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關係：2007暗潮洶湧
亚洲时报 Benjamin A Shobert
中美關係在2006年本來就已經非常熱鬧，而在這年的收關之際，更是顯得異常地不平靜：美國政府和國會在11月出臺的一系列報告，而美國財政部長亨利•保爾森（Henry Paulson）日前也率領了高規格代表團訪問了北京。
對中美關係而言，12月可能是第二重要的時間，第一重要的時間，自然是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4月訪美之時。在美國國會下屬的美中經濟與安全評估委員會發表了2006年度報告之後，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又向國會提交了一份評估中國入世承諾履行狀況的報告（以下簡稱為“評估報告”）。從這些報告看來，中美關係的基礎所承受的壓力正在增加。
美國是當今唯一的超級大國，而中國則日漸走向現代化，兩者之間產生摩擦在所難免。如果說12月11日出臺的貿易代表報告有任何啟示的話，那麼它可能意味著2006是一個關鍵年，因為沮喪的美國選民迫切希望為國內經濟的各種弊端尋找“病根”，而美國的政客去審視正在崛起的中國可謂“正合時宜”。
據調查顯示，57%的美國人認為當局政府在與中國談判時“不夠強硬”，而且這一比例還在升高。所以在為美國經濟頹勢找尋“替罪羊”的過程中，政治家們當然不願落於人後。
在民主黨即將重新入主國會之際，美國已開始認真討論到，國內的民粹主義恐怕會營造一種不利於中美貿易發展的經濟保護主義氛圍。另外，大家也在討論一些引起困擾的問題。這些問題包括：美國的開放型經濟到底是否導致收縮，這對中美經濟的健康產生何種影響等。
如果說貿易代表報告預示了華盛頓（Washington）未來對華政策的走向，那麼2007年美國政府將繼續實行旨在解決中美貿易不平衡的政策，但這些政策的制定將更多地考慮到國會內部的政治，而不是考慮到切實平衡中美兩國各自經濟需求。
評估報告與美財長保爾森的講話遙遙呼應，並反映出美國對如何發展中美關係都存在普遍的誤解。如果中美兩國認為雙方關係只建立在政治利益的基礎上而不具備互利互惠之潛力的話，那麼這種錯誤思維將持續損害中美關係。
從胡錦濤4月訪美到美國貿易代表報告的出臺，再到保爾森的訪華，期間的熱點討論問題便是人民幣的升值。
事實上，美國國內上述的討論都忽略了一點：北京當局已經批准天津成為首個試行“自由浮動外匯機制”的城市，而且在北京也出現了一些支持2008年實現人民幣自由兌換的呼聲。然而美方在討論人民幣匯率問題時並沒有提及這些情況。由此看來，美方的評估報告以及保爾森的講話只是出於美國自身的政治考慮，而不是純粹考慮中國政府在改變匯率機制方面的实際行動。
概括地說，美國貿易代表評估報告的大意是，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簡稱WTO）之後，應該履行一個“成熟的貿易夥伴”應有的職責（頁五），因此，中國必須加快調整經濟和貿易政策的步伐。報告的前段首先肯定了中國的努力，但是讀到最後給人的總體感覺是：這報告並不是要平衡地討論正反兩方面的評價的。報告更多地強調了中國在履行入世承諾方面的不足之處，而正面的評價似乎只是為了讓批評看起來不會太偏頗。
評估報告重點指出了9大問題，包括中國對知識產權保護不足，銷售服務領域對外資准入不平等，某些進口和出口規管條例違犯WTO準則，涉及稅收、補貼、投資和價格調控等經濟政策，外資進入中國服務業市場的限制以及中國司法系統缺乏“透明度和統一性”等方面（見報告頁９）。
北京若要繼續實施市場經濟改革，就必須相信上述建議是為了促進中國經濟的增長，而不僅僅是為了保護發達國家的利益，或害怕中國影響力的增加。評估報告先是對中國的努力敷衍了一番，但是很快就將話峰一轉暗示評估中國履行入世承諾的情況必須慎之又慎。
評估報告開頭引述一位商會的負責人表示：“中國近來對政策的公開討論顯示，某些經濟領域對外資參與的興趣正在減少。有些人也希望政府在指引經濟發展、加強中國企業國際競爭力和限制跨國企業進入特定領域方面扮演更重要的角色。”（頁４）
另一位官員也表達了相同的觀點：“在過去一年來，中央政府利用計劃措施作為經濟發展手段的情況大幅增加。中國領導人目前面臨一個選擇：要麼在狹義上解釋入世承諾、利用政府干預最大化地保護中國企業；要麼恪守WTO的規定和精神，盡可能地利用市場機制鼓勵創新、創造就業機會和推動經濟增長。”
這份評估報告的主要觀點是：“事實證明，過去一年來中國經濟改革的勢頭有所減緩；這說明中國尚未完全確立市場經濟機制，部分政府部門及官員並不完全支持WTO關於市場准入、非歧視、國民待遇和透明度等原則。” （頁４）
