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开篇就指出我们为什么要对文艺作品较真儿的重要性，和危机感。他把文化工作者比喻成另一支军队。“五四”以来，这支文化军队就在中国形成，帮助了中国革命，使中国的封 建文化和适应帝国主义侵略的买办文化的地盘逐渐缩小，其力量逐渐削弱。到了现在， 中国反动派只能提出所谓“以数量对质量”的办法来和新文化对抗，就是说，反动派有 的是钱，虽然拿不出好东西，但是可以拼命出得多。
文艺作品本身就是一个主导阶级的价值观、人生观的体现。这也是艺术审美和艺术评论的基础。不承认这点就没有“讨论”的基础。就只能是口水混战，就是起哄。这是毛主席谈到的立场问题。
说冯导“反动”我看是过了。但政治觉悟和/或文学修养确实有待提高。奢谈什么“只谈人性，不讲政治”本身就是整治幼稚的表现。也难怪拍出了个没有阶级立场、没有灵魂的没落佣军的形象。看看伟人在“学习问题”的段落对“人性”的看法：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存 在决定意识，就是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客观现实决定我们的思想感情，但是我们有些 同志却把这个问题弄颠倒了，说什么一切应该从“爱”出发。就说爱吧，在阶级社会里 ，也只有阶级的爱，但是这些同志却要追求什么超阶级的爱，抽象的爱，以及抽象的自 由、抽象的真理、抽象的人性等等。这是表明这些同志是受了资产阶级的很深的影响。 应该很彻底地清算这种影响，很虚心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工作者应该学习文艺 创作，这是对的，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革命者都应该学习的科学，文艺工作者不 能是例外。
抛开政治水平的问题，就文艺创作本身的规律而言，伟人也为我们提供了指导：
态度问题，随着立场，就发生我们对于各种具体事物所采取的具体态度。比如说， 歌颂呢，还是暴露呢？这就是态度问题。究竟哪种态度是我们需要的？我说两种都需要 ，问题是在对什么人。有三种人，一种是敌人，一种是统一战线中的同盟者，一种是自 己人…
这片子至少传达给大家“不应忘记做出牺牲的解放军烈士”的信息。冯导自己也博客里说“就为表现我爱国”。至少这一点看他是可以团结的对象。不过，这个信息我既没说主语，也没有目的定语。没有定语是因为我确实看不懂电影中烈士为什么牺牲了。
按说开始挺自然地认为是为掩护大部队撤退执行了命令。可从谷子地在团长墓地前听说根本没吹号的反应来看，又好像是被团长忽悠的感觉。根本不象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早已做好牺牲的准备的人。那团长当时说过“听不到集结号，就是打剩一个人也不许撤” 的话，看来得愿谷子地没听清requirement，或没当真。难道导演为了满足两个小时的限制，掐掉了团长以前经常大惊小怪的情节？
然后，镜头一转，谷子地好像才想明白了团长确实是没想让他们撤。从他接下来的言行看，似乎是在表现他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退而求其次——那就认倒霉，可你怎么也得给死去的弟兄们个名份吧？这里歌颂了谁/什么又批评了谁/什么？
虽然是给死去的英雄们争个名份，好像是歌颂了谷子地重情义。但张口闭口“我们九连”，立刻让这份感情降了级，变了味儿。成了“秋菊” 式的“讨说法”。只是“秋菊”为自己，谷子地为自己的“兄弟”。维护个体利益的特质放在农妇“秋菊”身上合情合理，Copy在那个时候的解放军战士身上，从技术层次上是东施效颦；从政治层次上，是歌颂本位主义，江湖义气，是对英雄的庸俗化。是对英雄无私奉献的否定。是宣扬患得患失的商人思维。
会同再说台词问题。毛主席对文艺创作问题又指出 文艺工作者同自己的描写对象和作品接受者不熟， 或者简直生硫得很。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不熟悉工人，不熟悉农民，不熟悉士兵，也不熟 悉他们的干部。什么是不懂？语言不懂，就是说，对于人民群众的丰富的生动的语言， 缺乏充分的知识。许多文艺工作者出于自己脱离群众、生活空虚，当然也就不熟悉人民 的语言，因此他们的作品不但显得语言无味，而且里面常常夹着一些生出造来的和人民 的语言相对立的不三不四的词句。
记住这里说的是实事求是的问题。既然是历史片，你当然要去历史的“人民群众”中找语言。电影中一口一个“兄弟”地叫，即使有这样的历史情况存在，在当时的我军也不是普遍现象。更不是提倡的叫法。导演这样表现如果不是生搬硬套学外片，和“兄弟连”押韵，就是前面主席提到的创作态度的问题了。
批评了半天，我也出个主意。免得站着说话不腰疼。同样的立意能不能换个拍法？
首先是我前面说过的导演/编剧立场的模糊。导致其不可能找好观察和叙述故事的角度。“不应忘记做出牺牲的解放军烈士”这个诉求是没有错。是很“人文关怀”。但分从谁口里说出来。这句话我故意没有放上主语，请大家自己做个造句练习。分别用第一、第二、第三人称。体会一下感情的差异。
我们，不应忘记革命先烈为我们做的牺牲
你们，不应忘记革命先烈为我们做的牺牲
他们，不应忘记革命先烈为我们做的牺牲
不知道您怎么体会：
第一句，我体会的是对英雄的敬仰，和对自己的鞭策。这是我们传统的表现手法。
第二句，我体会的是指责，是怨气。这是“秋菊”开创的，本片继承的表现手法。
第三句，我体会的是指责，也是鞭策。
冯导为了避免“落俗”而选择了第二种角度。其实也未免俗。“秋菊”之后这类文艺作品并不少。
第一人称的方式真的不能拍了吗？当然不是。我看了一个这部电影侧记的纪录片。讲的是一个对越自卫反击战的退役老兵在地摊上买来几本解放洛阳战役牺牲的战士名册。历经十年自费把真相送达烈士家属的故事。这种正面歌颂是事实啊。完全可以以他为线索，最后找到在偏远山区隐姓埋名的谷子地，把失踪的九连之谜揭开。我相信张国富这样的英雄比谷子地更有艺术冲击力和精神振奋作用吧？
即使是第三人称的方式也可以拍。而且不用大改。把现在的这个谷子地描写成当年和我军作战的一个国民党老兵就行了。他在寻找他自己的“兄弟”亲属的时候也把从我军战士身上搜集的家信送达亲人。从而无意中解开了九连的失踪之谜…人文关怀一点不少。愿妇情节一点不带。不更让那些官僚汗颜？
无论哪种拍法，都不耽误片头的战争噱头。因为那本身就和后面的情节没多少联系。这和《大兵》的故事发生地不同。也只能这样。但如果采用第三人称叙事，开头从我军的视角打一部分，然后能在找到每一个主要代表人物的亲属后从国军的视角回忆一个侧面，最后把整个战斗全面再现一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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