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军事专家设想：将如何与中国海军作战
2006年12月11日 07:46 东方网
美国军事专家抛出“中国海军威胁论" 妄想以综合运用海空力量与非常规手法对付中国
编者按：本文编译美国《大西洋月刊》2005年6月号。本文作者系美国著名的国际关系学者，也是数年来美国“中国威胁论”的大力鼓吹者。面对对中国和平崛起的大势，美国部分右翼战略学者出于根深蒂固的冷战思维和霸权主义思维，总是一再翻新中国军事威胁的论调。他们把中国的崛起与十九世纪德国的崛起不加比较地盲目相提并论，从而得出中国将威胁美国利益的结沦。由于近年来中美关系在诸多领域有很大改善，两国的共同利益越来越为为有识之士所体认，但此文还是在美国及大洋两岸引起巨大反响，许多热心中美友好的学者纷纷撰文批驳作者的论调。本刊不同意原文作者的观点和结论，为让更多国际关系专业工作者和中国公众了解美国右翼人士兵的冷战思维，本刊特编译发表此文，请广大读者鉴别。
[美]罗伯特·卡普兰原著
张宏飞 编译
☆美国又刮“中国海军威胁论”歪风
近两年来，由于中美两国最高领导人的努力和共识，两国关系在经贸、外交、军事交流等诸多领域都取得了重要的进展，两国关系正沿着战略性的轨道发展，两国之间面向21世纪的伙伴关系已经获得了很明确的内涵。但是，美国部分右翼人士对此是十分不满的，出于根深蒂固的冷战思维和霸权主义思维，他们总是一再挑起“中国威胁论”的言论风暴，试图干扰中美关系的发展，也籍以扰乱美国媒体和公众的对华热情。美国《大西洋月刊》今年6月号，发表了罗伯特·卡普兰的《我们如何与中国作战》的文章，该刊编者特地为该文撰写的编者按语称“对于美国而言，中东只是一个暂时性问题。美国与中国的军事对抗将界定21世纪全球形势的发展方向。中国将是美国更具威胁的对手，俄罗斯从未达到过中国的这种威胁程度。”
《我们如何与中国作战》一文原作者称：一段时间以来，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的海军或空军力量能对美国构成威胁。美军面临的作战对手仅是对方的地面作战力量，包括常规陆军和游击队。然而这种形势很快将发生变化：中国海军正准备深入太平洋，它将很快与不愿离开亚洲大陆沿海的美国海空军直接对峙。结果不难想象：长达数十年的冷战情景的重演。对抗的重心并非处于欧洲腹地，而是在太平洋的环礁上，后者最后一次出现在新闻中还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在
二战中的两栖作战。在未来数十年间，中国将在太平洋反复与美国进行不对称对抗，前者不仅将利用其漫长的海岸线，还将利用其延伸至中亚得广阔的战略纵深——中国可能最终从这些地区发射导弹准确地攻击在太平洋上航行的美国舰船。
☆中国将在太平洋上形成对美明显优势
原文作者不顾明显的军事逻辑谬误，坚持认为，在任何海上冲突中，即使中国在军事技术方面落后于美国，但中国仍将对美国形成明显优势。中国具有极强的模仿和赶超能力。中国军队在对抗中非常善于迅速向对手学习，它在不断增强“软”实力的过程中显示出特别能适应形势的能力。在恐怖分子填补与美国进行安全对抗的空白时，中国则填补了经济对抗方面的空白。在全球范围内完全不同的地区，如大洋州不平静的岛国，巴拿马运河区，或偏远的非洲，中国正在成为施加间接影响的大师——采用的手段是建立商业联系和外交阵地以及协商签署工程和贸易合同。在商业消费和军事能量的促进下，加之努力培养一支完全不同于历史上其他阶层的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中产阶层，中国对美国的自由主义统治权构成了主要的传统威胁。美国应如何回应太平洋地区的这种挑战呢?要理解这种“第二次冷战”的态势——中国和美同的这种对抗可能会持续几代人——就必须掌握“第一次冷战”的一些特定情况，以及北约目前面临的困境和为应对冲突而建立的相关机制。这一过程与军事战略和战术问题密切相关，还存在一些违反直觉的曲折发展。
原作者断言北约和传统美国军事同盟已不能适应中美之间可能的“第二次冷战”。他说，首先需了解的是，存在于20世纪后半期的联盟机制目前已消亡。正如北约所预测的那样，委员会式的联合作战模式在强调轻装和致命攻击的时代已显得过于笨拙。在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在欧美关系还较为和谐的时期针对一支作战能力较弱的军事力量实施的有限空中战役，换言之是一场本应较易实施的空中战役行动) 中，当时由19个成员组成的北约盟国仍出现了巨大分歧。在美国进攻阿富汗的行动中，北约盟国的合作关系实际上已陷于终结，在此后的作战行动中，虽然欧洲与美国实施了范围广泛的谈判，但欧洲军队通常只担负巡逻任务，并进入那些已由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士兵平息对抗事态的地区，而后一种任务通常应由联合国维和部队完成。目前的北约只是美国与前共产主义国家及苏联各加盟共和国扩展双边训练的中介机构，后者包括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海军陆战队，阿尔巴尼亚海军，波兰和捷克陆军，格鲁吉亚特种部队等等。如果将美军比作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那么北约实际上已沦为该联盟的一个分会。
需了解的第二个问题是，在太平洋地区已存在替代北约的功能性机制，该机制实际上正在不断发展和运行。它就是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简称PACOM)。PACOM并未受制于外交官僚机构，它是一个规模较大但反应灵敏的组织，其领导人已认清了许多媒体和政策机构尚不了解的一个问题：美国战略思考的重心已转移至太平洋地区，而不是中东。PACOM很快就会象直至171前的中东冲突中的美军中央司令部(CENTCOM)--样，成为家喻户晓的名称。美军认为，中东冲突将在布什政府的第二任期中很快平息下来。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第三个需把握的问题在于北约自身的活力可能会在“太平洋冷战”中复兴——北约作为不可替代的战争工具的复兴实际上是美国的坚定目标。在针对中国的战略态势中，美国将寻求获得欧洲和北约的支援，后两者的帮助对于前者具有战略平衡价值，尤其是一支能在远离地中海和北大西洋的海域担负巡逻任务的作战力量。这也正是现任北约盟军最高司令詹姆斯·L·琼斯(James L.Jones)将军为什么会强调北约的未来取决于远程两栖作战的原因。
☆作者妄图建立环太平洋军事同盟对付中国
为了对付想象中的“中国海军威胁”，原作者师法十九世纪的俾斯麦主义故伎，试图呼吁建立一个环太平洋军事同盟，以围堵中国。原作者简要介绍太平洋地区的美军军事组织结构概况，声称他在过去3年中曾在该地区广泛游历。他说，在美军所有战区司令部中，太平洋司令部一直是管辖面积最大、最值得重视和最令人感兴趣的机构(其历史可追溯至1899至1902年的菲律宾战争中的美国太平洋陆军)。该司令部的作战区域从东非直至国际日期变更线，包括整个太平洋沿岸地区，占整个地球表面积的一半，该地区经济总量也超过全球经济总量的50%。世界上最大的6个军事实体，其中两支现代化发展速度最快的军事力量(美国与中国)，都位于太平洋司令部的作战责任区内。除了战舰和潜艇， PACOM下辖的作战部队实际上多于中央司令部。虽然目前的美军战区司令不象过去那样掌握部队，但上述统计数据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们表明美国已选择将大部分作战力量部署于太平洋战区而不是中东。实际上，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实施作战行动时，基本上是从太平洋司令部抽调部队。
近年来，美国已不动声色地与一些国家通过协商建立了双边安全关系(这些国家之间则很少建立类似的安全合作)，美军由此已在太平洋司令部位于夏威夷首府火努鲁鲁的司令部建立了某种类型的太平洋军事联盟。在当前形势下，在火努鲁鲁举行的会议远比在迪奇里和达沃斯举行的会议更为有趣。到太平洋司令部的与会人员通常是来自越南、新加坡、泰国、柬埔寨和菲律宾的军官。
奥托·冯·俾斯麦(OttO V0 n Bismarck)是德意志第二帝国之父，他如果能活到现在，也将认识到新兴的太平洋体制的重要性。2002年，德国评论员约瑟夫.约菲(Josef Joffe)在《国家利益》上发表了一篇充满想象力的文章。他在该文中指出，从政治联盟的角度而言，美国目前的情况类似于俾斯麦治下的普鲁士。当时的英国、俄罗斯和奥地利需要普鲁士的程度高于前三者之间的相互需要程度，这使得它们总是屈从于普鲁士的意志。美国对阿富汗的进攻开创了一种新局面，美国在这种形势下能针对不同的危机组成不同的联盟。约菲指出，世界上的其他大国目前需要美国的程度大于它们的相互需要。
不幸的是，美国未能迅速利用这种新的权力体系，这主要是因为布什总统缺乏俾斯麦的严格自律，后者知道，在这种权力体系中，只要某一方不占据绝对优势，就能保持该体系的持续运行。而布什政府在进攻伊拉克的准备过程中正是形成了绝对优势，这导致法国、德国、俄罗斯和中国及其他实力稍逊的国家，如土耳其、墨西哥和智利等，联合起来对抗美国。
然而，在太平洋地区，建立一种俾斯麦式的权力体系仍旧充满希望，这主要有赖于在远离华盛顿“意识形态温室”5个时区的夏威夷的美军军官们的实用主义。实际上，PACOM代表的是一种入侵伊拉克之前的布什政府所创造的更纯粹的俾斯麦式的帝国主义式结构。正如1994年亨利.基辛格在《外交》杂志上撰文指出的：俾斯麦基于表面上的孤立主义观点，实际上建立了一种全方位联盟，突破了意识形态的局限性。他认识到，一旦能正确调整权力关系，将能够避免战争，由此为中欧地区带来了和平与繁荣。
为落实作者所谓的“太平洋俾斯麦主义”，他建议美国采取类似的实用主义方法，他声称只有采取此类政策，美国才能接受中国不可避免地崛起为世界大国的现实。反之，将会使21世纪的地球成为战场。在世界大国崛起或重新崛起的过程中(20世纪初的德国和日本可作为近代的两个先例)，它们都会表现出过分自信的态度，并由此使国际事务陷入充满暴力的混乱状态。中国也不例外。如今，中国投入资源建造常规和核动力潜艇，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表明中国不仅试图保护其沿海地区，而且将把其势力范围扩展至太平洋深处。
