的物质、文化和生活需要。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是人的本性。因此，研究人的需求是研究人类社会稳定性的基础研究。需求层次理论（Need-hierarchy theory），由美国著名犹太裔人本主义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提出，是研究组织激励时应用最广泛的理论。需求层次理论是解释人格的重要理论，也是解释动机的重要理论。其提出个体成长的内在动力是动机。而动机是由多种不同层次与性质的需求所组成的，而各种需求间有高低层次与顺序之分，每个层次的需求与满足的程度，将决定个体的人格发展境界。需求层次理论将人的需求划分为五个层次，由低到高。

生理需求，如食物、水、空气和住房；
安全需求，如人身安全、生活稳定以及免遭痛苦、威胁或疾病等；
社交需求，如对友谊、爱情以及隶属关系的需求；
尊重需求，如成就、名声、地位和晋升机会等。尊重需求既包括对成就或自我价值的个人感觉，也包括他人对自己的认可与尊重；

自我实现需求,包括针于真善美至高人生境界获得的需求，因此前面四项需求都能满足，最高层次的需求方能相继产生，是一种衍生性需求，如自我实现，发挥潜能等。

儒家的主要思想是君权神授和社会等级制度。

儒家思想的历史上曾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儒家、道家以及其他传统思想在道德教育上的共识和努力并不能使其成为规范社会的有效手段。

儒家的主要思想是君权神授和社会等级制度。这种社会制度在两千年前的中国乃至世界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思想体系。儒家的思想在纯粹的君权统治“一人说了算”的框架下，加人周的礼法，使一个商纣式的混沌社会，从一人统治变成了一个集团统治，有了现在社会的雏形。有德之君在这个框架下，励精图治，儒家思想对社会系统的稳定性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也奠定了中国成为天朝之国的政治基础。封建社会从产生、完善到鼎盛的过程，也是人类社会自组织的过程，与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相比，清朝拥有一个非常庞大的封建专制体系。

但是，随着人类需求、思想文化交流层次的不断提高，这种封建体制已经不能提供适应人类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和生活需要，系统稳定的条件已不存在。也就是说，社会系统的结构远离了稳定。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以民族工业为代表的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出现和康梁洋务运动，表明了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改变社会结构的愿望，也反映了中国社会系统对外进行思想、物质和能量交换的诉求。然而，以封建专制为主旨的儒家思想，在这时阻碍了社会发展，保守的忠君思想使这次运动没有得到群起响应。同样，后来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也应当说是迎合了人类社会要求改变社会体制、社会结构的诉求。以思想对立和冲突为特征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体制和结构，却严重地忽视了人类的需求层次。战后的中国，思想系统主要存在这两种思想体系--共产主义思想和封建专制思想。“个人崇拜”的出现表明这两种思想在文革中“巧妙地”融合在一起。由文革时期的思想意识的冲突的白热化所产生的“内耗”使中国经济在低水平上徘徊。这种低层次的经济水平，却有利于降低人的需求层次，也减少了人们对社会变革的动力。

我们看到了封建王朝的兴衰和更替，也看到了“文化大革命”所引起的思想文化的大倒退，君权神授赋予了皇帝无上的权利。帝王的更替引起了社会制度和法令的变迁，社会系统震荡是这种变迁的必然。我们不能脱离时代背景去研究毛泽东。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打倒孔家店”和“党内走资派”表明了毛泽东作为伟大的思想家和战略家有其的独到见解。作为反帝反封建的统帅，和走资派的敌人，毛泽东从战略的高度，看到了我们看不到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沿用了“土地革命”的手段，也是有据可查的。把意识形态上的敌人从肉体上消灭，是一种犯罪。文革的深层原因，笔者不想在此作进一步的分析，有几点千万不要忘记，思想的对立只能增加社会的内耗。社会的进步，要靠社会系统和外界思想物质和能量的交换。思想系统的兼容性是提高信息交换的必要条件，兼容性比独立思想更重要。离开了实质问题，谈论思想毫无意义。由于思想系统的非唯一性，坚持任何思想也毫无意义。

道德教育很重要，但道德是个人修养，却不能对人的行为起制约作用。

我们在看到儒家思想的反动性--君权神授和社会等级制度对社会进步的阻碍作用的同时，也应当看到儒家思想和几千年中华文化对道德教育的积极作用。例如，“温良恭俭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事实上，如果对儒家的道德观、道家的道德观，和基督教的道德观进行研究，就会发现有许多相似之处。而这些共同点，就是人类对为人之道的共同认识。在笔者看来，就是博爱，想引一段旧文作说明：

“爱如至亲，劳不显其功，谋不隐其形，怒不忍其声，喜不藏其容。平常如一，无妒忌，无防范，无轻狂，无自夸。宽容，友善，自信，虚怀，谦让。“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大“爱”空虚无形，无穷无尽，深远矣！如万物之宗。锋锐者隐其伤害之心，烦恼者消其纷扰之虑，彰显者藉其光辉而荣，卑微者涤其尘垢而进。隐没不见，潜移默化；无处不存，解贫济忧。

爱者，常也，存之于世久矣，不以贫富而独享，不以尊卑而位殊，不以长幼而独钟。似乎是在天帝之先，人猿百兽花草虫鱼俱有而从之。父子之伦，夫妻之道，兄弟之属，皆基于此。大“爱”聚义，浑然一体，如生息，似手足，何狂妄奸诈幕略之有？ 古之不识爱道之同属，不齿也。不齿爱道者，争强好性虚妄之心也。是故，心之不至，言辞之不辩，行为之不逮。以至杰人辈出，国无宁日。孔圣之伦理纲常，尊卑显荣，皆虚妄不实也，左之于道，远矣！愚也乎？悲也乎？”

道德教育很重要，但道德是个人修养，却不能对人的行为起制约作用。我们呼吁一个法制社会的到来。

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腐败。也是社会最大的不稳定因素。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是人的本性。贪官现象事实上是法律不健全的在宏观上的表现。根据自组织原理，相应的新的社会体制和结构会应运而生。现在中国需要的是全面的对外开放，全方位的对外进行思想、物质和能量的交换。“砸烂孔家店”--由“人治”走向法制。几个贪官算什么！愿奥运会能给中国带来新的气象。

“稳定是压到一切的”，革命是一个重建的过程，是以社会系统能量的极大丧失和内耗为代价的。这以后有时间再谈。欢迎大家提意见，参与交流。

所有跟帖： 

• 俺也有过类似的思考，只是没有你这般严密。 -庄文雅- ♂ (102 bytes) () 09/13/2007 postreply 19:15:43

• 谢谢班长，俺只是谈一谈想法，跟大家交流。 -Ji.Q.Zhang- ♂ (32 bytes) () 09/14/2007 postreply 20: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