這種分析對中國的決策層來說毫無幫助。由於中國經濟是半計劃半市場的混和性質，因此政府繞過市場機制而做出某些經濟決策在所難免，然而這必然會被視為不必要的政府干預。中國政府希望通過行政干預來解決腐敗、投資過剩和房地產市場過熱等問題，但卻被美國批評為缺乏透明度和干預過度之舉。
在通讀之份評估報告之後，讀者必定會對中國履行入世承諾的情況提出這樣的疑問：中國政府內部有哪些永久性抵制改革的因素？有哪些因素已經開始著手處理但尚未解決？確實，WTO成員國地位所帶來的特權和規定的義務是相對應的，從這一意義上說，中國並非全無責任。這個問題之所以如此敏感是因為，這份報告所突出的中國在履行入世承諾方面的諸多不足之處，多數都與中國的社會主義性質或基礎有關。
舉一個最淺顯的例子，評估報告批評中國政府一直限制美國“電子出版物和音像產品製造商及經銷商”的貿易權（頁１５）。這個問題涉及到中國對國內媒體的審查控制，還牽涉到中國是否開放言論自由的深層次問題。北京擔憂放鬆言論控制將會提高中國人民要求政治改革的呼聲。把所有問題歸結到經濟層面上也許合乎這份評估報告的基調，但主張資訊傳播自由和言論自由的美國實在應該承認，中國的一些入世措施，其實還有深層的政治意涵。
美國貿易代表評估報告的一些部分似乎想說明：“中國2001年加入WTO”這一事件的重要程度，幾乎可與天安門事件相提並論。不過，歷史可能會認為，中國加入WTO反映北京希望變革，也是當局希望邁向下一步的市場經濟和政治自由化的一個訊號。
按照現實政治主義的邏輯，鼓勵中國進行現代化的方法之一便是接受中國的現狀，同時還必須認識到中國的改革方式與其文化的獨特性密不可分，儘管這讓人感到很無奈。
如果保爾森的訪華以及評估報告的出臺是反映美國對華政策是否將偏離現實主義路線的指標，那麼，2007年的起始階段可能是有些起伏的。
如果美國由於國內的某些政治原因而不能與中國務實地討論後者應該如何改革以承擔國際責任，那也許是因為美國自身已經進入了經濟學家所謂的“靜止狀態”。正如英國歷史學家愛德華•吉本（Edward Gibbon）在《羅馬帝國衰亡史》中所寫的那樣，“人類若不進步就會後退”。
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的評估報告提到了中美關係的多個方面，但卻沒有大力肯定中國的進步，也不願指出中國有所不足，但也有為改革努力。這些都反映出，把經濟衰退歸咎於人也許也是美國的獨特需求。
亚洲时报 Benjamin A Shobert
中美關係在2006年本來就已經非常熱鬧，而在這年的收關之際，更是顯得異常地不平靜：美國政府和國會在11月出臺的一系列報告，而美國財政部長亨利•保爾森（Henry Paulson）日前也率領了高規格代表團訪問了北京。
對中美關係而言，12月可能是第二重要的時間，第一重要的時間，自然是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4月訪美之時。在美國國會下屬的美中經濟與安全評估委員會發表了2006年度報告之後，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又向國會提交了一份評估中國入世承諾履行狀況的報告（以下簡稱為“評估報告”）。從這些報告看來，中美關係的基礎所承受的壓力正在增加。
美國是當今唯一的超級大國，而中國則日漸走向現代化，兩者之間產生摩擦在所難免。如果說12月11日出臺的貿易代表報告有任何啟示的話，那麼它可能意味著2006是一個關鍵年，因為沮喪的美國選民迫切希望為國內經濟的各種弊端尋找“病根”，而美國的政客去審視正在崛起的中國可謂“正合時宜”。
據調查顯示，57%的美國人認為當局政府在與中國談判時“不夠強硬”，而且這一比例還在升高。所以在為美國經濟頹勢找尋“替罪羊”的過程中，政治家們當然不願落於人後。
在民主黨即將重新入主國會之際，美國已開始認真討論到，國內的民粹主義恐怕會營造一種不利於中美貿易發展的經濟保護主義氛圍。另外，大家也在討論一些引起困擾的問題。這些問題包括：美國的開放型經濟到底是否導致收縮，這對中美經濟的健康產生何種影響等。
如果說貿易代表報告預示了華盛頓（Washington）未來對華政策的走向，那麼2007年美國政府將繼續實行旨在解決中美貿易不平衡的政策，但這些政策的制定將更多地考慮到國會內部的政治，而不是考慮到切實平衡中美兩國各自經濟需求。
評估報告與美財長保爾森的講話遙遙呼應，並反映出美國對如何發展中美關係都存在普遍的誤解。如果中美兩國認為雙方關係只建立在政治利益的基礎上而不具備互利互惠之潛力的話，那麼這種錯誤思維將持續損害中美關係。
從胡錦濤4月訪美到美國貿易代表報告的出臺，再到保爾森的訪華，期間的熱點討論問題便是人民幣的升值。