这种构想完全符合逻辑。就文字意义而言，中国领导人可能不是民主主义者，但他们正在寻求为中国13亿人口中的大部分人建立一种类似于第一世界的生活方式，为实现该目标，中国必须保证其海上通道的安全，从而能顺利地从中东或其他地区输送能源。中国自然不会相信美国和印度能帮助它做到这一点。考虑到重大利益以及当世界大国都寻求合理利益时将会引发冲突的历史教训，由此形成的结论将是对21世纪军事冲突的界定即便美国未与中国发生大规模战争，也会在美中之间形成长达数年至数十年的冷战式对抗，这种对抗将主要发生在太平洋司令部的作战责任区内。
为了履行好职责，美军军官们必须以最为谨慎、机械和实用主义的方式处理好力量问题，反复评估地区力量的平衡，同时将政治平衡的价值问题交给文职领导人。这使军事官员成为所有政府专业人员中最不易受到自由派的国际主义思想和新保守派的干涉主义思想影响的人士。
二战的历史显示了这种方式的重要性。20世纪30年代，美国军方对德国和日本不断增强的国力感到紧张，向政府提出了扩充军力的合理要求。而到1940和1941年，军方正确地提出了可能会面临两线作战的警告；到1944年夏末，美军则本应更少思考如何击败德国，而将重点更多地置于如何遏制苏联。目前，美国空军和海军官员都担忧台湾宣布独立的问题，因为这将导致美国与中国交战，而这种情况可能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印尼的情况则是另一个例子：无论印尼军方的人权记录多么糟糕，但PACOM进行了正确评估，即只有采用非对抗政策，才能在一个标志着世界恐怖主义未来发展的地区开启中国与印尼的军事合作之门(美军对亚洲海啸的反应当然是一种人道主义努力；但PACOM的战略人士不得不承认，美军的积极反应将有助于获得在该地区部署军事基地的政治支持，而这种努力是美国对中国实施威慑战略的组成部分)。再看韩国的情况：美军太平洋战区的一些军官将朝鲜与韩国的统一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他们关注的主要问题在于，朝韩统一后的新国家到底是受中国的影响而被“芬兰化”，还是被纳入美国和日本的影响范围。
太平洋司令部对亚洲大国运行机制的深入研究使它在外交方面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影响，并由此在华盛顿形成了更大的杠杆作用。太平洋司令部将不会象中央司令部那样受制于美国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行动不应受到类似于以色列游说团体的影响。福音教派的新教徒们更关心的是圣地的命运而不是太平洋沿岸地区的形势。由于误判东亚地区的力量平衡将会导致严重的经济后果，因此美国的工商业和军事利益有可能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对中国采取传统的威慑战略，而不是对中国进行没有必要的挑衅，由此进一步提高了太平洋司令部的权威性。换言之，美国针对中国及太平洋地区的立场源自于某种内在的稳定性，它反过来又强调了在极长时间内实施的冷战新概念。此外，太平洋司令部所处理的多种政治和军事关系的复杂性将使该司令部形成比中央司令部目前具备的更大的影响力。一些军事专家曾以轻蔑的口吻对本文作者指出，中央司令部目前对付的只是“三流水平的中东国家陆军。”
美国在未来数年内将重点从中东转移至太平洋地区——即便这只是理想主义者的乐观预测 ——也将迫使下一任美国总统(无论他或她属于哪一个党派)不得不采取类似于较为温和的共和党总统(如布什、福特和尼克松等)所实行的外交政策。风险控制将成为处于统治地位的思想意识。即使伊拉克成功地转变为民主国家，这也肯定只是一种代价极为高昂的成功，以至于美国军方或外交界都不愿重复这种尝试，尤其是在亚洲地区更是如此，棘手的军事冒险将会造成规模巨大的经济衰退。迈克尔·维克斯(Michael Vickers)是美军“绿色贝雷帽”部队前成员，80年代曾作为中央情报局官员为阿富汗抵抗力量制定了武器发展战略，目前任职于位于华盛顿的战略和预算评估中心。他指出：“与中国开战很容易，你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作战场景，不仅仅是在台湾——尤其是当中国正在发展可覆盖整个太平洋地区的潜艇和导弹作战能力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但困难的是，如何结束这场与中国的战争?”
与参与一战的国家相类似，而与各方都一直高度关注的“无赖国家”所不同的是，21世纪的美国和中国将具备持续作战能力，即使其中一方在大规模作战或相互导弹攻击中被对方击败也是如此。这种情况具有深远影响，维克斯指出：“要结束一场与中国之间的战争，可能意味着要对其政体进行某种形式的改变，因为美国不能留下一些受到伤害和感到愤怒的政体。”另一位来自于美国国防部内部的分析人士告诉本文作者：“要结束与中国之间的战争，将迫使美国大幅度削弱中国的军事能力，由此成胁到中国的能源来源以及中国政府对权力的控制。而此后的情况将发生巨大变化。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方式。”
对于太平洋司令部而言，更好的方式是采用俾斯麦主义的方式，从相对较为孤立的地理中心一夏威夷群岛——分别与美国的主要盟国，如日本、韩国、泰国、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建立合作关系。这些国家反过来又通过建立次级中心，帮助美国控制美拉尼西亚、密克罗尼西亚和玻利尼西亚群岛以及印度洋地区。这种机制的关键在于以一种极为巧妙的方式遏制中国，进而在较长时间以后使这个逐渐崛起的大国在不发生大规模冲突的情况下被纳入PA COM所主导的联盟体系，这也正是北约最终促使苏联解体的方法。
在未来数十年间，无论美国采取何种言行，中国仍将把越来越多的资金用于军事建设。美国确立的唯一现实目标将可能是促使中国将其投入的资源用于增强防御而不是进攻能力。美国的努力必须异常谨慎，因为中国与以前的苏联(或今天的俄罗斯)不同，毕竟中国的软实力和硬实力都在大幅度增强。工商业人士非常乐于谈论“中国概念’中国没有必要象非洲和其他地区的一些国家一样，被动地乞求外来投资。中国采取将传统的中央集权与市场经济相融合的方式，在整个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都拥有了广泛的文化影响力。由于中国目前正在改善其数以亿计的公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因此内部的反对者很难具有象苏联时期的萨哈罗夫和夏兰斯基那样巨大的影响力。只有在那些专制极其令人厌恶和政治统治不成功的国家，如乌克兰和津巴布韦等，民主才具有吸引力。但世界上存在许多灰色地区——如约旦和马来西亚——这些国家的集权因素反而确保了国家的稳定和发展。
以新加坡为例，它将民主和集权统治相结合，使华盛顿的理想主义者们感到厌恶，但太平洋司令部考虑的问题是，新加坡虽然国土面积较小，但它却是太平洋地区最受美军欢迎和最能提供帮助的国家。该国军队的精英中不存在种族歧视，军官和士兵享有优厚待遇，其建立于文莱的丛林战学校具有一流质量。除位于北方的日本外，在太平洋地区只有新加坡能为美军提供另一个非美国军事基地，并可供美军停泊核动力航母。新加坡帮助美国在印尼搜捕伊斯兰恐怖分子，这种努力等同于甚至超过了美国最可信赖的西方盟国。华盛顿的一位军事未来学家告诉本文作者：“新加坡在每个方面都令人敬畏。”
用太平洋战区的一位美国海军陆战队将军的话来形容，太平洋司令部的目标必须是奉行 “多边军事合作方针”。这不仅仅是指美军未来将与新加坡军队在文莱进行联合训练，与印度空军进行试验飞行，在泰国进行大规模年度例行军事演习，或经澳大利亚同意在其北部地区使用一个即将开放的训练设施，还包括与亚洲军事盟友建立排一级部队的协同作战能力，并不断派遣美军部队在该地区的不同地点执行训练部署任务。
与北约体制相比，上述情况是一种进步，前者的作战适应性一直受制于前东方国家集团军事力量的较差标准。政治因素也有利于美国将战略重点转向太平洋地区：美国与欧洲当前的紧张关系对双方军事合作造成了不利影响，而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盟友，如日本和澳大利亚，却愿意与美国进行更多的军事交流，并以此对抗实力不断增强的中国海军。这种情况将对美国有利。日本军事力量的规模虽小，但其特种部队和潜艇力量具备优异的作战能力。而与英国相比，采取前沿攻势部署态势的澳大利亚更适合与美国实施协同作战。
即便如此，在太平洋地区奉行多边军事合作方针仍将受制于美军的技术优势；美军在与那些高技术装备投入不如美国的亚洲国家军队进行联合训练时将会遇到许多难题。一个典型的军事教训是，技术优势并不总是能转化为所预想的作战优势。美军在作战能力上大大超前于世界其他国家军队，即使是最优秀的外交人士也无法缓解这种情况所导致的孤立感，因为外交活动如果不立足于对力量对比的现实评估，它本身将毫无意义。
☆为美国海军对华作战出谋划策
原文作者承认，正在逐步崛起的中国对美国所构成的挑战仍较为轻微，甚至尚不存在。美国海军战舰的总吨位为286万吨其他世界各国的合计数则为304万吨。中国海军战舰的总吨位为263064吨。全世界航母总数为34艘，美国部署了其中的24艘(包括两栖突击母舰)，而中国目前尚未部署航母。其他统计数据也与上述情况类似。但战略和预算评估中心高级分析员罗伯特·沃克(Robert Work)指出，在长达27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刚开始时，雅典对斯巴达形成了巨大的优势，后者当时未建立海军，但却最终赢得了战争胜利。
原作者也承认，中国虽然大幅度提高年内仍将无法与美军相抗衡。因此中国在与美国对抗时将不会以已之短攻彼之长，与后者进行类似于二战太平洋战争那样的常规海空对抗。1944年6月底进行的马里亚纳海战，以及1944年10月的莱特湾和海战，是美国历史上最后几次大规模海战。作为替代手段，中国可能采用不对称方式与美国对抗。在伊拉克，游击战士采用汽车炸弹攻击等方法，向美军展示了低层次的不对称对抗方式，而中国可能会对美国实施高层次的不对抗打击。这正是威胁所在。
但原作者为了兜售其不成熟的观点，又说，中国可能会采取多种方式，运用其先进性稍逊一筹的军事技术，从而与美国实现某种程度的政治一战略均势。一位前美国海军潜艇指挥官及海军战略研究人士在与本文作者交谈时指出，中国近年来认真研究了美国在巴尔干半岛和海湾战争中的所有作战行动的细节，它完全了解美国的军事能力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其海上作战力量的投送能力，即把一支航母战斗群部署于某国 (如伊拉克)周边地区并向该国纵深地带的目标发射导弹的能力。为适应这种形势，中国正在将其光纤系统深埋于地下，并将国防能力转移至中国西部处于美国海军导弹射程之外的纵深地区，与此同时，中国还基于那些设计用于打击美军航母(美国财富和力量的最高象征)的导弹，研究和发展其进攻战略。如果中国发射的1枚巡航导弹击中某艘美军航母，即使未能将其击沉，也会被(美国)视作政治和心理上的巨大灾难，这种灾难将类似于基地组织对纽约世贸大厦“双塔”的袭击。中国正在集中精力发展导弹和潜艇力量，作为在与美国的特定对抗中使后者蒙羞的打击方式。中国从事的远程导弹研发项目使美国决策者深感忧虑。
