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北京举行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提出三个坚持：一是走和平发展道路，二是自力更生对外开放互利共赢，三是以人为本的思想。一些旧的口号，如“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等已经不见，却要“平等友好地对待各国人民”、“尊重和顾及别国人民的合理利益和关切”以及“支持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改善人民生活”等，说明中国告别了邓小平时代那种在国际舞台一角打太极拳、明哲保身的被动状况，中国外交决策更加溶入新时代的主流。
我建议中国外交政策应该有“三要”和“三不要”。“三要”就是：一是要内和外安，二是要谦虚、随和、耐心，三是要搞全民外交；“三不要”就是：不要走苏联、日本、美国的道路。
在“三要”方面，首先是内和外安，这应该从两个层面上多下功夫。第一个层面就是全国眼光九分朝内，一分朝外，从中央到县、村集中精力做好“安居乐业、休养生息”。中国底子这么薄，人口这么多，问题这么复杂；自己当好家、国泰民安，使五分之一的人类变成“和谐社会”，就是对建立“和谐世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等于是中国外交工作上的巨大成就。如果内不和外不安，外交不可能会出色。
中国开始注意国民的形象
第二个层面就是把外交平台的一半搬到国内来。过去丝绸之路旺盛时期，中国欢迎外来的商人和和尚，隋炀帝甚至命令对沿途外商提供免费饮食招待。唐宋两朝把中国敞开，让全世界来观光、做生意，或者安家落户。
伦敦大英博物馆收藏的《敦煌文献》中有一首无名氏的《长安辞》，作者大概是访华的印度高僧。诗是这样开始的：“天长地阔杳难分，中国众生不可闻。长安帝德承恩报，万国归投拜圣君。”，结束语是：“谁知此地欲回还，泪下沾衣不觉斑。愿身死作中华鬼，来生得见五台山。”说明中国国际威望之高。在中国本土上奉行“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国际交往之道，就等于把建立“和谐世界”与“和谐社会”有机地结合起来。
第二，要谦虚、随和、耐心。1982年第九届亚运会找不到东道主，亚运会创始国印度就自告奋勇地承办，印度政府顶着“自己得不到什么金牌，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让中国大出风头？”的批评，在国际上有口皆碑，在外交上无形收获甚多。外国人谈起中国，总免不了有点“谈虎色变”，谈印度却完全心情舒畅。这就是《老子》所说的“不争之德”。现在欧洲国家在这种“不争之德”上修养越来越好，美国却越来越差。在联合国以及其他国际论坛上，欧洲国家处于领导地位，美国却最为孤立。中国应该以此为鉴。
第三，要搞全民外交。中国的崛起使它在国际舞台上所占的空间越来越大，中国人足迹遍天下，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中国可以同外国平起平坐，外国人已对中国刮目相看；忧的是中国很多社会缺点散布全球，坐在公共场所禁烟标志下抽烟，到处吐痰，到俄国搞假冒伪劣，到日本开发黑社会，到阿富汗人肉市场抢顾客，简直丧尽国格。
我很高兴的看到中国已开始注意到这点。在8月21和24日的《人民日报》“海外版”，连续在头版发表了《出国了，你就是‘形象大使’》和《形象在国外功夫在国内》两篇评论。现在中国的外交工作阵地，已经从照顾数千驻外使馆人员，转到每天在国外旅游、观光、打工的数百万中国老百姓那儿去了。但搞好这些工作，已经不是外交部力所能及，应该是文化部、教育部、民政部、共产党、共青团、侨委、妇联等共同的迫切任务。中国必须费很大的心力来提高人民的素质，特别是对出国的人更要加强教育。
日本是中国的镜子
现在谈“三不要”，它也是半个多世纪来的经验教训。
第一，不要走苏联的道路，也就是不要学冷战时期的苏联那样建立与发展反美阵营，通过军备竞赛与美国争取全球霸权。人们要问：苏联解体十余年了，为什么还要提苏联道路的问题呢？我认为就像中国现在仍然把抗战初期的《义勇军进行曲》当作国歌来唱一样，苏联的历史教训值得时时提醒。
苏联失败的最大原因是在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中，不为人民发展生活消费品，只顾一味搞加强国防力量的高科技开发，把“黄油”和“大炮”的轻重本末倒置。芝加哥大学著名国际战略专家米尔商牟(John Mearsheimer)教说，历史上任何国家变成经济强国以后就朝军事强国的方向发展，如果中国这样做，就会同美国发生冲突。在美国某些人心目中，中国已经继承了冷战时期苏联和美国针锋相对的位置，因此中国必须时时刻刻不忘苏联的教训，不要重蹈苏联的覆辙。
第二，不要走日本的道路，这包括三点内容：一不要像它那样仿效重于创造，不要学它从古到今都没有搞出日本特有的文明气质——不是古代“仿唐”(学中国)，就是近代“西化”(学欧美)；二不要学它那样缺乏修养（自杀死亡超过车祸死亡人数）、逞强好斗；三不要学它舍近求远，想脱离亚洲又无法把蓬莱三岛搬到大西洋去，想不当亚洲人又长不出蓝眼睛、鹰鼻子。