事實上，美國國內上述的討論都忽略了一點：北京當局已經批准天津成為首個試行“自由浮動外匯機制”的城市，而且在北京也出現了一些支持2008年實現人民幣自由兌換的呼聲。然而美方在討論人民幣匯率問題時並沒有提及這些情況。由此看來，美方的評估報告以及保爾森的講話只是出於美國自身的政治考慮，而不是純粹考慮中國政府在改變匯率機制方面的实際行動。
概括地說，美國貿易代表評估報告的大意是，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簡稱WTO）之後，應該履行一個“成熟的貿易夥伴”應有的職責（頁五），因此，中國必須加快調整經濟和貿易政策的步伐。報告的前段首先肯定了中國的努力，但是讀到最後給人的總體感覺是：這報告並不是要平衡地討論正反兩方面的評價的。報告更多地強調了中國在履行入世承諾方面的不足之處，而正面的評價似乎只是為了讓批評看起來不會太偏頗。
評估報告重點指出了9大問題，包括中國對知識產權保護不足，銷售服務領域對外資准入不平等，某些進口和出口規管條例違犯WTO準則，涉及稅收、補貼、投資和價格調控等經濟政策，外資進入中國服務業市場的限制以及中國司法系統缺乏“透明度和統一性”等方面（見報告頁９）。
北京若要繼續實施市場經濟改革，就必須相信上述建議是為了促進中國經濟的增長，而不僅僅是為了保護發達國家的利益，或害怕中國影響力的增加。評估報告先是對中國的努力敷衍了一番，但是很快就將話峰一轉暗示評估中國履行入世承諾的情況必須慎之又慎。
評估報告開頭引述一位商會的負責人表示：“中國近來對政策的公開討論顯示，某些經濟領域對外資參與的興趣正在減少。有些人也希望政府在指引經濟發展、加強中國企業國際競爭力和限制跨國企業進入特定領域方面扮演更重要的角色。”（頁４）
另一位官員也表達了相同的觀點：“在過去一年來，中央政府利用計劃措施作為經濟發展手段的情況大幅增加。中國領導人目前面臨一個選擇：要麼在狹義上解釋入世承諾、利用政府干預最大化地保護中國企業；要麼恪守WTO的規定和精神，盡可能地利用市場機制鼓勵創新、創造就業機會和推動經濟增長。”
這份評估報告的主要觀點是：“事實證明，過去一年來中國經濟改革的勢頭有所減緩；這說明中國尚未完全確立市場經濟機制，部分政府部門及官員並不完全支持WTO關於市場准入、非歧視、國民待遇和透明度等原則。” （頁４）
這種分析對中國的決策層來說毫無幫助。由於中國經濟是半計劃半市場的混和性質，因此政府繞過市場機制而做出某些經濟決策在所難免，然而這必然會被視為不必要的政府干預。中國政府希望通過行政干預來解決腐敗、投資過剩和房地產市場過熱等問題，但卻被美國批評為缺乏透明度和干預過度之舉。
在通讀之份評估報告之後，讀者必定會對中國履行入世承諾的情況提出這樣的疑問：中國政府內部有哪些永久性抵制改革的因素？有哪些因素已經開始著手處理但尚未解決？確實，WTO成員國地位所帶來的特權和規定的義務是相對應的，從這一意義上說，中國並非全無責任。這個問題之所以如此敏感是因為，這份報告所突出的中國在履行入世承諾方面的諸多不足之處，多數都與中國的社會主義性質或基礎有關。
舉一個最淺顯的例子，評估報告批評中國政府一直限制美國“電子出版物和音像產品製造商及經銷商”的貿易權（頁１５）。這個問題涉及到中國對國內媒體的審查控制，還牽涉到中國是否開放言論自由的深層次問題。北京擔憂放鬆言論控制將會提高中國人民要求政治改革的呼聲。把所有問題歸結到經濟層面上也許合乎這份評估報告的基調，但主張資訊傳播自由和言論自由的美國實在應該承認，中國的一些入世措施，其實還有深層的政治意涵。
美國貿易代表評估報告的一些部分似乎想說明：“中國2001年加入WTO”這一事件的重要程度，幾乎可與天安門事件相提並論。不過，歷史可能會認為，中國加入WTO反映北京希望變革，也是當局希望邁向下一步的市場經濟和政治自由化的一個訊號。
按照現實政治主義的邏輯，鼓勵中國進行現代化的方法之一便是接受中國的現狀，同時還必須認識到中國的改革方式與其文化的獨特性密不可分，儘管這讓人感到很無奈。
如果保爾森的訪華以及評估報告的出臺是反映美國對華政策是否將偏離現實主義路線的指標，那麼，2007年的起始階段可能是有些起伏的。
如果美國由於國內的某些政治原因而不能與中國務實地討論後者應該如何改革以承擔國際責任，那也許是因為美國自身已經進入了經濟學家所謂的“靜止狀態”。正如英國歷史學家愛德華•吉本（Edward Gibbon）在《羅馬帝國衰亡史》中所寫的那樣，“人類若不進步就會後退”。
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的評估報告提到了中美關係的多個方面，但卻沒有大力肯定中國的進步，也不願指出中國有所不足，但也有為改革努力。這些都反映出，把經濟衰退歸咎於人也許也是美國的獨特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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