导弹威胁论是美国鼓吹“中国军事威胁论”人士惯用的法宝。原文作者再三强调：中国正在大力发展高性能导弹，这使它能在美国协防台湾之前就对台发射数百枚导弹。这种打击能力，辅之以由新式潜艇(它们很快将成为一支比美国海军潜艇力量规模更大但质量仍稍逊一筹的水下作战力量)组成的部队，将使中国具备阻止其他国家让其港口停泊美军舰船的能力。在中国现役的70艘潜艇中，绝大部分是性能过时的苏制常规潜艇；但这些潜艇可用于在中国南海、东海和黄海部署机动水雷场。《华尔街日报》记者戴维·拉格(DavidLague)指出，上述海域“水深不均，背景噪声较高，有很强的海流和不断转换的水温层”，这将使潜艇探测面临极大困难。此外，中国海军在2010年左右将部署17艘具有隐身能力的新型常规潜艇及3艘核潜艇。由此可以设想，中国将对美国(或美国的某个盟友)发起令后者难堪的打击。随后，中国将实施各种类型的秘密压制行动，如对台湾的供电网络实施一系列无法跟踪来源的网络攻击，目的在于逐步打击民众士气。这并非科幻小说，中国已在网络战训练和技术方面投入大量资源。
可以从中国在特定状态下展示力量的情况预测未来一段时间的事态发展，如中国在 2001年春季成功迫降美国海军的1架EP一3监视飞机。这种战术可能比伊拉克战争更能代表21世纪战争的发展趋势，中国在这方面将不会缺少机会。在美国每两年举行一次的环太平洋军事演习中，中国潜艇有一次曾潜航至美国海军航母战斗群所在水域的下方，随后又上浮至水面。中国已能在海上布设机动目标，并用潜射或陆基导弹将其摧毁，由此充分显示了其不仅能威胁航母而且能打击敌方驱逐舰、护卫舰和巡洋舰的能力。(在此可以考虑恐怖分子于2000年在也门海岸袭击美国海军“科尔”号导弹驱逐舰后引发的政治效应，然后再思考未来将更容易对此类舰艇发动袭击的情况)。中国还可以在美国海军于亚洲近海举行“自由巡航”演习时，对其中某艘舰艇发动突然袭击。对某艘舰艇的袭击将被视作孤立事件，但需引起注意的是，在一个媒体传播全球化的时代里，这种攻击将产生重要的战略性后果。由于全球新闻媒体通常都站在袭击者而不是处于绝对优势地位的超级大国一边，因此中国将具备内在的政治优势。
原文作者还大力倡议美军采用非常规手段对付中国。他说，针对这种态势的发展，美国应作出什么样的军事反应呢?答案是美国应采用更多的非常规手段。美国海军目前主要是一支远洋作战力量(“蓝水海军”)，在和平时期担负着控制广阔海洋和保护大部分世界自由贸易活动的任务。如果没有美国海军的舰船和官兵，全球化进程将无法实施。但从本质上而言，美国越来越需要部署三支相互独立的海军力量：一支负责维持美军以海洋为平台实施近岸轰炸的作战能力(为诸如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等作战行动提供支援)；一支用于执行近岸特种作战任务(如打击那些以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南部地区为基地的恐怖组织)；另一支用于增强美军隐身作战能力(在中国大陆沿海、台湾海峡及其他地区巡航)。由于许多太平洋岛国都在加强与中国的关系，因此上述三支美国海军力量都应直接或间接担负遏制中国的任务。
对于上述第一支力量而言，美国海军的航母战斗群已足以担负其相应任务，因此美国必须进一步发展另两支海军力量。特种作战海军将需要部署大量小型舰船，包括目前正由通用动力公司和洛一马公司研制的濒海战斗舰(Lcs)。LCS长度约为 400英尺(约122米)，仅需少数舰员并能在极浅水域中航行，航速非常高(可超过40节)，可用于部署特种部队(如“海豹突击了军费支出，但其海军和空军力量在数十队”)。近岸海军的另一支重要组成力量是Mark—V型特种作战艇。该艇长度仅8英尺(约2.44米)，航速超过50节，航程可达600海里 (约1110公里)。该艇吃水深度仅5英尺(约1.53米)，可将1个排的“海豹突击队”运送上岸，而单价仅为500多万美元，美国国防部采购1架F/A 一22战斗机的资金就可采购数十艘该型作战艇。
在发展第三类海军力量时，将要求实施根本性变革。由于媒体的干预作用日益增强，因此军事行动必须更加隐蔽，以至于可从潜艇派遣特种兵俘获或击毙恐怖分子，或将特务派遣至那些政府无法控制的地区。当然，潜艇也存在缺陷：与航母相比不能作为轰炸平台，作战效费比次于航母。即便如此，潜艇仍然代表着未来战争的发展方向，因为保护航母免遭敌方导弹攻击的可能性将越来越小。
为隐身海军提供护航的将是更多的新型常规潜艇，它们已在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等国服役或建造，中国也正在研制和部署新型常规潜艇。然而，美国担负的全球政治责任使它有必要部署核潜艇，而且不可能向常规潜艇转变。作为替代方法，美国已为4 艘核潜艇改装了常规武器，并使它们能输送“海豹突击队”，最终还可部署远程无人间谍飞机。改装后的核潜艇可作为部署于近海小型舰艇的母船。
当然，上述所有举措都无法改变美军对基地部署权的需求。美军能有越多的通道进入基地，就具备越强的作战灵活性，如为无人飞行提供支援，进行空中加油，以及最为重要的问题，即迫使中国军队面临更多而不是少数几个问题。最重要的教训是：永远不要使作战对手只需解决少数问题(如搜索和攻击航母)，因为一旦如此，对手将较为轻松地解决这些问题。
☆关岛与合作安全区
原文作者还从战区和战役部署的角度研究了未来对华作战问题。他主要关注了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的作战基地问题。他写道：位于关岛北端的安德森空军基地标志着美国未来的太平洋战略。它是世界上最具潜力的美军作战力量投送平台。本文作者最近乘座1架军用飞机抵达该岛，见到该岛部署的排成长列的B-52型轰炸机、C-17型运输机、F/A-18战斗机及E一2预警机等各种机型。该基地拥有长达10000英尺(约3050米)的跑道，能够部署美国空军任何现役机型，甚至可供航天飞机实施紧急着陆。主跑道及滑行道具有极为宽阔的延长线，以至于本文作者抵达该机场时，几乎没有注意到停机坪上停放着1个“小鹰”号航母舰载机联队所属的战机，“小鹰”号当时正在执行实弹轰炸演习任务，未能返回位于日本的母港。本文作者还在跑道上看到1辆满载巡航导弹的卡车。美军在太平洋地区的其他任何基地所储存的弹药量都不及安德森空军基地：该基地在任何时候都保持约10万枚炸弹和导弹的储存量。该基地还储存了6600万加仑(约2.5亿升)航空燃料，这使它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战略性燃料储备基地。
美军在关岛还部署了1个潜艇中队以及1个规模正不断扩展的海军基地，其地理位置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规模相当于1个海军陆战师或陆军师的美国空军部队从该岛出发，几乎可覆盖PACOM的整个作战责任区。美军战机从美国西海岸飞抵朝鲜需13小时，而从关岛起飞仅需4个小时。
本文作者访问关岛时担任安德森基地美国空军指挥官的丹尼斯·拉尔森(DennisLarsen)少将曾指出：“该基地与冲绳基地不同，它是太平洋中的美国领土。”美国可在关岛从事任何活动，而不必担心其巨大的资源投入会化为泡影。实际上，安德森基地令本文作者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其在现有基础上向南和向西延伸的巨大空间。美国已向该基地建设投入了数亿美元资金，在荚军旨在将其作战重点从欧洲转向亚洲的新的一轮全球基地调整中，这个靠近中国的太平洋小岛将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在可能发生的台海冲突中，如果美军在关岛部署1个航母战斗群，将迫使中国要么对停泊在港内的该肮母战斗群发动攻击一一由此对美国领土实施打击——要么在由该航母战斗群驶离港口并在2天内抵达台湾近海水域。
在冷战期间，美国海军为应付特定威胁即与苏联交战而建造了相应基础设施。便目前美国海军面临的威胁呈现出多样性和不确定性：因此必须在任何时候都做好准备，如与朝鲜之间的常规战争或与大国支持的人平洋地区的“无赖岛国”进行的非常规游击战。这要求美国海军在关岛进行更为灵活的部署，进而意味着将相关勤务工作外包于关岛上的民间机构，从而使美国海军能将精力集中于军事事务。本文作者在关岛上碰到的1名美国海军上尉已拥有在太平洋沿岸所有地区服役的经历，他向本文作者谈到了美国海军已为安德森基地制定的一些发展计划，如扩建码头，修建更多单身军官宿舍及加固电力系统等，他指出：“我们目前所拥有的巨大发展空间亳无意义，关键问题在于，我们应如何应对全面战争情况下突然增大的各种作战需求。”
在上述情况下，所有方面都存在问题。美国在将关岛建设为西太平洋的另一个夏威夷的同时，也使中国面临着较为单纯的形势，因为后者在这种情况下仅需解决一个问题：如何对关岛实施威慑或威胁。美军与中国进行对抗的有效方式不是集中力量而是反其道而行之，即分散部署作战力量。因此美国面临的问题是如何防止关岛变成异常巨大的目标。
对此，美国必须采取一系列相应对策。例如，帕劳是太平洋上一个人口仅为2万人的群岛国家，位于菲律宾棉兰佬岛和密克罗尼西亚联邦之间，其财政收入主要取决于美国与其签署的防务协议，因此美国可在该岛加强军力建设。美国应继续在靠近中国的中亚地区保持基地，如位于乌兹别克斯坦的汗阿巴德基地(驻该基地美军已根据美乌之间达成的协议，于2005年11月21日全部撤离该基地——译者注)和位于吉尔吉斯斯坦的马纳斯空军基地，这些基地都是在阿富汗战争中发展和扩大起来的。美国将继续建立被称为合作安全区(CSL)的机制。
这种合作安全区可能位于基地所在国的民用机场的某个不起眼的角落，或是靠近燃料和机务保障设施的1条肮脏的跑道，或是目前尚未与美国签署正式提供基地协议(而是通过民间承包商作为中间人签署非正式协议)的盟国军用机场。CSL的构想主要建立在微妙的双边关系基础之上，它主要位于美国国防部作战能力以及美国国务院外交努力的交点(或本应如此)。美军海外大型基地(如土耳其)存在的问题——正如美国在伊拉克战争所体会到的那样——在于这些基地是一种美国武力侵略性和胁迫性的象征，因此基地所在国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拒绝美军使用这些基地。因此，美国在未来必须部署不引人注日的基地，并使这些基地在表面上更有利于所在国而不是美国。基地所在国允许美军使用这些基地应有助于强化该国的民族尊严而不是使其遭受侮辱。