我曾经在本栏引过戴季陶“中国强，日本就是妾；中国弱，日本就是贼”的话，它道出了中日关系的根本出路：中国把自己建成国富民强的安乐窝，就不必担心日本会威胁到自己的安全。中国幸运的有日本这样一个邻国作为镜子，如果日本乖乖的就说明中国一切顺利，日本如果翘辫子就说明中国情况不稳定，或者哪儿有漏洞，必须改进。
用戴季陶这逻辑思维来处理当前中日关系的疙瘩，就可以相对地心平气和地看到：一、日本60年来实质上充当“美国占领”的“顺民国”的奴颜婢膝地位，至今没有改变，它是苦恼的。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只是一种借题发挥的幼稚行径；二、日本年轻一代已经和“武士道”精神逐渐告别，同中国增进“一衣带水”之情谊是有基础的。
从美国的霸权吸取教训
第三，不要走美国的道路。美国这样一个人口不到3亿、历史少过300年的国家，竟然变成全球不可一世的霸权，是占了两次世界大战的便宜。这两次大战把欧亚大陆变成废墟瓦砾，美国大陆却不但没闻到火药味，而且更进一步“发了战争财”。
这种“暴发”机遇把它推到世界舞台中心以后，在文明修养方面只算初出茅庐的美国便夜郎自大，不虚心向古老文明学习，结果自作自受，弄到今天的尴尬局面，目前有三大困境无法摆脱。
一是自力更生精神全面崩溃。上自政府、下至平民，无一不陷入债务深渊，却抱着“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的态度而无危机感，正像希拉莉·克林顿所说：“美国人知道自己生活在泡沫中苟且偷安，只希望泡沫不破而不求解决办法。”
二是美国拥有可打败一二十个敌人的强大威力，现在却越来越显得“英雄无用武之地”；另一方面，美国的真正敌人却躲藏在导弹击不中的黑角。更有美国战略家说，美国现在在伊拉克、阿富汗作战根本不是打恐。要打恐便要去巴基斯坦，因为奥萨马藏在那儿，新的全球恐怖训练基地设在那儿，但美国却无法在那儿发动战争。现在黎以冲突停火后，以色列外交活动集中在欧洲，因为美国完全失去外交资源，谁也不卖华盛顿的帐。中国应该从美国这个“暴发户”霸权破产的来龙去脉，吸取深刻的教训。
1925年孙中山带着全世界尚未“以平等待我”的遗憾而死，195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全球孤立，喊出“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的口号来自我壮胆。现在中国不再受到压迫，也不再孤立，甚至反过来扮演“财大气粗”的角色到国外神气一番。我看中国的外交政策，还是应该以《老子》的“三宝”为依据：“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才能确保无往不利。
·作者是从印度退休的学者，目前旅居芝加哥
我建议中国外交政策应该有“三要”和“三不要”。“三要”就是：一是要内和外安，二是要谦虚、随和、耐心，三是要搞全民外交；“三不要”就是：不要走苏联、日本、美国的道路。
在“三要”方面，首先是内和外安，这应该从两个层面上多下功夫。第一个层面就是全国眼光九分朝内，一分朝外，从中央到县、村集中精力做好“安居乐业、休养生息”。中国底子这么薄，人口这么多，问题这么复杂；自己当好家、国泰民安，使五分之一的人类变成“和谐社会”，就是对建立“和谐世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等于是中国外交工作上的巨大成就。如果内不和外不安，外交不可能会出色。
中国开始注意国民的形象
第二个层面就是把外交平台的一半搬到国内来。过去丝绸之路旺盛时期，中国欢迎外来的商人和和尚，隋炀帝甚至命令对沿途外商提供免费饮食招待。唐宋两朝把中国敞开，让全世界来观光、做生意，或者安家落户。
伦敦大英博物馆收藏的《敦煌文献》中有一首无名氏的《长安辞》，作者大概是访华的印度高僧。诗是这样开始的：“天长地阔杳难分，中国众生不可闻。长安帝德承恩报，万国归投拜圣君。”，结束语是：“谁知此地欲回还，泪下沾衣不觉斑。愿身死作中华鬼，来生得见五台山。”说明中国国际威望之高。在中国本土上奉行“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国际交往之道，就等于把建立“和谐世界”与“和谐社会”有机地结合起来。
第二，要谦虚、随和、耐心。1982年第九届亚运会找不到东道主，亚运会创始国印度就自告奋勇地承办，印度政府顶着“自己得不到什么金牌，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让中国大出风头？”的批评，在国际上有口皆碑，在外交上无形收获甚多。外国人谈起中国，总免不了有点“谈虎色变”，谈印度却完全心情舒畅。这就是《老子》所说的“不争之德”。现在欧洲国家在这种“不争之德”上修养越来越好，美国却越来越差。在联合国以及其他国际论坛上，欧洲国家处于领导地位，美国却最为孤立。中国应该以此为鉴。