本文作者曾访问过东非和亚洲地区的多个CSL。以下简要介绍其运行机制。美国为这些 CSL提供设施维护和升级所需经费，并由此帮助CSL所在国能更好地在该地区投送其空中和海上力量。与此同时，美国还与CSL所在国军队定期进行联合演习，而这些基地是演习的重点。美国还向周边地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这种民事项目为美国驻军在当地媒体上树立了正面形象，美国对亚洲海啸作出的反应属于这种情况，这次行动标志着全世界多家媒体首次注意到美军在全球范围内实施的人道主义救援工作。在树立这种正面外交形象的前提下，美国就能够在需要使用基地时获得所在国政府的批准。
在通常情况下，民营承包商对CSL的运行控制起着关键作用。如在亚洲地区，民营承包商通常是美国空军或海军的退役军士长，他很可能是一位维护专家，在泰国或菲律宾驻防多年，能说流利的当地语言，可能在美国本土离婚后与当地人结婚，并通常受到当地人的欢迎。他向基地所在国军方承租基地设施，然后向部署于该基地的美国空军飞行员收取一定费用。从正式意义而言，他是在做自己的生意，而基地所和国通常乐于接受这种方式，因为从表面上看该围并未向美国军方提供服务。当然，包括当地媒体在内，不会有任何人相信这一点。但这种事实上与美军之间的间接关系比直接关系更易于缓解紧张形势。民营承包商通常也避免将美军飞行员置于不必要的麻烦之中，如将这些飞行员带至那些合适的旅店和酒吧，并对后者的言行举止提出建议。(如果不是长期在泰国乌塔堡海军航空站担任民营承包商的丹·格勒瑞特的帮助，该基地不可能在亚洲海啸救援行动中为美军提供极为便利的帮助)。
本文作者与这些民营承包商进行了接触，并跟随他们参观了一些外国空军荩地，由此形成的感想是，美国空军要实现在这些基地起降战机的目标，实际上只需做很少量的工作。尤其是在“9·11”事件以后，美国空军一直在缓慢发展适于远程作战的严格要求，以此改善牢军人员在传统卜形成的较为舒适的生活方式(与美军其他军种相比较而言)。为战机提供的地面勤务服务量通常要少于为大型舰艇提供的地面勤务，而美困已开始掌握在轻装、强杀伤力和隐身攻击中与国外建立非正式关系的方法。为在太平洋和其他地区取得作战胜利，美国海军应发展类似于美国空军的构想，即更少进行那些炫耀武力的对国外港口的访问，而学会更多地在深夜时分悄悄出入外国港口。
☆试图运用潜规则对付中国
卡普兰认为中国水下舰队将对美国海上力量构成严重威胁。图为中国海军新型宋级改型潜艇。
原文称，21世纪第一阶段的世界形势将不会象20世纪后半叶那样稳定，这是因为当前世界再也不是冷战中的两极对抗格局。中国与美国在太平洋的对抗不会对世界政治态势产生压倒性影响，但这种对抗将是几种地区性对抗中最重要的一种。即便如此，这种情况仍将是美国在构建其国外防务态势时所关注的重点问题。如果美国足够明智，这种态势将会使其重新建立与欧洲的和谐关系。无论美军能如何成功地适应中国的崛起，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美围在太平洋地区的压倒性优势将不会持续太久。亚洲问题专家马克·赫尔普林(Mark Helprin)指出，虽然美国在中东地区促进民主化，但也只能与那些体制类似于美国的国家改善关系，而中国正在以非道德方式获得实质性利益——这类似于美国在冷战中采取的做法。中国肯定希望美国对乌兹别克斯坦领导人伊斯拉姆·卡里莫夫采取更为敌视的政策。这将使中国能建造更多通向该国的输油管线以及进行其他交易，并可能说服卡里莫大阻止美军使用汗阿巴德基地。如果卡里莫夫政府在类似于吉尔吉斯斯坦的“革命”中倒台，美国将要么与新政权保持稳定关系，要么把对该国的影响力拱手让给中国。
美同还应认识到，在未来数年或数十年内，欧洲与中国在道德认识上的巨大分歧将会逐步缩小，尤其是在中国的中央集权统治更为强大，以及欧盟基于布鲁塞尔条约等更加专横的法规制度成为民主性较差的超级大国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俄罗斯正在坚定不移地向非民主化的道路前进总统普京针对美国支持乌克兰民主运动的间应是，同意与中国举行“大规模”联合演习。
因此，美国不应再带着愤世嫉俗情绪进行权力政治游戏，而应完全基于讲求实际的“威尔逊上义”实施其外交政策。美国应继续努力使相关国家脱离中国的影响，就象尼克松在冷战期间引诱那些道德纪录不完美的国家脱离苏联的怀抱一样。这种做法可能会形成一个全新的北约，并最终成为一个全球性联盟。实际上，荷兰、挪成、德国和西班牙住高速导弹艇和滩头攻击登陆平台的研发方面都投入了大量资源，英法也正在研制新型航母。由十欧洲努力避免冲突并在地缘政治问题上更多地诉诸于谈判和法律争吵，因此其重点加强海上力量建设是怍常合适的举措。从本质上而言，海上力量的威胁程度小于地而作战力最，前者在实施大规模行动时不需要进行大规模岸上部署。如在亚洲海啸救援中，美国海军陆战队及海军官兵每天晚上都回到所在航母和驱逐舰。陆军通常实施进攻行动，而海军则通常访问其他同家港口。海上力量通常是比地面作战力量更为有效的政治手段，它可将大规模军事力量部署于远离本国的地区，但却小会形成过于紧张的对抗态势。由于舰船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抵达某些地区，比地面部队的威胁性更低，因此海军力最有利于通过外交努力在危机态势中施加压力并挽回形势。以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为例，英国专家威尔莫特(H.P.Willmott)指出“美国使用海军力最是一种风险最低的选择，舰艇的较慢速度使美苏双方都由时间冷静思考，并针对极度危险的形势作出理性反应。”
潜艇则是上述规则的一种例外情况，它们在水下的行动具有较大的自由度且易于逃逸，能够完全避开媒体监视，从而使某国政府能够使用潜艇采取军事攻势，尤其是能够在不触犯对方公民敏感心理的情况下进行间谍活动。瑞典的中立立场正是基于其强大海军力量的艰苦努力而赢得，而该国许多充满理想主义的民众可能对此一无所知.太平洋地区的日本是一个完全依赖于对外贸易的同家，它对其潜艇力量的依赖正不断增大。海上力量负黄保护那些由各种条约加以规范的贸易活动；17世纪的荷兰人雨果·格劳修斯(Hugo Grotius)成为国际法之父，这一点毫不令人奇怪，他生活在荷兰海军拥有全球最强战斗力的时代。由于全球化的影响，21世纪的海上交通将呈现出史无前例的巨大规模，这要求外交人士和海军军官采用不同于以往的规则。由于欧盟的经济影响正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展，它可能会发现，与19世纪的美国和当今的中国一样，欧洲也有必要扩充海军力量以保护其自身利益。
欧洲各国目前正在建造的舰艇和海军装备在设计时就已考虑了融入美军作战网络的问题。被美国视为火西洋作战力量的欧洲各国可能已在发展全球作战能力；例如，瑞典潜艇部队正在太平洋地区帮助美国人训练如何猎歼常规潜艇。在具有现实性的未来军事形势中，海洋作战将是北约和欧洲可以利用的最佳机会。即便如此，北约盟国的合作目前仍存在较大随意性且象征性意义越来越薄弱。北约为重新确立其政冶影响，必须建立一种无人能怀疑其战斗意志及迅速攻击能力的军事联盟。北约在冷战期间确立了这种形象——正因为如此，苏联才从来不敢尝试对北约进行挑战。当然，北约东扩有助于稳定前华约国家，但在确定这种做法的政治必要性的同时，也必须承认前华约国家与北约国家相比较差的军事标准，以及这种情况所导敛的问题。北约东扩的范围越大，基作为作战力量就显得更加肤浅和缺乏成效，它所声称的为任何一个成员国的利益而战的目标就越成问题。过快地将一些军事能力标准较低的国家纳入北约体系并不符合该组织的利益。北约不能为了在某种程度上支持民主而扩大其防务联盟，而是应象它目前在格鲁吉亚所采取的举措那样，将西方国家的海军陆战队派遣至该中驻防一年，帮助训练该国军队。当某个类似于格鲁吉亚的国家采取这种办式逐渐融入北约时，其作为北约成员的身份才同时具备军事和政治意义。从有将这些旧家的军队训练成为一支能在数天或数/小时内在西非海岸登陆的精锐作战力量，才能拯救北约。
美国有必要拯救北约。北约是美国所主导的组织，这与实力不断增强的欧盟完全不同，后者一旦真正拥有其所属的防务力量，将不可避免地成为一支具有强人竞争力的军事力量，而欧盟可能为与中国保持一致立场，使用这支军事力量对抗美国。本文作者在此直言不讳地表达出一些政治决策者和专家所讳言的问题。北约和独立自主的欧盟军事力量不可能都实现繁荣发展，其中只有一个——我们希望是前者——能保持发展，由此使欧洲成为对美国有利的军事力量，而不至于在美国与中国对抗时成为影响前者的不利因素。
对于美国海军而言，中国的军事挑战已成为现实。本文作者最近用四周时间，随美国海军 “本福德”号导弹驱逐舰先后访问了印尼、新加坡、菲律宾、关岛和夏威夷。访问期间，“本福德”号完成了对亚洲海啸地区的救援任务(包括向岸上运输食物以及重新绘制海岸线地图等)，随后实施了海上作战演练，演练主要在舰上的作战信息中心内。通常由1名战术行动军官指挥该舰对中国或朝鲜发动的模拟攻击行动作出反应。本文作者通过观察作战信息中心内的行动了解到，虽然这种海战通过耳机和计算机键盘模拟实施，但其作战强度绝不次于艰苦卓绝的城市巷战。一次错误的决策将导致该舰遭受灾难性的导弹攻击。
海战是一种需要理智处理的对抗行动。威胁正在地平线逐渐生成，而目前尚不能观察到，所有情况都只能归结为统计数字。主要的作战目标在于欺敌而不在于首先发动攻击——即使是在己方尚无法承受攻击损失的情况下，也要诱使敌方首先开火，从而使己方把握政治优势。
“本福德”号驱逐舰上，本文作者感觉到某种情绪，这种情绪在那些高级军官(他们是美国海军的骨干力量和坚定信念的源泉)中尤为强烈，即他们可能会在西太平洋中经受类似于伊拉克战争中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所受的考验。迄今为止，海湾地区针对美罔海军的威胁主要是不对称攻击(如对“科尔”号的袭击)。然而，太平洋地区的美国海军将遭遇各种各样的威胁，从东南亚地区攻击性不断增强的恐怖组织，到在太平洋北郜与巾国海军潜艇进行的“猫鼠游戏”等等。为应对太平洋地区的所有威胁，美国海军应该成为反应更加敏捷的作战力量，从而能更好地对抗非常规威胁(如突然发生的海啸等)。
在面对未来数十年的挑战时，一位美军高级军官对本文作者指出，威胁首先来自于海湾，随后将转移到太平津“美国海军应该在海湾那个‘小水坑’里少花一些时间，而把更多的时间用在太平洋这个‘池塘’中”。
2006年12月11日 07:46 东方网
美国军事专家抛出“中国海军威胁论" 妄想以综合运用海空力量与非常规手法对付中国
编者按：本文编译美国《大西洋月刊》2005年6月号。本文作者系美国著名的国际关系学者，也是数年来美国“中国威胁论”的大力鼓吹者。面对对中国和平崛起的大势，美国部分右翼战略学者出于根深蒂固的冷战思维和霸权主义思维，总是一再翻新中国军事威胁的论调。他们把中国的崛起与十九世纪德国的崛起不加比较地盲目相提并论，从而得出中国将威胁美国利益的结沦。由于近年来中美关系在诸多领域有很大改善，两国的共同利益越来越为为有识之士所体认，但此文还是在美国及大洋两岸引起巨大反响，许多热心中美友好的学者纷纷撰文批驳作者的论调。本刊不同意原文作者的观点和结论，为让更多国际关系专业工作者和中国公众了解美国右翼人士兵的冷战思维，本刊特编译发表此文，请广大读者鉴别。
[美]罗伯特·卡普兰原著
张宏飞 编译
☆美国又刮“中国海军威胁论”歪风
近两年来，由于中美两国最高领导人的努力和共识，两国关系在经贸、外交、军事交流等诸多领域都取得了重要的进展，两国关系正沿着战略性的轨道发展，两国之间面向21世纪的伙伴关系已经获得了很明确的内涵。但是，美国部分右翼人士对此是十分不满的，出于根深蒂固的冷战思维和霸权主义思维，他们总是一再挑起“中国威胁论”的言论风暴，试图干扰中美关系的发展，也籍以扰乱美国媒体和公众的对华热情。美国《大西洋月刊》今年6月号，发表了罗伯特·卡普兰的《我们如何与中国作战》的文章，该刊编者特地为该文撰写的编者按语称“对于美国而言，中东只是一个暂时性问题。美国与中国的军事对抗将界定21世纪全球形势的发展方向。中国将是美国更具威胁的对手，俄罗斯从未达到过中国的这种威胁程度。”
《我们如何与中国作战》一文原作者称：一段时间以来，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的海军或空军力量能对美国构成威胁。美军面临的作战对手仅是对方的地面作战力量，包括常规陆军和游击队。然而这种形势很快将发生变化：中国海军正准备深入太平洋，它将很快与不愿离开亚洲大陆沿海的美国海空军直接对峙。结果不难想象：长达数十年的冷战情景的重演。对抗的重心并非处于欧洲腹地，而是在太平洋的环礁上，后者最后一次出现在新闻中还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在
二战中的两栖作战。在未来数十年间，中国将在太平洋反复与美国进行不对称对抗，前者不仅将利用其漫长的海岸线，还将利用其延伸至中亚得广阔的战略纵深——中国可能最终从这些地区发射导弹准确地攻击在太平洋上航行的美国舰船。
☆中国将在太平洋上形成对美明显优势
原文作者不顾明显的军事逻辑谬误，坚持认为，在任何海上冲突中，即使中国在军事技术方面落后于美国，但中国仍将对美国形成明显优势。中国具有极强的模仿和赶超能力。中国军队在对抗中非常善于迅速向对手学习，它在不断增强“软”实力的过程中显示出特别能适应形势的能力。在恐怖分子填补与美国进行安全对抗的空白时，中国则填补了经济对抗方面的空白。在全球范围内完全不同的地区，如大洋州不平静的岛国，巴拿马运河区，或偏远的非洲，中国正在成为施加间接影响的大师——采用的手段是建立商业联系和外交阵地以及协商签署工程和贸易合同。在商业消费和军事能量的促进下，加之努力培养一支完全不同于历史上其他阶层的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中产阶层，中国对美国的自由主义统治权构成了主要的传统威胁。美国应如何回应太平洋地区的这种挑战呢?要理解这种“第二次冷战”的态势——中国和美同的这种对抗可能会持续几代人——就必须掌握“第一次冷战”的一些特定情况，以及北约目前面临的困境和为应对冲突而建立的相关机制。这一过程与军事战略和战术问题密切相关，还存在一些违反直觉的曲折发展。
原作者断言北约和传统美国军事同盟已不能适应中美之间可能的“第二次冷战”。他说，首先需了解的是，存在于20世纪后半期的联盟机制目前已消亡。正如北约所预测的那样，委员会式的联合作战模式在强调轻装和致命攻击的时代已显得过于笨拙。在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在欧美关系还较为和谐的时期针对一支作战能力较弱的军事力量实施的有限空中战役，换言之是一场本应较易实施的空中战役行动) 中，当时由19个成员组成的北约盟国仍出现了巨大分歧。在美国进攻阿富汗的行动中，北约盟国的合作关系实际上已陷于终结，在此后的作战行动中，虽然欧洲与美国实施了范围广泛的谈判，但欧洲军队通常只担负巡逻任务，并进入那些已由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士兵平息对抗事态的地区，而后一种任务通常应由联合国维和部队完成。目前的北约只是美国与前共产主义国家及苏联各加盟共和国扩展双边训练的中介机构，后者包括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海军陆战队，阿尔巴尼亚海军，波兰和捷克陆军，格鲁吉亚特种部队等等。如果将美军比作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那么北约实际上已沦为该联盟的一个分会。
需了解的第二个问题是，在太平洋地区已存在替代北约的功能性机制，该机制实际上正在不断发展和运行。它就是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简称PACOM)。PACOM并未受制于外交官僚机构，它是一个规模较大但反应灵敏的组织，其领导人已认清了许多媒体和政策机构尚不了解的一个问题：美国战略思考的重心已转移至太平洋地区，而不是中东。PACOM很快就会象直至171前的中东冲突中的美军中央司令部(CENTCOM)--样，成为家喻户晓的名称。美军认为，中东冲突将在布什政府的第二任期中很快平息下来。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第三个需把握的问题在于北约自身的活力可能会在“太平洋冷战”中复兴——北约作为不可替代的战争工具的复兴实际上是美国的坚定目标。在针对中国的战略态势中，美国将寻求获得欧洲和北约的支援，后两者的帮助对于前者具有战略平衡价值，尤其是一支能在远离地中海和北大西洋的海域担负巡逻任务的作战力量。这也正是现任北约盟军最高司令詹姆斯·L·琼斯(James L.Jones)将军为什么会强调北约的未来取决于远程两栖作战的原因。
☆作者妄图建立环太平洋军事同盟对付中国
为了对付想象中的“中国海军威胁”，原作者师法十九世纪的俾斯麦主义故伎，试图呼吁建立一个环太平洋军事同盟，以围堵中国。原作者简要介绍太平洋地区的美军军事组织结构概况，声称他在过去3年中曾在该地区广泛游历。他说，在美军所有战区司令部中，太平洋司令部一直是管辖面积最大、最值得重视和最令人感兴趣的机构(其历史可追溯至1899至1902年的菲律宾战争中的美国太平洋陆军)。该司令部的作战区域从东非直至国际日期变更线，包括整个太平洋沿岸地区，占整个地球表面积的一半，该地区经济总量也超过全球经济总量的50%。世界上最大的6个军事实体，其中两支现代化发展速度最快的军事力量(美国与中国)，都位于太平洋司令部的作战责任区内。除了战舰和潜艇， PACOM下辖的作战部队实际上多于中央司令部。虽然目前的美军战区司令不象过去那样掌握部队，但上述统计数据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们表明美国已选择将大部分作战力量部署于太平洋战区而不是中东。实际上，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实施作战行动时，基本上是从太平洋司令部抽调部队。
近年来，美国已不动声色地与一些国家通过协商建立了双边安全关系(这些国家之间则很少建立类似的安全合作)，美军由此已在太平洋司令部位于夏威夷首府火努鲁鲁的司令部建立了某种类型的太平洋军事联盟。在当前形势下，在火努鲁鲁举行的会议远比在迪奇里和达沃斯举行的会议更为有趣。到太平洋司令部的与会人员通常是来自越南、新加坡、泰国、柬埔寨和菲律宾的军官。
奥托·冯·俾斯麦(OttO V0 n Bismarck)是德意志第二帝国之父，他如果能活到现在，也将认识到新兴的太平洋体制的重要性。2002年，德国评论员约瑟夫.约菲(Josef Joffe)在《国家利益》上发表了一篇充满想象力的文章。他在该文中指出，从政治联盟的角度而言，美国目前的情况类似于俾斯麦治下的普鲁士。当时的英国、俄罗斯和奥地利需要普鲁士的程度高于前三者之间的相互需要程度，这使得它们总是屈从于普鲁士的意志。美国对阿富汗的进攻开创了一种新局面，美国在这种形势下能针对不同的危机组成不同的联盟。约菲指出，世界上的其他大国目前需要美国的程度大于它们的相互需要。
不幸的是，美国未能迅速利用这种新的权力体系，这主要是因为布什总统缺乏俾斯麦的严格自律，后者知道，在这种权力体系中，只要某一方不占据绝对优势，就能保持该体系的持续运行。而布什政府在进攻伊拉克的准备过程中正是形成了绝对优势，这导致法国、德国、俄罗斯和中国及其他实力稍逊的国家，如土耳其、墨西哥和智利等，联合起来对抗美国。
然而，在太平洋地区，建立一种俾斯麦式的权力体系仍旧充满希望，这主要有赖于在远离华盛顿“意识形态温室”5个时区的夏威夷的美军军官们的实用主义。实际上，PACOM代表的是一种入侵伊拉克之前的布什政府所创造的更纯粹的俾斯麦式的帝国主义式结构。正如1994年亨利.基辛格在《外交》杂志上撰文指出的：俾斯麦基于表面上的孤立主义观点，实际上建立了一种全方位联盟，突破了意识形态的局限性。他认识到，一旦能正确调整权力关系，将能够避免战争，由此为中欧地区带来了和平与繁荣。
为落实作者所谓的“太平洋俾斯麦主义”，他建议美国采取类似的实用主义方法，他声称只有采取此类政策，美国才能接受中国不可避免地崛起为世界大国的现实。反之，将会使21世纪的地球成为战场。在世界大国崛起或重新崛起的过程中(20世纪初的德国和日本可作为近代的两个先例)，它们都会表现出过分自信的态度，并由此使国际事务陷入充满暴力的混乱状态。中国也不例外。如今，中国投入资源建造常规和核动力潜艇，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表明中国不仅试图保护其沿海地区，而且将把其势力范围扩展至太平洋深处。
这种构想完全符合逻辑。就文字意义而言，中国领导人可能不是民主主义者，但他们正在寻求为中国13亿人口中的大部分人建立一种类似于第一世界的生活方式，为实现该目标，中国必须保证其海上通道的安全，从而能顺利地从中东或其他地区输送能源。中国自然不会相信美国和印度能帮助它做到这一点。考虑到重大利益以及当世界大国都寻求合理利益时将会引发冲突的历史教训，由此形成的结论将是对21世纪军事冲突的界定即便美国未与中国发生大规模战争，也会在美中之间形成长达数年至数十年的冷战式对抗，这种对抗将主要发生在太平洋司令部的作战责任区内。