第三，要搞全民外交。中国的崛起使它在国际舞台上所占的空间越来越大，中国人足迹遍天下，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中国可以同外国平起平坐，外国人已对中国刮目相看；忧的是中国很多社会缺点散布全球，坐在公共场所禁烟标志下抽烟，到处吐痰，到俄国搞假冒伪劣，到日本开发黑社会，到阿富汗人肉市场抢顾客，简直丧尽国格。
我很高兴的看到中国已开始注意到这点。在8月21和24日的《人民日报》“海外版”，连续在头版发表了《出国了，你就是‘形象大使’》和《形象在国外功夫在国内》两篇评论。现在中国的外交工作阵地，已经从照顾数千驻外使馆人员，转到每天在国外旅游、观光、打工的数百万中国老百姓那儿去了。但搞好这些工作，已经不是外交部力所能及，应该是文化部、教育部、民政部、共产党、共青团、侨委、妇联等共同的迫切任务。中国必须费很大的心力来提高人民的素质，特别是对出国的人更要加强教育。
日本是中国的镜子
现在谈“三不要”，它也是半个多世纪来的经验教训。
第一，不要走苏联的道路，也就是不要学冷战时期的苏联那样建立与发展反美阵营，通过军备竞赛与美国争取全球霸权。人们要问：苏联解体十余年了，为什么还要提苏联道路的问题呢？我认为就像中国现在仍然把抗战初期的《义勇军进行曲》当作国歌来唱一样，苏联的历史教训值得时时提醒。
苏联失败的最大原因是在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中，不为人民发展生活消费品，只顾一味搞加强国防力量的高科技开发，把“黄油”和“大炮”的轻重本末倒置。芝加哥大学著名国际战略专家米尔商牟(John Mearsheimer)教说，历史上任何国家变成经济强国以后就朝军事强国的方向发展，如果中国这样做，就会同美国发生冲突。在美国某些人心目中，中国已经继承了冷战时期苏联和美国针锋相对的位置，因此中国必须时时刻刻不忘苏联的教训，不要重蹈苏联的覆辙。
第二，不要走日本的道路，这包括三点内容：一不要像它那样仿效重于创造，不要学它从古到今都没有搞出日本特有的文明气质——不是古代“仿唐”(学中国)，就是近代“西化”(学欧美)；二不要学它那样缺乏修养（自杀死亡超过车祸死亡人数）、逞强好斗；三不要学它舍近求远，想脱离亚洲又无法把蓬莱三岛搬到大西洋去，想不当亚洲人又长不出蓝眼睛、鹰鼻子。
我曾经在本栏引过戴季陶“中国强，日本就是妾；中国弱，日本就是贼”的话，它道出了中日关系的根本出路：中国把自己建成国富民强的安乐窝，就不必担心日本会威胁到自己的安全。中国幸运的有日本这样一个邻国作为镜子，如果日本乖乖的就说明中国一切顺利，日本如果翘辫子就说明中国情况不稳定，或者哪儿有漏洞，必须改进。
用戴季陶这逻辑思维来处理当前中日关系的疙瘩，就可以相对地心平气和地看到：一、日本60年来实质上充当“美国占领”的“顺民国”的奴颜婢膝地位，至今没有改变，它是苦恼的。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只是一种借题发挥的幼稚行径；二、日本年轻一代已经和“武士道”精神逐渐告别，同中国增进“一衣带水”之情谊是有基础的。
从美国的霸权吸取教训
第三，不要走美国的道路。美国这样一个人口不到3亿、历史少过300年的国家，竟然变成全球不可一世的霸权，是占了两次世界大战的便宜。这两次大战把欧亚大陆变成废墟瓦砾，美国大陆却不但没闻到火药味，而且更进一步“发了战争财”。
这种“暴发”机遇把它推到世界舞台中心以后，在文明修养方面只算初出茅庐的美国便夜郎自大，不虚心向古老文明学习，结果自作自受，弄到今天的尴尬局面，目前有三大困境无法摆脱。
一是自力更生精神全面崩溃。上自政府、下至平民，无一不陷入债务深渊，却抱着“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的态度而无危机感，正像希拉莉·克林顿所说：“美国人知道自己生活在泡沫中苟且偷安，只希望泡沫不破而不求解决办法。”
二是美国拥有可打败一二十个敌人的强大威力，现在却越来越显得“英雄无用武之地”；另一方面，美国的真正敌人却躲藏在导弹击不中的黑角。更有美国战略家说，美国现在在伊拉克、阿富汗作战根本不是打恐。要打恐便要去巴基斯坦，因为奥萨马藏在那儿，新的全球恐怖训练基地设在那儿，但美国却无法在那儿发动战争。现在黎以冲突停火后，以色列外交活动集中在欧洲，因为美国完全失去外交资源，谁也不卖华盛顿的帐。中国应该从美国这个“暴发户”霸权破产的来龙去脉，吸取深刻的教训。
1925年孙中山带着全世界尚未“以平等待我”的遗憾而死，195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全球孤立，喊出“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的口号来自我壮胆。现在中国不再受到压迫，也不再孤立，甚至反过来扮演“财大气粗”的角色到国外神气一番。我看中国的外交政策，还是应该以《老子》的“三宝”为依据：“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才能确保无往不利。
·作者是从印度退休的学者，目前旅居芝加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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