为了履行好职责，美军军官们必须以最为谨慎、机械和实用主义的方式处理好力量问题，反复评估地区力量的平衡，同时将政治平衡的价值问题交给文职领导人。这使军事官员成为所有政府专业人员中最不易受到自由派的国际主义思想和新保守派的干涉主义思想影响的人士。
二战的历史显示了这种方式的重要性。20世纪30年代，美国军方对德国和日本不断增强的国力感到紧张，向政府提出了扩充军力的合理要求。而到1940和1941年，军方正确地提出了可能会面临两线作战的警告；到1944年夏末，美军则本应更少思考如何击败德国，而将重点更多地置于如何遏制苏联。目前，美国空军和海军官员都担忧台湾宣布独立的问题，因为这将导致美国与中国交战，而这种情况可能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印尼的情况则是另一个例子：无论印尼军方的人权记录多么糟糕，但PACOM进行了正确评估，即只有采用非对抗政策，才能在一个标志着世界恐怖主义未来发展的地区开启中国与印尼的军事合作之门(美军对亚洲海啸的反应当然是一种人道主义努力；但PACOM的战略人士不得不承认，美军的积极反应将有助于获得在该地区部署军事基地的政治支持，而这种努力是美国对中国实施威慑战略的组成部分)。再看韩国的情况：美军太平洋战区的一些军官将朝鲜与韩国的统一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他们关注的主要问题在于，朝韩统一后的新国家到底是受中国的影响而被“芬兰化”，还是被纳入美国和日本的影响范围。
太平洋司令部对亚洲大国运行机制的深入研究使它在外交方面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影响，并由此在华盛顿形成了更大的杠杆作用。太平洋司令部将不会象中央司令部那样受制于美国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行动不应受到类似于以色列游说团体的影响。福音教派的新教徒们更关心的是圣地的命运而不是太平洋沿岸地区的形势。由于误判东亚地区的力量平衡将会导致严重的经济后果，因此美国的工商业和军事利益有可能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对中国采取传统的威慑战略，而不是对中国进行没有必要的挑衅，由此进一步提高了太平洋司令部的权威性。换言之，美国针对中国及太平洋地区的立场源自于某种内在的稳定性，它反过来又强调了在极长时间内实施的冷战新概念。此外，太平洋司令部所处理的多种政治和军事关系的复杂性将使该司令部形成比中央司令部目前具备的更大的影响力。一些军事专家曾以轻蔑的口吻对本文作者指出，中央司令部目前对付的只是“三流水平的中东国家陆军。”
美国在未来数年内将重点从中东转移至太平洋地区——即便这只是理想主义者的乐观预测 ——也将迫使下一任美国总统(无论他或她属于哪一个党派)不得不采取类似于较为温和的共和党总统(如布什、福特和尼克松等)所实行的外交政策。风险控制将成为处于统治地位的思想意识。即使伊拉克成功地转变为民主国家，这也肯定只是一种代价极为高昂的成功，以至于美国军方或外交界都不愿重复这种尝试，尤其是在亚洲地区更是如此，棘手的军事冒险将会造成规模巨大的经济衰退。迈克尔·维克斯(Michael Vickers)是美军“绿色贝雷帽”部队前成员，80年代曾作为中央情报局官员为阿富汗抵抗力量制定了武器发展战略，目前任职于位于华盛顿的战略和预算评估中心。他指出：“与中国开战很容易，你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作战场景，不仅仅是在台湾——尤其是当中国正在发展可覆盖整个太平洋地区的潜艇和导弹作战能力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但困难的是，如何结束这场与中国的战争?”
与参与一战的国家相类似，而与各方都一直高度关注的“无赖国家”所不同的是，21世纪的美国和中国将具备持续作战能力，即使其中一方在大规模作战或相互导弹攻击中被对方击败也是如此。这种情况具有深远影响，维克斯指出：“要结束一场与中国之间的战争，可能意味着要对其政体进行某种形式的改变，因为美国不能留下一些受到伤害和感到愤怒的政体。”另一位来自于美国国防部内部的分析人士告诉本文作者：“要结束与中国之间的战争，将迫使美国大幅度削弱中国的军事能力，由此成胁到中国的能源来源以及中国政府对权力的控制。而此后的情况将发生巨大变化。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方式。”
对于太平洋司令部而言，更好的方式是采用俾斯麦主义的方式，从相对较为孤立的地理中心一夏威夷群岛——分别与美国的主要盟国，如日本、韩国、泰国、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建立合作关系。这些国家反过来又通过建立次级中心，帮助美国控制美拉尼西亚、密克罗尼西亚和玻利尼西亚群岛以及印度洋地区。这种机制的关键在于以一种极为巧妙的方式遏制中国，进而在较长时间以后使这个逐渐崛起的大国在不发生大规模冲突的情况下被纳入PA COM所主导的联盟体系，这也正是北约最终促使苏联解体的方法。
在未来数十年间，无论美国采取何种言行，中国仍将把越来越多的资金用于军事建设。美国确立的唯一现实目标将可能是促使中国将其投入的资源用于增强防御而不是进攻能力。美国的努力必须异常谨慎，因为中国与以前的苏联(或今天的俄罗斯)不同，毕竟中国的软实力和硬实力都在大幅度增强。工商业人士非常乐于谈论“中国概念’中国没有必要象非洲和其他地区的一些国家一样，被动地乞求外来投资。中国采取将传统的中央集权与市场经济相融合的方式，在整个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都拥有了广泛的文化影响力。由于中国目前正在改善其数以亿计的公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因此内部的反对者很难具有象苏联时期的萨哈罗夫和夏兰斯基那样巨大的影响力。只有在那些专制极其令人厌恶和政治统治不成功的国家，如乌克兰和津巴布韦等，民主才具有吸引力。但世界上存在许多灰色地区——如约旦和马来西亚——这些国家的集权因素反而确保了国家的稳定和发展。
以新加坡为例，它将民主和集权统治相结合，使华盛顿的理想主义者们感到厌恶，但太平洋司令部考虑的问题是，新加坡虽然国土面积较小，但它却是太平洋地区最受美军欢迎和最能提供帮助的国家。该国军队的精英中不存在种族歧视，军官和士兵享有优厚待遇，其建立于文莱的丛林战学校具有一流质量。除位于北方的日本外，在太平洋地区只有新加坡能为美军提供另一个非美国军事基地，并可供美军停泊核动力航母。新加坡帮助美国在印尼搜捕伊斯兰恐怖分子，这种努力等同于甚至超过了美国最可信赖的西方盟国。华盛顿的一位军事未来学家告诉本文作者：“新加坡在每个方面都令人敬畏。”
用太平洋战区的一位美国海军陆战队将军的话来形容，太平洋司令部的目标必须是奉行 “多边军事合作方针”。这不仅仅是指美军未来将与新加坡军队在文莱进行联合训练，与印度空军进行试验飞行，在泰国进行大规模年度例行军事演习，或经澳大利亚同意在其北部地区使用一个即将开放的训练设施，还包括与亚洲军事盟友建立排一级部队的协同作战能力，并不断派遣美军部队在该地区的不同地点执行训练部署任务。
与北约体制相比，上述情况是一种进步，前者的作战适应性一直受制于前东方国家集团军事力量的较差标准。政治因素也有利于美国将战略重点转向太平洋地区：美国与欧洲当前的紧张关系对双方军事合作造成了不利影响，而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盟友，如日本和澳大利亚，却愿意与美国进行更多的军事交流，并以此对抗实力不断增强的中国海军。这种情况将对美国有利。日本军事力量的规模虽小，但其特种部队和潜艇力量具备优异的作战能力。而与英国相比，采取前沿攻势部署态势的澳大利亚更适合与美国实施协同作战。
即便如此，在太平洋地区奉行多边军事合作方针仍将受制于美军的技术优势；美军在与那些高技术装备投入不如美国的亚洲国家军队进行联合训练时将会遇到许多难题。一个典型的军事教训是，技术优势并不总是能转化为所预想的作战优势。美军在作战能力上大大超前于世界其他国家军队，即使是最优秀的外交人士也无法缓解这种情况所导致的孤立感，因为外交活动如果不立足于对力量对比的现实评估，它本身将毫无意义。
☆为美国海军对华作战出谋划策
原文作者承认，正在逐步崛起的中国对美国所构成的挑战仍较为轻微，甚至尚不存在。美国海军战舰的总吨位为286万吨其他世界各国的合计数则为304万吨。中国海军战舰的总吨位为263064吨。全世界航母总数为34艘，美国部署了其中的24艘(包括两栖突击母舰)，而中国目前尚未部署航母。其他统计数据也与上述情况类似。但战略和预算评估中心高级分析员罗伯特·沃克(Robert Work)指出，在长达27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刚开始时，雅典对斯巴达形成了巨大的优势，后者当时未建立海军，但却最终赢得了战争胜利。
原作者也承认，中国虽然大幅度提高年内仍将无法与美军相抗衡。因此中国在与美国对抗时将不会以已之短攻彼之长，与后者进行类似于二战太平洋战争那样的常规海空对抗。1944年6月底进行的马里亚纳海战，以及1944年10月的莱特湾和海战，是美国历史上最后几次大规模海战。作为替代手段，中国可能采用不对称方式与美国对抗。在伊拉克，游击战士采用汽车炸弹攻击等方法，向美军展示了低层次的不对称对抗方式，而中国可能会对美国实施高层次的不对抗打击。这正是威胁所在。
但原作者为了兜售其不成熟的观点，又说，中国可能会采取多种方式，运用其先进性稍逊一筹的军事技术，从而与美国实现某种程度的政治一战略均势。一位前美国海军潜艇指挥官及海军战略研究人士在与本文作者交谈时指出，中国近年来认真研究了美国在巴尔干半岛和海湾战争中的所有作战行动的细节，它完全了解美国的军事能力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其海上作战力量的投送能力，即把一支航母战斗群部署于某国 (如伊拉克)周边地区并向该国纵深地带的目标发射导弹的能力。为适应这种形势，中国正在将其光纤系统深埋于地下，并将国防能力转移至中国西部处于美国海军导弹射程之外的纵深地区，与此同时，中国还基于那些设计用于打击美军航母(美国财富和力量的最高象征)的导弹，研究和发展其进攻战略。如果中国发射的1枚巡航导弹击中某艘美军航母，即使未能将其击沉，也会被(美国)视作政治和心理上的巨大灾难，这种灾难将类似于基地组织对纽约世贸大厦“双塔”的袭击。中国正在集中精力发展导弹和潜艇力量，作为在与美国的特定对抗中使后者蒙羞的打击方式。中国从事的远程导弹研发项目使美国决策者深感忧虑。
导弹威胁论是美国鼓吹“中国军事威胁论”人士惯用的法宝。原文作者再三强调：中国正在大力发展高性能导弹，这使它能在美国协防台湾之前就对台发射数百枚导弹。这种打击能力，辅之以由新式潜艇(它们很快将成为一支比美国海军潜艇力量规模更大但质量仍稍逊一筹的水下作战力量)组成的部队，将使中国具备阻止其他国家让其港口停泊美军舰船的能力。在中国现役的70艘潜艇中，绝大部分是性能过时的苏制常规潜艇；但这些潜艇可用于在中国南海、东海和黄海部署机动水雷场。《华尔街日报》记者戴维·拉格(DavidLague)指出，上述海域“水深不均，背景噪声较高，有很强的海流和不断转换的水温层”，这将使潜艇探测面临极大困难。此外，中国海军在2010年左右将部署17艘具有隐身能力的新型常规潜艇及3艘核潜艇。由此可以设想，中国将对美国(或美国的某个盟友)发起令后者难堪的打击。随后，中国将实施各种类型的秘密压制行动，如对台湾的供电网络实施一系列无法跟踪来源的网络攻击，目的在于逐步打击民众士气。这并非科幻小说，中国已在网络战训练和技术方面投入大量资源。
可以从中国在特定状态下展示力量的情况预测未来一段时间的事态发展，如中国在 2001年春季成功迫降美国海军的1架EP一3监视飞机。这种战术可能比伊拉克战争更能代表21世纪战争的发展趋势，中国在这方面将不会缺少机会。在美国每两年举行一次的环太平洋军事演习中，中国潜艇有一次曾潜航至美国海军航母战斗群所在水域的下方，随后又上浮至水面。中国已能在海上布设机动目标，并用潜射或陆基导弹将其摧毁，由此充分显示了其不仅能威胁航母而且能打击敌方驱逐舰、护卫舰和巡洋舰的能力。(在此可以考虑恐怖分子于2000年在也门海岸袭击美国海军“科尔”号导弹驱逐舰后引发的政治效应，然后再思考未来将更容易对此类舰艇发动袭击的情况)。中国还可以在美国海军于亚洲近海举行“自由巡航”演习时，对其中某艘舰艇发动突然袭击。对某艘舰艇的袭击将被视作孤立事件，但需引起注意的是，在一个媒体传播全球化的时代里，这种攻击将产生重要的战略性后果。由于全球新闻媒体通常都站在袭击者而不是处于绝对优势地位的超级大国一边，因此中国将具备内在的政治优势。
原文作者还大力倡议美军采用非常规手段对付中国。他说，针对这种态势的发展，美国应作出什么样的军事反应呢?答案是美国应采用更多的非常规手段。美国海军目前主要是一支远洋作战力量(“蓝水海军”)，在和平时期担负着控制广阔海洋和保护大部分世界自由贸易活动的任务。如果没有美国海军的舰船和官兵，全球化进程将无法实施。但从本质上而言，美国越来越需要部署三支相互独立的海军力量：一支负责维持美军以海洋为平台实施近岸轰炸的作战能力(为诸如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等作战行动提供支援)；一支用于执行近岸特种作战任务(如打击那些以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南部地区为基地的恐怖组织)；另一支用于增强美军隐身作战能力(在中国大陆沿海、台湾海峡及其他地区巡航)。由于许多太平洋岛国都在加强与中国的关系，因此上述三支美国海军力量都应直接或间接担负遏制中国的任务。
对于上述第一支力量而言，美国海军的航母战斗群已足以担负其相应任务，因此美国必须进一步发展另两支海军力量。特种作战海军将需要部署大量小型舰船，包括目前正由通用动力公司和洛一马公司研制的濒海战斗舰(Lcs)。LCS长度约为 400英尺(约122米)，仅需少数舰员并能在极浅水域中航行，航速非常高(可超过40节)，可用于部署特种部队(如“海豹突击了军费支出，但其海军和空军力量在数十队”)。近岸海军的另一支重要组成力量是Mark—V型特种作战艇。该艇长度仅8英尺(约2.44米)，航速超过50节，航程可达600海里 (约1110公里)。该艇吃水深度仅5英尺(约1.53米)，可将1个排的“海豹突击队”运送上岸，而单价仅为500多万美元，美国国防部采购1架F/A 一22战斗机的资金就可采购数十艘该型作战艇。
在发展第三类海军力量时，将要求实施根本性变革。由于媒体的干预作用日益增强，因此军事行动必须更加隐蔽，以至于可从潜艇派遣特种兵俘获或击毙恐怖分子，或将特务派遣至那些政府无法控制的地区。当然，潜艇也存在缺陷：与航母相比不能作为轰炸平台，作战效费比次于航母。即便如此，潜艇仍然代表着未来战争的发展方向，因为保护航母免遭敌方导弹攻击的可能性将越来越小。
为隐身海军提供护航的将是更多的新型常规潜艇，它们已在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等国服役或建造，中国也正在研制和部署新型常规潜艇。然而，美国担负的全球政治责任使它有必要部署核潜艇，而且不可能向常规潜艇转变。作为替代方法，美国已为4 艘核潜艇改装了常规武器，并使它们能输送“海豹突击队”，最终还可部署远程无人间谍飞机。改装后的核潜艇可作为部署于近海小型舰艇的母船。
当然，上述所有举措都无法改变美军对基地部署权的需求。美军能有越多的通道进入基地，就具备越强的作战灵活性，如为无人飞行提供支援，进行空中加油，以及最为重要的问题，即迫使中国军队面临更多而不是少数几个问题。最重要的教训是：永远不要使作战对手只需解决少数问题(如搜索和攻击航母)，因为一旦如此，对手将较为轻松地解决这些问题。
☆关岛与合作安全区
原文作者还从战区和战役部署的角度研究了未来对华作战问题。他主要关注了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的作战基地问题。他写道：位于关岛北端的安德森空军基地标志着美国未来的太平洋战略。它是世界上最具潜力的美军作战力量投送平台。本文作者最近乘座1架军用飞机抵达该岛，见到该岛部署的排成长列的B-52型轰炸机、C-17型运输机、F/A-18战斗机及E一2预警机等各种机型。该基地拥有长达10000英尺(约3050米)的跑道，能够部署美国空军任何现役机型，甚至可供航天飞机实施紧急着陆。主跑道及滑行道具有极为宽阔的延长线，以至于本文作者抵达该机场时，几乎没有注意到停机坪上停放着1个“小鹰”号航母舰载机联队所属的战机，“小鹰”号当时正在执行实弹轰炸演习任务，未能返回位于日本的母港。本文作者还在跑道上看到1辆满载巡航导弹的卡车。美军在太平洋地区的其他任何基地所储存的弹药量都不及安德森空军基地：该基地在任何时候都保持约10万枚炸弹和导弹的储存量。该基地还储存了6600万加仑(约2.5亿升)航空燃料，这使它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战略性燃料储备基地。
美军在关岛还部署了1个潜艇中队以及1个规模正不断扩展的海军基地，其地理位置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规模相当于1个海军陆战师或陆军师的美国空军部队从该岛出发，几乎可覆盖PACOM的整个作战责任区。美军战机从美国西海岸飞抵朝鲜需13小时，而从关岛起飞仅需4个小时。
本文作者访问关岛时担任安德森基地美国空军指挥官的丹尼斯·拉尔森(DennisLarsen)少将曾指出：“该基地与冲绳基地不同，它是太平洋中的美国领土。”美国可在关岛从事任何活动，而不必担心其巨大的资源投入会化为泡影。实际上，安德森基地令本文作者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其在现有基础上向南和向西延伸的巨大空间。美国已向该基地建设投入了数亿美元资金，在荚军旨在将其作战重点从欧洲转向亚洲的新的一轮全球基地调整中，这个靠近中国的太平洋小岛将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在可能发生的台海冲突中，如果美军在关岛部署1个航母战斗群，将迫使中国要么对停泊在港内的该肮母战斗群发动攻击一一由此对美国领土实施打击——要么在由该航母战斗群驶离港口并在2天内抵达台湾近海水域。
在冷战期间，美国海军为应付特定威胁即与苏联交战而建造了相应基础设施。便目前美国海军面临的威胁呈现出多样性和不确定性：因此必须在任何时候都做好准备，如与朝鲜之间的常规战争或与大国支持的人平洋地区的“无赖岛国”进行的非常规游击战。这要求美国海军在关岛进行更为灵活的部署，进而意味着将相关勤务工作外包于关岛上的民间机构，从而使美国海军能将精力集中于军事事务。本文作者在关岛上碰到的1名美国海军上尉已拥有在太平洋沿岸所有地区服役的经历，他向本文作者谈到了美国海军已为安德森基地制定的一些发展计划，如扩建码头，修建更多单身军官宿舍及加固电力系统等，他指出：“我们目前所拥有的巨大发展空间亳无意义，关键问题在于，我们应如何应对全面战争情况下突然增大的各种作战需求。”
在上述情况下，所有方面都存在问题。美国在将关岛建设为西太平洋的另一个夏威夷的同时，也使中国面临着较为单纯的形势，因为后者在这种情况下仅需解决一个问题：如何对关岛实施威慑或威胁。美军与中国进行对抗的有效方式不是集中力量而是反其道而行之，即分散部署作战力量。因此美国面临的问题是如何防止关岛变成异常巨大的目标。
对此，美国必须采取一系列相应对策。例如，帕劳是太平洋上一个人口仅为2万人的群岛国家，位于菲律宾棉兰佬岛和密克罗尼西亚联邦之间，其财政收入主要取决于美国与其签署的防务协议，因此美国可在该岛加强军力建设。美国应继续在靠近中国的中亚地区保持基地，如位于乌兹别克斯坦的汗阿巴德基地(驻该基地美军已根据美乌之间达成的协议，于2005年11月21日全部撤离该基地——译者注)和位于吉尔吉斯斯坦的马纳斯空军基地，这些基地都是在阿富汗战争中发展和扩大起来的。美国将继续建立被称为合作安全区(CSL)的机制。
这种合作安全区可能位于基地所在国的民用机场的某个不起眼的角落，或是靠近燃料和机务保障设施的1条肮脏的跑道，或是目前尚未与美国签署正式提供基地协议(而是通过民间承包商作为中间人签署非正式协议)的盟国军用机场。CSL的构想主要建立在微妙的双边关系基础之上，它主要位于美国国防部作战能力以及美国国务院外交努力的交点(或本应如此)。美军海外大型基地(如土耳其)存在的问题——正如美国在伊拉克战争所体会到的那样——在于这些基地是一种美国武力侵略性和胁迫性的象征，因此基地所在国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拒绝美军使用这些基地。因此，美国在未来必须部署不引人注日的基地，并使这些基地在表面上更有利于所在国而不是美国。基地所在国允许美军使用这些基地应有助于强化该国的民族尊严而不是使其遭受侮辱。
本文作者曾访问过东非和亚洲地区的多个CSL。以下简要介绍其运行机制。美国为这些 CSL提供设施维护和升级所需经费，并由此帮助CSL所在国能更好地在该地区投送其空中和海上力量。与此同时，美国还与CSL所在国军队定期进行联合演习，而这些基地是演习的重点。美国还向周边地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这种民事项目为美国驻军在当地媒体上树立了正面形象，美国对亚洲海啸作出的反应属于这种情况，这次行动标志着全世界多家媒体首次注意到美军在全球范围内实施的人道主义救援工作。在树立这种正面外交形象的前提下，美国就能够在需要使用基地时获得所在国政府的批准。
在通常情况下，民营承包商对CSL的运行控制起着关键作用。如在亚洲地区，民营承包商通常是美国空军或海军的退役军士长，他很可能是一位维护专家，在泰国或菲律宾驻防多年，能说流利的当地语言，可能在美国本土离婚后与当地人结婚，并通常受到当地人的欢迎。他向基地所在国军方承租基地设施，然后向部署于该基地的美国空军飞行员收取一定费用。从正式意义而言，他是在做自己的生意，而基地所和国通常乐于接受这种方式，因为从表面上看该围并未向美国军方提供服务。当然，包括当地媒体在内，不会有任何人相信这一点。但这种事实上与美军之间的间接关系比直接关系更易于缓解紧张形势。民营承包商通常也避免将美军飞行员置于不必要的麻烦之中，如将这些飞行员带至那些合适的旅店和酒吧，并对后者的言行举止提出建议。(如果不是长期在泰国乌塔堡海军航空站担任民营承包商的丹·格勒瑞特的帮助，该基地不可能在亚洲海啸救援行动中为美军提供极为便利的帮助)。
本文作者与这些民营承包商进行了接触，并跟随他们参观了一些外国空军荩地，由此形成的感想是，美国空军要实现在这些基地起降战机的目标，实际上只需做很少量的工作。尤其是在“9·11”事件以后，美国空军一直在缓慢发展适于远程作战的严格要求，以此改善牢军人员在传统卜形成的较为舒适的生活方式(与美军其他军种相比较而言)。为战机提供的地面勤务服务量通常要少于为大型舰艇提供的地面勤务，而美困已开始掌握在轻装、强杀伤力和隐身攻击中与国外建立非正式关系的方法。为在太平洋和其他地区取得作战胜利，美国海军应发展类似于美国空军的构想，即更少进行那些炫耀武力的对国外港口的访问，而学会更多地在深夜时分悄悄出入外国港口。
☆试图运用潜规则对付中国
卡普兰认为中国水下舰队将对美国海上力量构成严重威胁。图为中国海军新型宋级改型潜艇。
原文称，21世纪第一阶段的世界形势将不会象20世纪后半叶那样稳定，这是因为当前世界再也不是冷战中的两极对抗格局。中国与美国在太平洋的对抗不会对世界政治态势产生压倒性影响，但这种对抗将是几种地区性对抗中最重要的一种。即便如此，这种情况仍将是美国在构建其国外防务态势时所关注的重点问题。如果美国足够明智，这种态势将会使其重新建立与欧洲的和谐关系。无论美军能如何成功地适应中国的崛起，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美围在太平洋地区的压倒性优势将不会持续太久。亚洲问题专家马克·赫尔普林(Mark Helprin)指出，虽然美国在中东地区促进民主化，但也只能与那些体制类似于美国的国家改善关系，而中国正在以非道德方式获得实质性利益——这类似于美国在冷战中采取的做法。中国肯定希望美国对乌兹别克斯坦领导人伊斯拉姆·卡里莫夫采取更为敌视的政策。这将使中国能建造更多通向该国的输油管线以及进行其他交易，并可能说服卡里莫大阻止美军使用汗阿巴德基地。如果卡里莫夫政府在类似于吉尔吉斯斯坦的“革命”中倒台，美国将要么与新政权保持稳定关系，要么把对该国的影响力拱手让给中国。
美同还应认识到，在未来数年或数十年内，欧洲与中国在道德认识上的巨大分歧将会逐步缩小，尤其是在中国的中央集权统治更为强大，以及欧盟基于布鲁塞尔条约等更加专横的法规制度成为民主性较差的超级大国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俄罗斯正在坚定不移地向非民主化的道路前进总统普京针对美国支持乌克兰民主运动的间应是，同意与中国举行“大规模”联合演习。
因此，美国不应再带着愤世嫉俗情绪进行权力政治游戏，而应完全基于讲求实际的“威尔逊上义”实施其外交政策。美国应继续努力使相关国家脱离中国的影响，就象尼克松在冷战期间引诱那些道德纪录不完美的国家脱离苏联的怀抱一样。这种做法可能会形成一个全新的北约，并最终成为一个全球性联盟。实际上，荷兰、挪成、德国和西班牙住高速导弹艇和滩头攻击登陆平台的研发方面都投入了大量资源，英法也正在研制新型航母。由十欧洲努力避免冲突并在地缘政治问题上更多地诉诸于谈判和法律争吵，因此其重点加强海上力量建设是怍常合适的举措。从本质上而言，海上力量的威胁程度小于地而作战力最，前者在实施大规模行动时不需要进行大规模岸上部署。如在亚洲海啸救援中，美国海军陆战队及海军官兵每天晚上都回到所在航母和驱逐舰。陆军通常实施进攻行动，而海军则通常访问其他同家港口。海上力量通常是比地面作战力量更为有效的政治手段，它可将大规模军事力量部署于远离本国的地区，但却小会形成过于紧张的对抗态势。由于舰船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抵达某些地区，比地面部队的威胁性更低，因此海军力最有利于通过外交努力在危机态势中施加压力并挽回形势。以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为例，英国专家威尔莫特(H.P.Willmott)指出“美国使用海军力最是一种风险最低的选择，舰艇的较慢速度使美苏双方都由时间冷静思考，并针对极度危险的形势作出理性反应。”
潜艇则是上述规则的一种例外情况，它们在水下的行动具有较大的自由度且易于逃逸，能够完全避开媒体监视，从而使某国政府能够使用潜艇采取军事攻势，尤其是能够在不触犯对方公民敏感心理的情况下进行间谍活动。瑞典的中立立场正是基于其强大海军力量的艰苦努力而赢得，而该国许多充满理想主义的民众可能对此一无所知.太平洋地区的日本是一个完全依赖于对外贸易的同家，它对其潜艇力量的依赖正不断增大。海上力量负黄保护那些由各种条约加以规范的贸易活动；17世纪的荷兰人雨果·格劳修斯(Hugo Grotius)成为国际法之父，这一点毫不令人奇怪，他生活在荷兰海军拥有全球最强战斗力的时代。由于全球化的影响，21世纪的海上交通将呈现出史无前例的巨大规模，这要求外交人士和海军军官采用不同于以往的规则。由于欧盟的经济影响正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展，它可能会发现，与19世纪的美国和当今的中国一样，欧洲也有必要扩充海军力量以保护其自身利益。
欧洲各国目前正在建造的舰艇和海军装备在设计时就已考虑了融入美军作战网络的问题。被美国视为火西洋作战力量的欧洲各国可能已在发展全球作战能力；例如，瑞典潜艇部队正在太平洋地区帮助美国人训练如何猎歼常规潜艇。在具有现实性的未来军事形势中，海洋作战将是北约和欧洲可以利用的最佳机会。即便如此，北约盟国的合作目前仍存在较大随意性且象征性意义越来越薄弱。北约为重新确立其政冶影响，必须建立一种无人能怀疑其战斗意志及迅速攻击能力的军事联盟。北约在冷战期间确立了这种形象——正因为如此，苏联才从来不敢尝试对北约进行挑战。当然，北约东扩有助于稳定前华约国家，但在确定这种做法的政治必要性的同时，也必须承认前华约国家与北约国家相比较差的军事标准，以及这种情况所导敛的问题。北约东扩的范围越大，基作为作战力量就显得更加肤浅和缺乏成效，它所声称的为任何一个成员国的利益而战的目标就越成问题。过快地将一些军事能力标准较低的国家纳入北约体系并不符合该组织的利益。北约不能为了在某种程度上支持民主而扩大其防务联盟，而是应象它目前在格鲁吉亚所采取的举措那样，将西方国家的海军陆战队派遣至该中驻防一年，帮助训练该国军队。当某个类似于格鲁吉亚的国家采取这种办式逐渐融入北约时，其作为北约成员的身份才同时具备军事和政治意义。从有将这些旧家的军队训练成为一支能在数天或数/小时内在西非海岸登陆的精锐作战力量，才能拯救北约。
美国有必要拯救北约。北约是美国所主导的组织，这与实力不断增强的欧盟完全不同，后者一旦真正拥有其所属的防务力量，将不可避免地成为一支具有强人竞争力的军事力量，而欧盟可能为与中国保持一致立场，使用这支军事力量对抗美国。本文作者在此直言不讳地表达出一些政治决策者和专家所讳言的问题。北约和独立自主的欧盟军事力量不可能都实现繁荣发展，其中只有一个——我们希望是前者——能保持发展，由此使欧洲成为对美国有利的军事力量，而不至于在美国与中国对抗时成为影响前者的不利因素。
对于美国海军而言，中国的军事挑战已成为现实。本文作者最近用四周时间，随美国海军 “本福德”号导弹驱逐舰先后访问了印尼、新加坡、菲律宾、关岛和夏威夷。访问期间，“本福德”号完成了对亚洲海啸地区的救援任务(包括向岸上运输食物以及重新绘制海岸线地图等)，随后实施了海上作战演练，演练主要在舰上的作战信息中心内。通常由1名战术行动军官指挥该舰对中国或朝鲜发动的模拟攻击行动作出反应。本文作者通过观察作战信息中心内的行动了解到，虽然这种海战通过耳机和计算机键盘模拟实施，但其作战强度绝不次于艰苦卓绝的城市巷战。一次错误的决策将导致该舰遭受灾难性的导弹攻击。
海战是一种需要理智处理的对抗行动。威胁正在地平线逐渐生成，而目前尚不能观察到，所有情况都只能归结为统计数字。主要的作战目标在于欺敌而不在于首先发动攻击——即使是在己方尚无法承受攻击损失的情况下，也要诱使敌方首先开火，从而使己方把握政治优势。
“本福德”号驱逐舰上，本文作者感觉到某种情绪，这种情绪在那些高级军官(他们是美国海军的骨干力量和坚定信念的源泉)中尤为强烈，即他们可能会在西太平洋中经受类似于伊拉克战争中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所受的考验。迄今为止，海湾地区针对美罔海军的威胁主要是不对称攻击(如对“科尔”号的袭击)。然而，太平洋地区的美国海军将遭遇各种各样的威胁，从东南亚地区攻击性不断增强的恐怖组织，到在太平洋北郜与巾国海军潜艇进行的“猫鼠游戏”等等。为应对太平洋地区的所有威胁，美国海军应该成为反应更加敏捷的作战力量，从而能更好地对抗非常规威胁(如突然发生的海啸等)。
在面对未来数十年的挑战时，一位美军高级军官对本文作者指出，威胁首先来自于海湾，随后将转移到太平津“美国海军应该在海湾那个‘小水坑’里少花一些时间，而把更多的时间用在太平洋这个‘池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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